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卷 《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 （一）
“把古代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
遭遇這個“麻煩”的時間，是從1931年到1934年。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後，帶領工農紅軍上了井岡山，創造了革命根據地。後來，毛澤東任紅一方麵軍領導，在瑞金中央蘇區組織反擊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打了不少勝仗。可是，自從1933年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的革命遊擊戰爭主張遭到反對和批判，在黨內軍內的領導權被剝奪，他偶爾提到《孫子兵法》中的詞句，成了他的“話柄”。
毛澤東讀《孫子》的“錯誤”是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製造的冤案。他們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續發表文章，譏諷毛澤東的軍事路線、軍事戰略是：
“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代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更有好些博覽的同誌，拿半個世紀之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
他們蠻橫地斷言：
“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隻有讓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專有。”（《論戰術戰略的時代性與我們紅軍目前對於戰術戰略認識問題》，《革命與戰爭》一九三二年第一期）
顯然，這是把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排除在“現代戰術”“現代戰略”之外，並認為是“不合時代的東西”。
“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民族傳統文化一筆抹殺，把《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和《三國演義》等古代典籍不分精華與糟粕，一概視為“不合時代”的、敵人“專有”的東西，作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同誌於死地的政治帽子和棍子。
毛澤東隻是接觸過《孫子兵法》，偶爾提及《曾胡左治兵格言》中的詞句，隻是在行軍作戰中不時地引用過《孫子兵法》名言和講述過《三國演義》故事，何以就與黨內一場曠日持久的嚴重鬥爭掛在一起了？
毛澤東讀《孫子》和《三國》的“錯誤”來頭不小，來勢凶猛。
原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他們主張進行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主力進攻中心城市，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目標。但毛澤東認為，紅軍根本沒有那個力量，不讚成中央的決定。“左”傾冒險主義者不了解中國國情，教條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機械地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極力鼓吹“城市中心論”，斷言“山溝溝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攻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內一大批革命者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遊擊主義”，是“保守主義”，把凡是不同意他們“左”傾機會主義、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同誌，統統誣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對黨的路線怠工”的“兩麵派”，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那時，毛澤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由專程前來的中央代表團主持。會議指責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是“狹隘的經驗論”，“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等。會議最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還決定撤銷紅一方麵軍總部機構，這等於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職務。
1932年5月，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麵臨緊急形勢。在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同朱德、王稼祥聯名提議之下，同年八月毛澤東被恢複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回到前線。但在戰略原則與作戰部署上，毛澤東與任弼時、項英等人主持的後方中央局之間仍存在嚴重分歧。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對毛澤東激烈批評，完全否定了他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並不顧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的反對，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毛澤東被調回後方專任政府工作，隻掛了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主席的空名。這次，毛澤東被剝奪軍權的時間最長，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後才告恢複，前後共兩年零三個月。毛澤東後來說，從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沒有發言權。
1933年年初，由王明把持的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待下去了。隻好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的瑞金。由於毛澤東所代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符合革命鬥爭實際，擴大了革命根據地，奪取了“反圍剿”軍事鬥爭的勝利，因而受到蘇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軍民的擁護，影響很深。這樣，“左”傾路線貫徹並不那麼容易。因此，臨時中央一到瑞金，就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實質上是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