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多年後的回憶已經減弱了當年批判毛澤東的“火藥味”，但他仍然沒有忘記懷疑毛澤東引證《孫子兵法》等古代典籍中的格言“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李德不懂《孫子兵法》，鄙視毛澤東引用《孫子兵法》和別的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的詞句，這是他的日耳曼民族的驕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國土地上，孫武子比他的國度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俄國的軍事統帥蘇沃洛夫更為有用。他很勇敢卻不善使詐，不像西方軍事家說拿破侖那樣，“既有獅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隱蔽自己的長處，故意示弱用短，這表麵看來是拙劣的手筆，但實際上是很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麼叫聲東擊西，也不懂得“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沒有讀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等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連虛晃一槍，敗下陣來，賣個破綻，讓敵將撞將過來的拖刀計、回馬槍都不懂。
貫徹王明“左”傾路線的臨時中央，批判毛澤東“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代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還有一個用意，就是否定毛澤東指導革命鬥爭的思想理論、指揮反“圍剿”戰爭的軍事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為他們“山溝裏沒有馬列主義”的謬論尋找證據。
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者博古（秦邦憲）就這樣看問題。1993年，拍攝製作文獻片《毛澤東》時，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了1932年到1934年期間毛澤東受壓，在博古的不屑和譏刺中借閱馬列著作的情形：
有一次我到中央局去，碰到李維漢同博古兩個人在談話。毛主席剛剛從博古那裏離開。我聽見博古在那裏講，他講老毛——他們當時把毛主席叫老毛——也不看《孫子兵法》，也來學馬列了，到我這裏來借馬列的書了。說了他又一笑，那個意思就是諷刺。（吳曉梅編著：《傾聽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頁）
這個劉英親曆親見耳聞目睹的小故事，飽含深意。它肯定發生在1933年以後——因為本年初博古等人才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故事的具體地點在瑞金中央局博古辦公處。博古那句“老毛也不看《孫子兵法》，也來學馬列了”看似平淡的話，可以看出多重政治含義：博古們認為毛澤東以往“看《孫子兵法》”是罪過，現在“也不看”了，是低頭認罪，是洗心革麵；博古們認為，毛澤東在“山溝裏沒有馬列主義”，現在“來學馬列”，而且是“到我這裏來借馬列的書”，當然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正傳；博古們的譏諷，無非是諷刺毛澤東不讀馬列讀《孫子》，隻知古代不懂現代。
對此，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有痛快淋漓的反駁。據王行娟《賀子珍的路》記載：
賀子珍聽說有人詆毀毛澤東，說他指導革命不是用馬列主義，而是用中國的舊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賀子珍毫不客氣地反駁說：“這種說法不對！我們的黨領導土地革命，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做指導的。那時候，馬列的書翻譯過來的不多，尤其是我們在偏遠的山區，能夠看到的就更少了。記得當時在井岡山上，隻有少數幾本馬列的書：《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毛澤東用油印機印出來，發到各個連隊學習。他還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他同軍隊中的政工幹部，經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當然，毛澤東是熟悉中國的曆史的，常常引用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為今天工作的借鑒。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生在古代中國土地上的事例，能夠為革命的中國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嗎？有什麼不對呢？”（王行娟：《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4—115頁）
賀子珍這番話可說是義正詞嚴，說盡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無知、虛妄和荒謬。非得把馬克思主義與《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對立起來，引用《孫子》《三國》縱然對中國革命有好處也不行，這是什麼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