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是真的活見鬼了？為什麼張學良竟然鬼迷心竅，做出這樣既悖常情、又乖公理的決定？不妨追溯幾件近期發生的事情，也許可以給出一定的答案。
前此一兩個月，因為“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引發了全國風起雲湧的抗日怒潮，蔣介石對此十分光火，當即在“剿共”前線，電告南京政府與張學良：
無論此後日本軍隊如何在東北尋釁，我皆不應予以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以免被共產黨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場紛亂之虞。
事變發生前幾天，蔣介石又當麵向張學良交代：
最近，我獲得了可靠的情報，關東軍在東北就要動手。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本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你的身體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給中央。
這就是說，張學良的下令不抵抗，是奉行了蔣介石的既定方針。
其實，這種不抵抗的政策也並非蔣氏所獨創。可以說，近代以來的曆屆中國政府，對於英、法、美、日、俄等各國列強的侵略挑釁或中外局部性衝突的處理，大多持讓步、妥協、忍耐及不抵抗的態度，幾十年間，幾成慣例。他們還美其名曰：這是另一類的愛國主義—弱者麵對強者，出於最低限度的自我保護，隻能忍辱負重，在夾縫中求生存。此其一。
其二，蔣介石師法曾國藩當年處理洋人與太平軍關係的故伎，將“安內攘外”確立為國民政府的一項基本方略。而不抵抗政策不過是這一方略的邏輯推演與必然延伸。因為他一向把眼皮底下的共產黨看成心腹大患，而視東北邊陲之外、蠢蠢欲動的日本人為“成不了氣候的敵人”。他在1931年7月23日《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的文告中，指出：“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滅赤匪，恢複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可是，具體落實到張學良身上，就另當別論了。他是一個“愛國狂”，國仇家恨集於一身，對日本鬼子早已切齒痛恨，不共戴天；此刻，麵對強敵入侵，國土淪亡，東北三省父老鄉親慘遭荼毒，他又怎能坐視不顧，置若罔聞呢？況且，以他那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為、我行我素的強牛猛虎，蔣介石隻憑著幾句囑托，一紙飭令，就能把這個“東北硬漢子”的手腳縛綁住嗎？
我們且聽聽張學良自己是怎麼講的：
要說我就是不想抵抗，我是一點不服的。但是你要責備我一句話，說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還是把這時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沒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
我情報不夠，我判斷錯誤！我的判斷是，日本從來沒敢這麼擴張，從來沒敢搞得這麼厲害，那麼，現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斷，這樣幹，對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這樣做法，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那個時候，我們也迷信什麼九國公約、國聯、門戶開放，你這樣一來，你在世界上怎麼站腳？
原來如此！
三個“錯誤期待”
揆情度理，設身處地，張學良這麼講，應該說是可信的。但是，新的一係列問號又隨之跳了出來：
作為封疆大吏，守土有責，為什麼你事前竟然沒有料到？
為什麼“情報不夠”，作為最高指揮官，難道不曉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兵法常規嗎？
縱使事變當時猝不及防，為什麼戰局拉開之後，日本軍隊一日之內下我二十城，略地千餘裏，就是說，他們已經動真格的了，作為軍事統帥，你還是拒不抵抗呢？
本著中國傳統史學“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尋根究底也好，“誅心之論”也好，這些疑問都是無法回避的。
其間的症結所在，是他事變前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他說：“我的判斷是，日本從來沒敢這麼擴張，從來沒敢搞得這麼厲害，那麼，現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斷，這樣幹，對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這樣做法，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之所以如此，不能不歸咎於他在整個時局麵前，得意忘形，心浮氣躁，自恃雄強，而放鬆警惕。既然東洋鬼子“不過爾爾”，那也就用不著隨時掌握什麼“情報”、分析什麼“動向”、研究什麼對策了。
而在戰局拉開之後，麵對日本軍隊勢如破竹的淩厲攻勢，他又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由原先的滿不在乎，一變而為“竦然驚懼”；接下來，產生了三個“錯誤期待”，一個“深層考慮”。
所謂“竦然驚懼”，是在他看來，“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這裏不排除有過高地估計敵軍實力的偏向；但日軍的蓄謀已久，成竹在胸，進而積聚足夠的兵力，打有準備之仗，也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時，東北境內的日本正規軍，包括一個師團和六個鐵路守備隊，另有持槍的警察、憲兵、特務團、義勇團等名目繁多的輔助軍事力量，總數在十萬人以上。
三個“錯誤期待”：一是期待當時的國聯出麵幹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國家製止日寇的侵略行為。當李頓爵士率領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時，張學良曾樂觀地認為，一俟調查清楚後，當會采取措施幫助中國，製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改變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國掀起全麵抗戰。事變當時，張學良曾對東北高級將領說：“現在我既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隻能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製止關東軍對中國東北的野蠻侵略。由於這三個“期待”均沒有現實依據，因而，最終全部淪為甜蜜蜜的幻想。
而其“深層考慮”，則是擁兵自重，保存實力。張學良畢竟出身於地方軍閥，他所念茲在茲的必然是手下的軍隊，這無異於他的“命根子”、“護身符”。他曾對部下說：
當時，從政治和戰略上分析，敵強我弱，假如違令抗日，孤軍作戰，後繼無援，其結果不僅有可能全軍玉碎；更為嚴重的是，唯恐給東北同胞帶來戰禍，造成極大的災難。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保存實力，所以我忍辱負重，暫率東北軍退出東北，臥薪嚐膽，同仇敵愾，整軍經武，提高部隊素質，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滅日本侵略者。
對於他來說，“中東路事件”的教訓是至為慘痛的。本來是蔣介石下令出兵，並答應一旦開戰，中央將派出十萬援兵全力支持。可是，當與蘇軍交戰後，竟致一敗塗地，東北軍損失慘重，而蔣介石卻未派一兵一卒，坐視不救。到頭來，隻有大呼上當，自認黴頭。中央發令的事，結局尚且如此；如果違抗中央命令，擅自行動，後患將更加不堪設想。應該說，這是他擁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