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諉過
至於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方針，在張學良來說，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追根溯源，可說是“久矣夫，非一日也”。張學良自幼就痛恨軍閥割據，各霸一方，造成國家分裂，民生凋敝；而把蔣介石統治下的南京政府視為統一的象征，寄予深切的希望，並自覺自願地將自己與東北軍置於被統領、被調遣的地位。1929年，蔣介石命令他收回中東路，他即出兵與蘇聯作戰；後來，石友三部叛變南京政府，他即刻應調，率兵平叛。在他眼中，蔣氏即是中央，中央即是統一政府，他把服從中央政府的調遣看作軍人應盡的職責。也正是基於這種情況，幾十年來，社會各界才一致認為，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才導致東北淪陷，最終成了“替罪羊”的。
據張學良的“口述曆史”披露，關於這段曆史，他有如是說法：
我是主張抗日的。但在蔣先生心裏，他的第一敵人是共產黨。能保持他的政權，他什麼也不管。他是老謀深算的政客，我是很年輕的。蔣先生是個投機取巧型的買辦，完全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主義。
同時，他還這樣說：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
我簡單地講這個道理，講這個事實。日本人在東北同我們搗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搗了許多年了，搗了許多次了，每次都是這樣處理的嘛。
當晚，根本不知道這就叫作九一八事變，也不知怎麼向政府請示該怎麼辦。因為那時關東軍經常尋隙挑釁，隔幾天就找點事鬧鬧。
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我這個人是不受操縱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
這番話，再一次顯現了張學良的個性特征。“大丈夫要光明磊落，敢作敢當，不能功歸自己，過諉他人”。這是他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
事情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各有各的賬。無論張學良如何奉行“忠恕之道”；麵對日寇的瘋狂入侵，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這是板上釘釘，洞若觀火的。
萬世羞
國土淪亡，山河破碎，激起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紛紛指責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著名的愛國學者王造時憤怒地指出：
古今中外的曆史，喪權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於亡國的也有，但決找不出喪失土地如此之多而不抵抗的例子。有之，隻有“九一八”一役！
實行不抵抗主義的人們，還有什麼理論可以自行辯護呢？失去東三省不抵抗，失去熱河不抵抗，將來失去華北恐怕還是不抵抗；不抵抗主義不但斷送了數百萬平方公裏土地、數千萬的同胞，並且，貽我中華民族萬世之羞！
九一八事變後，對於張學良，群起而攻之，甚至連吳佩孚都寫了諷刺詩：
棋枰未定輸全局，宇宙猶存待罪身。
醇酒婦人終短氣，千秋誰諒信陵君！
因為張學良被列入“民國四公子”，故有“信陵君”之喻；“醇酒婦人”，語含譏刺，顯然是從“張擁胡蝶共舞”的謠言引申而來。當時的輿論，甚至連他陪同外賓觀賞京劇也有所責難，認為在千鈞一發的危難之際，竟有閑情逸致去看戲，真可說是“陳叔寶全無心肝”。而在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則故意捏造有關張學良的桃色新聞，上海有的報紙也大肆刊載這類消息。
辛亥革命黨人、在政界學界曆任要職、頗負詩名的馬君武，根據這些傳聞，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兩首《哀沈陽》的七絕，並自詡堪與清初著名詩人吳梅村痛斥漢奸吳三桂的《圓圓曲》相媲美：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從前麵講到的情形看，事實顯然大有出入。但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戴盆難以望天”，除了一再申明：“第一，不屈服，不賣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倘有賣國行為，將我打死，將我的頭顱割下，也是願意的”；隻有赧顏受過，打牙咽進肚裏。趙四小姐也取沉默態度，未置一詞加以辯解。唯有胡蝶連續兩天在《申報》上發表聲明，鄭重進行批駁，說她“留平五十餘日，未嚐一涉舞場”；況且，同張學良從來就未曾見過麵。聲明中揭露，這是日本人的“宣傳陰謀”，“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
而“朱五”則以另外一種方式，把這筆賬找了回來。“朱五”係北洋政府內務部長朱啟鈐的第五個女兒，名湄筠，是少帥秘書朱光沐的妻子。事後，在香港，她與馬君武在一次宴會上見麵了，便端著酒杯走了過去，說：“馬老，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酒，感謝你把我變成名人啦！”馬君武現出一臉窘相，見勢不妙，慌慌張張地溜走了。
當時，同為京師“四公子”的張伯駒在《故都竹枝詞》中寫道：
白山黑水路淒迷，年少將軍醉似泥。
為問翩翩蝴蝶舞，可曾有夢到遼西？
（作者原注：“時東北已失，張學良在京方昵電影明星胡蝶，每跳舞至深夜。”）
顯然，他同樣也是聽信了報紙的傳聞，做了並不符合實際的口誅筆伐。
這種批評的風潮持續了很久，直到張學良宣布下野、出國，著名學者林語堂還在他主編的《論語》雜誌上登了一首打油詩加以調侃：
讚助革命丟爸爸，擁護統一失老家。
巴黎風光多和麗，將軍走馬看茶花。
就這樣，“閱盡人間春色”、頭上罩滿光環的張學良，一時間，竟成為一個萬口譏嗤、罪不容誅的醜惡角色；東北軍也被冠以“誤國軍”的惡名。
相對而言，著名詩人柳亞子的詩顯得客觀一些：
漢卿好客似原嚐，家國沉淪百感傷。
歐陸倦遊初返棹，夢中倘複憶遼陽。
大意是，張學良雖然行俠好客，卻未能率國士報國，這比平原君、孟嚐君等戰國時期的“四公子”更加不幸。而他縱然集家仇國難於一身，卻又不能明言“不抵抗”的真相，隻能夢中憶念淪陷的鄉關暗自感傷。評判之餘，飽含深切的同情。
也許是因為這首詩深深觸動了少帥的私衷吧，他一直記憶在心裏，幾十年過後仍感懷不忘。
是呀，正如《流亡三部曲離家》的歌詞說的，“哪裏有我們的家鄉”，“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這個有國無家，在異鄉養育大的孤兒，夢裏還鄉，何止千次百次。隻是，離別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奉天此日樓千百，隻恐重來路欲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