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代理書記。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撤銷毛澤東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後，毛澤東因病住進了福建省汀州福音醫院。在那裏，他結識了羅明，建議羅明在閩西、閩南廣泛開展遊擊戰爭，並詳細介紹了江西三次反“圍剿”是怎樣取勝的，講述了遊擊戰爭的規律、戰略等。不久，羅明出院後，向中共福建省委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並效仿其做法“開展武裝鬥爭”。當時，羅明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批“羅明路線”的實質，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中央局總負責博古礙於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澤東路線”，抓了羅明當替罪羊。誠如博古找羅明談話時所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領導幹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不言而喻，這“更高級的領導幹部”，是指毛澤東！
事情不止於此。毛澤東的弟弟、時任紅軍師長的毛澤覃也因讀《三國演義》受到批判。《鬥爭》和《紅色中華》上連續發表火辣辣的批判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毛澤覃同誌的三國誌熱》。該文指責毛澤覃實行“諸葛亮式的機會主義戰略和戰術”，亦即遊擊戰術。說這是一種“怕有傷亡打滑頭仗”“怕有疲勞反對追擊”的戰術。點的是毛澤覃的名，實際上批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因為批判者了解毛澤東喜讀、愛讀“三國”，毛澤覃的“三國熱”也是受其兄長的熏陶和影響。他們批毛澤東無條件地“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當作現代的戰術”，批判毛澤覃“諸葛亮式的機會主義戰略和戰術”，其用意都在於否定毛澤東的整套行之有效的革命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1933年5月，臨時中央又開始反對“江西的羅明路線”，把福建省委的“羅明路線”，不合邏輯地擴大延伸到中央蘇區來，而首當其衝的是反對“鄧、毛、謝、古反黨派別”。所謂“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和古柏同誌，當時都是紅軍和地方的重要幹部，都堅定地站在毛澤東正確主張一邊，反對和抵製王明、博古等“左”傾路線。這年五月，臨時中央策劃召開了“江西黨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通過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四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大規模地圍攻他們，指責“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勒令他們“立即解散”所謂“根據羅明路線而組織的宗派和小組織，否則立即開除出黨”，並且提出“要將這一鬥爭開展到全體黨員中去”。
反對鄧、毛、謝、古是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升級，是目標具體化的表現。1973年，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時，毛澤東舊事重提。1月4日，他在一份有關文件上批示：“他（指鄧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當時，說鄧小平是“毛派的頭子”，可見鬥爭矛頭所指。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根據地。他同當時“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一道，在軍事指揮上采取了一係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在反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中遭到重大損失。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
“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曆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王子今：《毛澤東與中國史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葉永烈《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