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魏源的《孫子集注序》移錄下來，對比一下，就能明了毛澤東的記錄中哪是魏源的原文本意，哪是講課老師的引證發揮。
《孫子集注序》：
《易》其言兵之書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吾於斯見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見兵之形。孫武其言道之書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吾於斯見兵之精。故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
而蘇洵曰：“按言以責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釁乘，縱鞭墓而荊怒激，失秦交而包救至；言兵則吳劣於孫，用兵則孫劣於吳，矧祖其餘論故智者乎!”嗚呼!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滅郢，氣溢於頂，主驁臣驕，據宮而寢，子胥之智不能爭，季劄之親且賢不能禁，一羈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絕書》稱“巫門外有吳王客孫武塚”，是則客卿將兵，功成不受官，以不盡行其說故也。
或又謂將才非人力，運用存一心。括讀父書，徒取秦禽：是又不然。兵列“五禮”，學禮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學矛夫子，獲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正與兵書相背故也。
“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殺人以生人，匪謀曷成？謀定而後戰，斯常夫可製變。上謀之天，下謀之地，中謀之人；人謀敵謀，乃通於神，非神之力也，心之變化所極也。變化者，仁術也。上古聖人，以其至仁之心，捖水火而勝之，捖龍蛇虎豹犀象而勝之。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微觀於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習與性成，造父得之以禦名，羿得之以射名，稷得之以稼名，宜僚以丸，秋以弈，越女以劍。雖得諸心，口不能雲；口即能雲，不能宣其所以雲。若夫由其雲以通其所以雲，微乎微乎，深乎深乎!夫非知《易》與《老》之旨者，孰與言乎？
對比之下，毛澤東《講堂錄》中相關記載，“《老子》：天下莫柔弱於水……”以降，直至“越女劍”等十一條記載，都是出自魏源的《孫子集注序》。
魏源將《孫子》與《周易》《老子》聯係起來進行研究。評語意謂《易經》所言進退、存亡、得喪的思想，《老子》所言以柔克剛的思想，《孫子》所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都是宇宙萬物的普遍性規律。認為《周易》與《老子》雖非言兵專著，卻能於其中見“兵之情”與“兵之形”；《孫子》不是論道之作，卻標榜“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得“兵之精”。三書有相通之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他聲稱，以《孫子》所言兵家理論之深之微，不通曉《周易》與《老子》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針對宋代蘇洵責難孫武在吳軍征楚的“柏舉之戰”中言行不符之論，進行了辯解，認為當時的吳國還是“澤國文身封豕之蠻”，一朝破郢，主驕臣傲，伍子胥之智不能爭，季劄之親且賢不能禁，孫武以一客卿的身份更當無能為力，故不能因此而求全責備於孫武。
毛澤東依據國文老師講解的筆錄，有對《孫子集注序》基本思想觀點的提煉，有對《孫子》原文的過錄，有對老師發揮闡述的摘要，也有對典故名詞的注語。
僅從孫武子和《孫子兵法》的角度來說，有孫武子的史傳史事，有《孫子兵法》的核心內容，也有後世學者對孫子兵學特征、曆史所做的褒貶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