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宣布東三省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之前，日本人曾經連番發出警告；後來見威脅恫嚇不成，便又甜言笑臉，百般利誘。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前來拜訪，承諾要全力支持他出任滿洲“執政”，並表示，隻要答應這一點，不管提出什麼要求，都將一一照辦。張學良卻不緊不慢地說：“你想得挺周到啊，隻是忘掉了一點。”特使忙問：“哪一點？”他說：“你忘了我是中國人。”
這番鏗鏘作響的話語，噎得日本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刮目相看。他們原以為這個二十八歲的“愣小夥子”，不過是一隻假張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兒，誰知竟是一頭無人駕馭得了的興風怒吼、咆哮山林的猛虎啊！
對於堅持走統一之路的果敢作為，少帥終生引以自豪。那一年，在台南參謁延平郡王祠，他曾即興題寫了一首七絕，借助稱頌鄭成功戰勝荷蘭殖民者收複台灣的英雄業績，抒寫自己當年以民族整體利益為依歸，堅決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情懷：
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
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
據《張學良世紀傳奇》一書記載：在同美籍華人、著名史學家唐德剛交談時，張學良對此專門做過闡釋：
“你看出我這首詩有什麼意思沒有？我是在講自己呢。是講東北！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東北不是就沒有了嗎？我與日本一合作，我就是東北的皇帝啊！日本人真請過我當皇帝，真請過我呀！而且向我申明了，當皇帝！”
“哦，這事是誰幹的？”唐教授驚訝地問。
“就是土肥原幹的，他搞王道論。”
“他真叫你做滿洲的皇帝？”唐教授重複問道。
“是啊，是做皇帝，做滿洲皇帝。”
接著，少帥講了一大篇：
已經把話說明了！為這個，我同土肥原談崩了。所以，我就知道東北不能了（意為不能安定、平靜啦）！那時，他一直不讓我同中央合作。他說，你來當東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幫你。那個時候，日本在東北奉天負責任的是秦真次，那時他們叫特務長官。我把秦真次找來，我要他換顧問，把土肥原換掉。土肥原本來不是我的顧問，他是北京政府的顧問，跟著我父親回到奉天，接著就當上了東北的顧問。
我為此事跟他火了。本來，日本“二十一條”上訂的，奉天的軍人要有兩個顧問，一個上校，一個上尉，一定要請日本人。我就跟秦真次說，我要換人。他說，你沒有這個權。要不要顧問，這是日本政府的權啊。這可把我氣死了。我這個人啊，我這個怪人，事情都是這麼引出來的。我說，好，我沒權，可他是我的顧問，我沒權換，那好，但我有權不跟他見麵，這個權我總該有吧？我就告訴我的副官，我說，土肥原顧問隨便哪個時候來，我都不見。我說，我可以不見他，我不見土肥原的麵！你是顧問，但我不跟你談話。沒過多久，秦真次調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又回來當上了特務長官。哎呀，這事情可糟了，我曉得這問題大了，他回來當特務長官，那就是升官了，這東北的特務都在他手裏頭。我就知道要來事了。
真是“無巧不成書”。同溥儀打交道的，恰恰也是這個土肥原。
下麵，我們再聽聽溥儀的陳述：
他（土肥原）那年是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現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指九一八事變），隻對付張學良一人，“因為他把滿洲三千萬人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隻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怕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複。我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製？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沈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複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
溥儀就這樣登上了土肥原的賊船，從而一步步墜入了罪惡的深淵。
戰後，土肥原被定為日本甲級戰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指出：
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係，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他地區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任務。
同是麵對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務頭子，少帥與溥儀，一個是以清醒的頭腦、犀利的目光、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從民族命運、全局利益出發，義正辭嚴地斷然加以拒斥；一個卻是純然出於複辟稱帝的一己私利，奴顏婢膝，毫無氣節與廉恥地“為虎作倀”，充當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工具。他們由於所選擇的道路天差地別，最後的結局也判若雲泥：一個成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受世人景仰；一個淪為罪惡的漢奸、賣國賊，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