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後來的實踐表明，他的這種表態，純屬言不由衷，根本不是真心話。他的真實打算，卻是：“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實現我的理想—重新坐在失掉的寶座上。”其間，北府二十四天，日本大使館三個月，天津七年，以至後來潛往東北，可以說，無分晝夜，醒裏夢裏，時時刻刻，都在思謀著、策劃著怎樣還宮複辟。對此，少帥並非沒有察覺，隻是出於真正的關心，作為朋友，還是披肝瀝膽地掬出至誠，為他做出具體的擘劃—到南開大學進修，或者去英國留學；最後，當頭棒喝，如果舍此不由，繼續走那條幻想複辟的老路，那就等著掉腦袋吧！
除了少帥，可以說，溥儀身邊的一切親朋故舊，再沒有人這樣地勸過他。包括他的父親載灃在內。那些遺老舊臣、皇親國戚，還有軍閥政客，用他後來的話說，身旁正有“一群蠅子”，整天嗡嗡營營地，吵得一塌糊塗。有些人，比如他的父親載灃，頭腦昏憒，未諳覆車之鑒，可說是見不及此；而更多的人，則是從個人私利出發，把這個末代皇帝居為“奇貨”，當作實現種種目的的政治工具。
溥儀後來回憶說：
我麵前擺著三條路：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有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複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複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當時的說法則是“借外力謀恢複”。
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劃。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表麵上，這些人期待複辟的目標是共同的，一致的；實際上，每個人都是“各懷心腹事”，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以羅振玉為首的“出洋派”，主張“立刻出洋”，日本也好，歐洲也好，他們想望拉著這個末代皇帝，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通過壟斷居奇，收獲各自的私利。而以帝師陳寶琛為首的“還宮派”，那些王公、舊臣、帝師、翰林們，則是惦記著這些名頭，這些高位，使已經喪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這一點，溥儀後來也看清楚了，他說：
我認為，那些主張恢複原狀的，是因為隻有這樣，才好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有了優待條件，紹英就丟不了“總管內務府印鑰”，榮源就維持住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的歲費。
而就溥儀個人來說，複辟複位，是所至望；但他並不願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以免在那裏遭限製、受約束；他的目標是“依他列強，複我皇位”。這樣，他從北府出來，一頭就紮進了日本使館，實際上，從此也就投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懷抱，開始踏進罪惡與死亡的深淵。他卻醉生夢死，酣然不覺，竟說：
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在這裏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麼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於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館裏，“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複了。這些表示骨氣的，請安的，送進奉的，密陳各種“中興大計”的，敢於氣勢洶洶質問執政府的遺老遺少們，出進日本使館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舊曆的元旦，我的小客廳裏陡然間滿眼都是辮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寶座上，接受了朝賀。
在使館的三個月裏，我日日接觸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下，日夜滋長著。
而這種仇恨，到了1928年7月2日，國民政府陸軍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東陵盜墓事件發生，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末代皇帝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發誓：與國民政府不共戴天，“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可是，事實上，他根本不具備報仇雪恥的實力。怎麼辦？除了投靠列強、借助外力，就是發展自己的武裝勢力。他從蔣介石與張氏父子的發跡史中，得到一個重大啟發：
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於是，而有派其胞弟溥傑和三妹夫潤麟到日本去學陸軍之舉。
與此同時，溥儀更是一步步地向日本軍閥靠近。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業、執政東北，特別是宣布“易幟”、服膺中國統一大業的張學良，看作是他們分裂中國、吞並滿蒙、建立“滿蒙帝國”的最大障礙，由過去的百般拉攏，而變為切齒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了。受其影響，溥儀對於張學良的態度也隨之而改變。他既不願意張學良當“東北王”，更對南北統一持強烈反對態度，因為這不利於他實現複辟大計。
兩條路
張學良主政東北之初，擺在他麵前的有兩條道路可供抉擇：一條道路，是繼續堅持奉係軍閥的路線，沿著他父親所闖開的老路亦步亦趨，戰伐不停，窮兵黷武，使國內仍舊處於南北分裂狀態—如果這樣做，則勢必仰承日本人的鼻息，尋求列強的支持，實行所謂“保境安民”、“滿蒙獨立”；另一條道路，是改弦更張，同老帥所慘淡經營的什麼“東北王”、“滿蒙王”—也就是現代“李世民”的路線劃清界線，堅決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他毅然選擇了後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國青天白日旗，有條件地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指揮。
奉係軍閥是北洋軍閥中的重要一支，又是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的統治者。東北易幟，標誌著現代中國長期以來混亂局麵的終結，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就張學良個人來說，則實現了由封建軍閥向愛國主義將領的政治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