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學良看來，就當時局勢而言，在各路軍閥中，以蔣介石為最有能力、也最有實力統一中國。原來，他把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績，全部記在了蔣介石的名下，從而堅定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信念；又兼早年對美、英的富國強兵十分向往，而蔣介石已然得到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蘇、反共的政治傾向，與當時張學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因此，早在東北易幟之前的1927年，張學良率軍南下時，就試圖與蔣介石聯絡，曾經致電蔣氏，希望能夠罷戰言和，共商國是，但未能如願。
第二年，他即主政東北，首先麵臨的問題就是東北三省的生存與發展。他認為，“要靖國難，報家仇，隻有全國統一，才能全力對付日本”；“而欲速謀南北之統一，隻有改旗易幟，才能擺脫勢孤力單的困境，才能利用統一的力量與日本相抗衡，保住東北免入日本之手，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他的民族氣節和以民族利益為基準的高尚情懷，使他毅然決然擺脫日本的控製，歸順南京國民政府。
在中原大戰中，張學良更是直接救助了蔣介石。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黨內部派係林立，各霸一方。蔣介石為鞏固自己的統治而進行的削弱地方實力派的“削藩”行為，引起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各派軍閥的不滿，聯合起來反蔣，導致了1930年5月的中原混戰。四個多月時間，雙方相持不下，互有勝負。在這種情勢下，擁兵數十萬、雄踞東三省的張學良，“左袒”還是“右袒”，對於戰爭的結局具有決定性作用。在張學良看來，南京政府是全國統一的政府，隻有支持這個政府，才能保證國內統一，也才能保住東北地盤不受外敵侵略。於是，亮出了“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的旗幟，同時派兵十萬進關，和平接收平津，中原戰事迅即結束，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穩操勝券，鋪平了通向神州霸主的道路。
張學良以為，靠著白山黑水和中原沃血換來的骨肉深情，應該是牢不可破的，因而，心裏充滿了踏實感、安全感；而渴望進入中心地位，以期一展長才的報國赤誠，更使他多年來緊緊地追隨在蔣介石的左右，沒有猜忌，不加防範，言聽計從，忠貞不渝。然而，實踐表明，他到底還是把人看錯了。
隨著東三省局勢的逆轉，蔣張之間的矛盾也在特殊關係的背後日益凸顯起來。九一八事變以及熱河抗戰中，由於執行蔣介石的絕對不抵抗政策，造成大片國土淪亡，三千萬生靈塗炭，張學良在心理上遭受到極大的刺激，幾乎到了彷徨失據、無地自容的地步。而處此絕境，蔣介石卻並未施以援手，反而趁機在東北軍上大做手腳。這使得張學良有些心寒，思想上露出變化的痕跡。
原來，作為“蹩腳司令”的蔣介石，軍事方麵雖然並無長策，卻是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出色政客。他從清代康乾二帝那裏學來一套駕馭部下的權謀，經常製造下屬間的矛盾，使其相互猜忌，形成派別，互不信任，以便於操縱、控製。在他的手下，什麼政學係、新政學係、CC係、太子係、中統、軍統，派係林立，矛盾重重。他故意引發他們相互監視，明爭暗鬥；自己則“坐山觀虎鬥”，高踞上流，左右逢源，必要時分別施以小恩小惠，使之個個都覺得承恩受寵。
他的衡人標尺是，才能遠不如忠誠重要。因而用人唯親，一貫以人劃線。隻要是黃埔係，浙江人，屬於他的嫡係，而且能夠鐵杆忠誠，即便是吃了敗仗，損兵失地，也照樣保他升官晉爵；反之，能力再強，功勞再大，也不予以信用。對非嫡係的重要人物，在使用的同時，還要進行分化、限製，防止其威脅到自己的統治。而對於需要拉攏的人，他可以指天誓日，結為異姓拜把兄弟；待到一朝成為競爭對手，或者毫無用處，便翻臉不認人，一腳踢開，甚至必欲除之而後快。
蔣桂戰爭前，他尊奉李宗仁為“忠實同誌”，戰釁一開，便改口稱之為“黨國叛徒”。蔣馮戰爭前，他致電馮玉祥：“弟自入黨以來，未曾賣友，亦未曾殺戮革命同誌一人。至若兄與弟，言公則兄為革命元勳，言私則我輩誓共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長，弟若稍有不利於兄之處，則人格破產，信用掃地。”但時隔不久，即將“仁兄”馮玉祥開除黨籍，下令拿辦。對於自己的這種朝三暮四，反複無常，蔣氏本人曾力圖加以緣飾，他說：“處世作人的要道，在於隨機應變。”
台灣作家李敖算是把他看透了：
蔣介石一生中喜歡以異姓昆弟之交拉攏人，拉拉扯扯，拉幫結拜，但無一個真心朋友。與蔣結交的人無一有好下場。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一石雙鳥
張學良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蔣介石心目中，充其量隻是一個幫手，而絕非嫡係。急難中可以籠絡、利用，卻不能視同股肱，托為心腹。如同俗話所說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易幟”之後不過半年，1929年7月，蔣在北平接見張學良，授意他以武力接管中東路，以防止“赤化”，即使最後與蘇聯斷交亦在所不惜；並答應“一旦中蘇開戰，中央可出兵十萬，撥幾百萬元軍費”。結果，戰事一開，東北軍即連遭敗北，一個旅長戰死，另一個旅旅長以下七千人被俘，團長多人陣亡，黑龍江艦隊全軍覆沒。而蔣氏則“食言而肥”，以討伐西北軍為借口，一兵未出，一文未撥。
對此，顧維鈞做出分析：“蔣介石的目的是使無充分外交經驗的張學良誘入圈套，陷於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依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製他了。”蔣在當時的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惟吾人深望能達到（對蘇）絕交目的，而複對國內共黨方麵有徹底辦法耳。”可說是老謀深算，一箭雙雕。
同樣目的，同樣手法，蔣介石後來又用在驅使東北軍“剿共”上。正由於他始終將張學良視為異己軍閥，因此，在處理過桂係之後，就著手解決西北問題。在他看來，西北問題十分複雜，既有共產黨與紅軍的問題，還有張學良東北軍的問題。於是，1935年9月，急令東北軍開赴西北“剿共”，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職務。蔣介石向來都是借“剿匪”之名行“削藩”之實的，讓地方軍閥與中共互相消耗，自己好坐收漁人之利。
此際，他的險惡用心正是“一石雙鳥”—既可利用東北軍消滅紅軍，又能借以消耗東北軍的有生力量。為了控製張學良及其軍隊，蔣氏往裏麵派駐了多名親信：侍從室主任作為參謀長控製軍事樞紐，“十三太保”第一太保掌管張學良的政治動向，貼身侍從負責東北軍的情報工作。同時，把中央軍調到東北軍的背後，以防不測。這樣，東北軍就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抬頭麵對紅軍的槍口，回過頭來，又有中央軍的槍口對著他們。
當時有過這樣一幅漫畫：兩堵高牆巍然矗立，細看，左側是由滾滾人潮組成的“銅牆鐵壁”，右側是寒光閃閃的劍樹刀山；中間狂奔亂跳著一頭猛牛；前麵明明有一條通道，卻被鐵絲網罩上，掛著一個“不許攘外”的牌子；身後，一個西服革履的光頭紳士，手裏揮舞著文明棍，在督催著猛牛，讓它向左側的“人牆”衝去，結果，一衝一個跟頭，最後，弄得破頭流血。而那個光頭紳士卻用文明棍不住地戳著牛的屁股，強迫它繼續衝向人群。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猛牛回轉頭來衝向主人，用雙角狠狠地把他摜在地下。漫畫的題目隻有一個字：《逼》，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情境。
東北軍進攻陝北紅軍不足兩個月，損失兵力達三個師之多。當張學良請求蔣介石給予補充時，蔣介石的答複卻是：“中央沒有機動兵員，所損各部，番號自行取消。”更令他難以接受的，是請求對兩位陣亡的師長每人發給十萬元特恤金，也被駁了回來。張學良慨歎：“我張某人混得連十萬塊錢都不值了！”傷心、失望之餘，張學良開始領悟到，東北軍不管怎麼賣命，終究擺脫不了受製遭劫的命運。生存尚且不保，更何談抗日複土，洗亡國之恥，報殺父之仇，雪“不抵抗將軍”之羞，救民族危亡之急呢！
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隻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不論他是哪個階層的中國人，我願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給他，並且，我願意無條件地聽命於他。”現在，他看得非常清楚，真正抗日的是共產黨，是工農紅軍。於是，便加緊與陝北的共產黨秘密協商，雙方實現了實質上的和平共處。這件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於是，立即親赴西北督戰，並調集大批中央軍開赴潼關；同時放出風去，要撤換“剿匪不力”的張學良。結果，使張學良的對立情緒更加激烈。
這次兵諫捉蔣，有兩條直接的導火線：一是當時全國抗日熱潮日益高漲，紀念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一周年的遊行請願活動席卷西安城。他們懇摯地對張學良說：“東北淪陷五年了，你還忍心打內戰嗎？我們願意為救國而犧牲，打回東北老家去！”整個請願隊伍，頂著凜冽的寒風，哭聲、吼聲響成一片，張學良也禁不住失聲痛哭。他當眾表示：“我的槍決不打自己人。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證實現，一星期內用事實答複你們。”當晚，他就把學生的要求轉達給蔣介石。回答卻是：“對學生就應該用機關槍打！”這使他異常震驚，也極度失望，知道了靠規勸已經無濟於事，於是斷然決定對蔣實行兵諫，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張。
二是，在這同一天，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讓他密囑《大公報》發表削奪張學良、楊虎城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此前，蔣氏曾依次召見邵力子及東北軍、十七路軍師長以上高級將領，而唯獨把張、楊排斥在外，致使二人深感憂懼，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們捉蔣的決心。
應該說，兵諫一舉，既非蓄意擺脫蔣的領導，更沒有謀害他的用心，隻是要逼他抗日，可說是傳統的“忠君愛國”思想行為的“變型”。這種“忠君”是以愛國為前提的，用兵諫的手段，達成維護國家民族利益與個人湔羞雪恥相統一的目的，不失為彼時彼地張學良的最佳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