第十章 道義之交
“不能忘記老朋友”
“死生亦大矣！”一個人在告別這個世界時的遺言，曆來被看作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生命囑托，一種具有紀念性、經典性、持久性的臨終交代。如果當事人是一位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政治家，一位轟動世界、名垂青史的偉人，那麼，他的遺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不容忽視的價值。
周恩來總理在瀕臨生命終點時，鄭重囑咐：“不能忘記老朋友。”這句普通至極的家常話語，卻是飽含著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個字，雜合著血淚，凝聚著深情，映現著中華文明倫理道德的優秀傳統，閃射著偉大革命家高尚人格與政治遠見的奪目光輝，當然，裏麵也滲透著我黨數十年來鬥爭實踐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
內政外交，內憂外患，長年累月超負荷的繁重公務，嚴重地損害了周總理的健康；而“四人幫”的明槍暗箭、百般刁難、重重設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更使他的心靈飽受痛苦的煎熬。這種長期、持續、強烈的“孤樹加雙斧”般的折磨與摧殘，生生地把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盡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鋼澆鐵鑄的硬漢著稱，盡管他有無窮的精力和驚人的毅力，最後也不得不在疾病與死神麵前敗下陣來。
已經廣泛轉移的惡性腫瘤，時刻侵噬著他的內髒與肌骨，消耗著體內的營養物質，使他的身體虛弱至極。最後形銷骨立，隻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體重。住院二十個月，經過大小手術十三次，輸血八十九次，身上插著氧氣管、輸液管、引流管，還有心電圖監護儀的電極板，以致連翻身都受到了限製。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著，顴骨高高隆起，蒼白的臉龐上布滿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著，已經不能再現往日那種發光閃電、炯炯有神的異彩。
總理的頭腦依舊非常清晰，思維十分敏捷。麵對已經叩響生命喪鍾的死神，他態度安詳，坦蕩自若，風趣地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他知道生命屬於自己已經時日無多了，便抓緊這最後的有限時光，安排好各項重要工作。大至取得毛澤東主席的支持，選定鄧小平為助手，統籌四個現代化，遍及經濟、科教、外交、軍事和“全麵整頓”，小到文件的歸還、死後骨灰的處理，一一做出最後的交代。
1975年，對於中國來說，這是異常艱難的一年，舉國上下在憂心忡忡中度過。而周恩來的病中歲月，更無異於在刀尖劍芒上翻滾，曆經著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後，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癌細胞迅速擴散到腹腔內髒，轉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引致周身上下劇烈疼痛，經常是渾身抖顫，大汗淋漓；各種鎮靜、止痛藥物全然失去了作用。12月20日清晨，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羅青長。可是，待到羅青長匆匆趕到，護士卻悄悄地告訴他，總理已經昏睡過去，請他在隔壁房間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時分，周總理才蘇醒過來，親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邊，然後，翕張著幹癟的嘴唇，以微弱的聲音，吃力地詢問了台灣近況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現狀，最後，鄭重囑托：“不能忘記老朋友。”停頓了一下，又稍加解釋：“不能忘記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們，那些幫助過我們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隻做過一件有益於革命的事，比如還在台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
羅青長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四十多年，聽過總理多次部署對台工作。他知道，“在台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張學良將軍。總理多次同他談過，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偉大人物，西安事變挽救了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中華民族促成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那麼，另一位“姓張的朋友”呢？羅青長也曉得，指的是張鎮先生。事情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國共談判正在進行中。在簽訂《雙十協定》兩天前，一直致力於國共合作的國民黨要員、談判代表張治中，舉行盛大酒會宴請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當晚突然發生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途中遭國民黨士兵槍擊事件。聞訊後，周恩來立刻警覺起來，深為毛澤東主席的安全擔心，於是，向出身於黃埔軍校的舊相識、時任國民黨重慶憲兵司令的張鎮提出“派兵護送”的要求。張鎮立即調來憲兵司令的座車，並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紅岩。第二天，張鎮又進一步加強了警衛工作，凡屬毛澤東參加的活動，他都親自布置警戒。國共和談協定簽字後，張鎮得知毛澤東一行要飛回延安，便親自護送到機場。張鎮後來去了台灣，但周恩來一直銘記著這件事，曾經囑咐過羅青長：“將來台灣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記張鎮的這一功勞。”彌留之際，又再次做了提醒，唯恐將來實際處理時有所忽略。
據張學良研究專家畢萬聞提供資料稱，是年9月，當周總理聽說張學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險，感到十分焦慮，當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有關部門查清具體情況，批示的最後三個字是：“托、托、托”，意在鄭重委托。這是周恩來生前無數份批示中的最後一份。
周恩來與張學良相識、相知於1936年4月。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1935年10月，東北軍的團長高福源，率領六一九團進攻陝北蘇區榆林橋時，被紅軍俘虜，爾後，進入政治學習班學習，聆聽了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人的講話並受到接見。這使他深受教育，主動提出，回去要麵諫張學良，達成與紅軍共同抗日。經過研究批準，高福源帶上了周恩來的親筆信，返回東北軍駐地，說是有重要機密要麵陳張副總司令。張學良拆封後，見信中提出，“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東北軍應該掉轉槍口，對準真正的敵人，即在東北燒殺搶掠的日本軍隊”，他極表讚同，深受觸動，決定與紅軍高層代表會談，共商抗敵大計。這樣，高福源便於翌年1月16日重返蘇區，麵見毛澤東、周恩來，轉達了張學良要求紅軍派代表商談的意見。於是，雙方代表坐在一起，就聯合抗日問題，進行多次秘密商談，達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並建立電台聯係等項協議，在紅軍同東北軍之間搭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梁。
在此基礎上，4月9日晚9時，時任“剿總”副總司令的張學良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在膚施（延安）清涼山下一個天主教堂裏秘密會晤，商談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體目標；討論了抗日救國應走什麼道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等重大課題，以及通商、交通、互派代表、培養抗日人才等具體事項。商談中一個焦點，是如何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建立怎樣的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張學良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先生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全國主要軍事力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財政、金融、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辦。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果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並非不願意爭取他，而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蔣氏在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卻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內’，這與西太後的‘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賣國主張如出一轍。”最後，周恩來表示，隻要蔣先生實行抗日，共產黨和紅軍是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捐棄前嫌，一致對外的。
5月12日夜，兩人又舉行了第二次密談。
現當代黨史專家認為，膚施會談真誠、直率、平等、友善，為不同性質的軍隊在民族危亡之際，攜手禦侮，特別是為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準備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條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雙邊談判的一次成功範例。
通過會麵懇談，兩位高層領導人各自給對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後，周恩來興奮地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張學良，說：“座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誌並電告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同時，他又提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張學良對這次會談也感到非常滿意，說：“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給我印象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他知道當時紅軍經濟上正處於窘境，遂以兩萬銀元的私款相贈；回到西安後，又慷慨捐贈了二十萬元法幣。據紅軍軍需賬上記載，這個期間，張學良共接濟紅軍七十六萬元。
七個月後，西安事變發生，周恩來應張學良邀請，飛抵西安，兩人朝夕相處了八天，共商和平解決善後事宜。據《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一書記載，當時，張有千頭萬緒的事情等著商量：南京方麵揚言，要炸平西安，應該如何應對？國民黨大老於右任要來西安安慰，應該怎樣答複？宋子文要前來談判，西安方麵要怎樣提出基本條件？對如何處置蔣氏，意見分歧很大，應該如何統一？這一切，都有待商量，有待決斷。書中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