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別樣恩仇
情感定位
國恨家仇未報，同根萁豆相煎。將軍一怒發衝冠。抗日臨潼兵諫。 本是恩將仇報，還玩結契金蘭。梟雄手眼不新鮮。一味癡迷堪歎！
《西江月》詞一闋，說的是千古功臣張學良與大獨裁者蔣介石的恩仇舊事。
一位偉大的哲人說過：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是從發展過程完成的結果開始的。
那麼，我們也就從當事人的“事後結果”說起。
1975年4月5日，由於心髒病突發，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終年八十九歲。囚禁中的張學良聞訊後，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想到自己與這位逝者近半個世紀的恩怨仇讎，不禁心潮翻湧，百感交集。
真沒料到，在他長達一個世紀的生命途程中，竟有一多半時間是在這位雄鷙而殘忍的強勢人物的支配下度過的。由於這個人的存在，使他的盛衰榮辱，包括整個生命的軌跡，發生了截然的改變。西京之役，是他的命運的轉捩點，“攪得周天寒徹”，也“閱盡人間春色”。
須知，蔣介石這個大獨裁者可不是好對付的，一貫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為了實施報複，先是按照國法判了張學良十年徒刑，可是，又一轉念，覺得不妥—十年過後，這員虎將也才四十多歲，正當壯年，放出來那還得了？於是，又變了個招法，改用“家法”來加以管教。一則，可以蒙上一絲脈脈溫情，彰顯二人之間的特殊關係，讓他人不好說話；二則，從此可以監禁終生，直到垂垂老死。這些，在他人眼中都是洞若觀火的“陽謀”，隻是，張將軍卻沒有看出個中機竅。“梟雄手眼不新鮮，一味癡迷堪歎”。
且看他送給蔣介石的這副挽聯：
關懷之殷，情同骨肉；
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據說，早在1948年，張將軍初到台灣井上溫泉時，即曾寫下了“愛護之深”、“關切之情”、“國事之爭”、“幾同參商”等語句，塗塗改改，斟酌過許多次；到了蔣介石去世，這副挽聯正式成稿，足足運思了二十七年之久。可見，這十六個字並非率爾操觚的產物，其間的蘊涵還是深堪玩味的。
這裏，張將軍集中表述了他同蔣氏的特殊關係。其特殊的程度，竟至於我們很難加以準確、鮮明地定位—
想當年，張學良手握三十萬重兵，身為北半神州的一方霸主，其角色與身份，儼然與“江湖老大”的蔣介石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他既不同於一般的軍閥，更有別於蔣氏的普通部下、一般僚屬。此其一。
發展到後來，蔣、張二人，在最高統帥部，一為正職，一為副職，又成了上下級關係；可是，由於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和協調中原大戰這兩個至為關鍵的時刻，曾經對蔣氏施以有力的援手，甚至可以說是拯危救溺，恩同再造，因而，他在世人心目中，尤其是在蔣氏的心目中，具有他人無與倫比的獨特地位。此其二。
在此後的八年間，張學良“一切唯蔣之命是聽”，可說是蔣家王朝最賣力、最聽話的忠臣良將。耿耿丹心，推誠相與，“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即便最後為了一致對外、團結抗日，被逼實行“臨潼兵諫”，其最終目的也不是要把蔣氏打倒。此其三。
其四，他們曾結契金蘭，訂下“手足之誼”；有人甚至說他們不啻父子關係，比如，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就有“蔣張二人是家長與子弟關係”的說法。不過，若是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這種“父子關係”說，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郭軍反奉期間，由於少帥與“大逆不道的郭鬼子穿一條褲子”，劃不清敵我界限，老帥張作霖也曾把他罵得“狗血噴頭”，最後又演出“轅門斬子”、“劉備摔孩子”的鬧劇。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做給旁人看的，骨子裏浸透著純真的父愛。那麼，且問：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對張學良也是如此嗎？
“關懷”
當然，就張學良自己來說，也可能確曾存在過這種想法。我們不妨聽聽他在“口述曆史”中是怎麼講的：
老先生對我還是不錯的了。我不是說過，他死了我寫了副對聯嗎？我這是私人的對聯，我吊他的。我說：“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老先生對我，那是很關懷的。我有病，差不多夠嗆了，他們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別關切，還派了醫生，派了中央醫院的來看我。
蔣先生是原諒我了，不原諒我，他不把我槍斃呀？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我是個軍人，我懂得。我也是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
說實在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我當時就說，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們在解讀這副聯語時，遇到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這裏說的“關懷”，究竟做何讀解？從張將軍本人的口述中，自然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蔣氏對於他是真心關懷的；也就是說，聯語中表述的正是作者本意，發自作者內心。以張學良的坦蕩胸懷，以他的忠恕之道和與人為善的天性來說，他這樣說、這樣做，都是情通理順的。
但是，這樣一來，人們馬上就會產生疑問：難道世間竟有這樣關懷的嗎？而且竟是“之殷”，竟是“情同骨肉”！不關懷，又將如何？難道隻有殺頭才是不關懷嗎？百般困惑之餘，有人代為求解：認為應該考慮這樣一個背景—雖然張將軍說吊唁是私人性質的，但他清醒地曉得，悼詞最終必然公之於眾，不宜苛薄、蹊刻；特別是，當時還處於拘禁之中，先主雖逝，後主還在，因此，他不能不存有某些顧忌，因而免不得會夾帶一點冠冕堂皇的成分。而到了十多年後，在做“口述曆史”時，也不便改口了，似乎也沒有必要改口了，於是，順水推舟，就這樣過來了；況且，留下一個“忠恕”的美名，對他也並沒有什麼壞處。
後一因素盡管不能完全排除，但我以為，就張將軍當時的心境來揣測，主導成分還是前者。張學良之所以為張學良，其實正在於此。
可以說，對於蔣介石的雄猜、鷙狠、陰險、多疑、耍手腕、弄權術的“人性暗箱”，張學良自始至終都沒有真正地弄明白。因而，他一路地赤誠相與，一路地獻身賣力，一路地吃虧上當，嚐盡了苦頭，最終仍然執迷不悟。
從本性上講，兩人就迥然有異，甚至是判若雲泥。張學良正而不詭，蔣介石詭而不正。二人的出身、閱曆完全不同。蔣氏自幼混跡於十裏洋場，隻身闖蕩江湖，從最底層一步步地爬了上來，曆盡人世風波，長於應付艱危局麵，最後練成了“通天老狐”，謀深慮遠，陰險叵測；而張學良出生於富貴人家，“年少萬兜鍪”，萬事皆能順其心誌，無須刻意經營，即可達致仕途通顯；又兼他在接納“孝悌忠信”儒家文化的同時，深受西方文化之熏染，因而，少了些磨煉與韌性，多了些張狂與曠達，為人處世，逞義氣、重名節、講感情，相對單純、率真一些，有時耍一點小聰明，即所謂“黠慧”，而缺乏更深遠的謀略。
在張學良的字典裏，似乎沒有“機心”二字，什麼狡獪、權謀、暗算、防範，好像都與他毫不相幹。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輕易地委信於人。對於蔣介石，他就正是這樣。即使到最後，他也還是對蔣氏做“有大略，無雄才”的評價，以“才智”作為衡人標準，而無涉於品格、人性、倫理道德。因為他不懂得這一套。而長於政治權術的蔣介石，則恰恰與之相反。
說到二人之間“宛若仇讎”的“政見之爭”，他在“口述曆史”中說：
我的判斷，他對我討厭極了。所以，後來不能讓我自由。他心裏第一敵人是共產黨，而我的第一敵人是日本。其實，我跟蔣先生兩個人的衝突，沒有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
看來，根本之點在於如何對待“抗日”和“剿共”上。這一矛盾、衝突，貫穿於從“東北易幟”到“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之中。
交往三階段
細按張學良與蔣介石的“交情”，客觀地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東北易幟擁蔣，到協調中原戰事助蔣，為“蜜月期”，這是兩人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在他們磕頭換帖，結為“把兄弟”的同時，於鳳至與宋美齡也結拜為姐妹，於稱宋母為“幹娘”。隨著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便駐節北平，節製冀、晉、察、綏、遼、吉、黑、熱八省軍事，權力與地位到達了巔峰。
爾後，逐步進入了“摩擦期”，中經九一八事變、熱河失守，張學良被逼下野，歐洲考察後複出。
最後是“交惡期”，一方要“剿共”，一方要抗日，結局為臨潼兵諫，捉蔣放蔣。
與此相對應，蔣介石對於張學良及其麾下的東北軍，始而拉攏、利用，繼則遏製、削弱，最後分化、剝奪。總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來也未曾像對待他的嫡係那樣真正地信任過。
應該說，張學良對於蔣氏的倚重與信賴，以至後來的“敲打、教訓”，絕非源於私人情感上的好惡，或是出於個人的利害權衡，而是出自對國家命運、民生疾苦的關心，他從小就渴望國家統一、民族複興。他說：
良年方弱冠，屢參戰事，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誌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實為懺悔。
作為嶄新頭角的青年將領，他在軍閥中首倡罷兵息爭。在多次諫諍父帥未能如願的情況下，憤懣不已，決心“一旦掌權，要盡量避免無意義的戰爭，要利用自己的機會和優勢，盡力為國家的和平與統一做點什麼”。但他並沒有分疆割據、獨霸稱王的野心，無論是父親期望他成為李世民，還是日本人別有用心地勸他做“滿洲王”，他都不予理睬。至於問鼎中原，稱霸全國，他更是從來都沒有想過。他願意在“一個領袖”之下，實現他的報國濟民的宏偉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