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中期的孫臏，是孫武的後人。在《孫臏兵法》中引有較多的孫武的論述。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霍印章在論《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的師承關係的文章中，對此做了豐富的闡述：“以首篇《擒龐涓》為例，孫臏先後為田忌謀劃四條妙計，每條都與孫子的理論惟妙惟肖：第一條‘南攻平陵’，向敵‘示之疑’‘示之不知事’，實即《孫子·計篇》所講的‘強而避之’‘用而示之不用’；第二條平陵佯攻，故意犧牲齊城、高唐二大夫，實即孫子《計篇》所講的‘能而示之不能’和《九地篇》所講的‘順詳敵之意’；第三條‘遣輕車西馳梁郊，以怒其氣，分卒而從之，示之寡’，實即孫子《計篇》所講的‘怒而撓之’和《虛實篇》所講的‘攻其所必救’；第四條桂陵設伏，一舉殲敵，實即孫子《勢篇》所講的出奇製勝和《計篇》所講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這四條既反映了《孫臏兵法》的一些主要特點，也反映了《孫子兵法》的一些精華思想，充分體現了二者在意境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霍印章：《孫臏兵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霍印章又細致對比了《見威王》《威王問》《篡卒》《八陣》《勢備》等篇中與《孫子兵法》相應之論斷的承繼關係。當然，孫臏絕不隻是單純地繼承，而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又有所推進與發展。如以他為軍師並參與指揮的齊魏“桂陵之戰”與“馬陵之戰”，既體現了孫武軍事思想，又富有創造性思維的典型戰例。
尉繚是梁惠王時人，約與孫臏、孟子同時。《尉繚子》許多論點是繼承並發展了孫武的思想。如《將理》引“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是直引《孫子·用間篇》之語。尉繚認為：“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兵教下》）“內外之權”就是敵我之情。又說：“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戰威》）這些觀點，與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論斷完全一致。《尉繚子·製談》說“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齊）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孫）武子也。”這是對齊桓公與管仲、吳起和孫武的稱頌，也表明尉繚對他們的了解和繼承。戰國以後，這個軍事思想發展的趨勢和傳統繼承下來，比如到明朝著名兵書《投筆膚談》的作者何守法，“仿孫子遺旨”，闡述了對戰爭問題的看法，使孫子構建的兵學體係更加完善。他在《〈投筆膚談〉引》中表明研究兵學動因說：“餘目擊時艱，不欲自限於博士業，遂勵誌武事，間嚐亦仿《孫子》遺旨，出一隙之管窺，謬成十三篇，題曰：《投筆膚談》。”這部兵書成為明代軍事理論的代表作。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對軍事思維、軍事著述、軍事學術發展影響最大的一部名著。據專家統計，孫武子身後，在古代兵書中，直接為《孫子兵法》校勘、注釋、闡發、考證、輯佚和進行研究的著作共有三一二部，曆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學者僅留下姓名的就有二三七家。所以，在宋朝朝廷頒定的《武經七書》中，把《孫子兵法》列為七書之首，認為“古今兵法盡於七書，而七書盡於《孫子》”。《武經七書》，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詔校定《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等兵書，並雕版刊行，號稱《七書》。自此《武經七書》定為官書，頒之武學，並列學官，置武經博士，武舉考試以其命題，從而促進了武學、武舉的發展，奠定了古代軍事學的基礎，確立了兵書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武經七書》之中有朱服校定本《孫子》。此書校勘精審，又是官方鄭重頒行，因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從而形成了孫武子書最大的《武經》傳本係統。
《孫子兵法》對後世軍事思想的影響，以《十一家注孫子》為最甚。該書是《孫子兵法》以輯注形式傳世的重要刊本之一。所輯注家為三國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賈林、杜佑、杜牧、陳皞，宋梅堯臣、王皙、何氏與張預。此書宋、明、清代傳本頗多，並有日本寬文年間刊本和朝鮮楓山官庫活字本，以清孫星衍校本刊印和翻刻最廣。由於該書刻工精善、內容豐富，故為近世研究《孫子》者所重視。
第三，《孫子兵法》是曆代軍事人才的兵學教本。源遠流長的孫子兵學發展史與曆代兵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或者是孫子兵學的熱心傳人，或者是孫子思想的執著實踐者，或者是孫子兵學乳汁哺育下成長的叱吒風雲的將帥。筆者在寫作《孫子兵學大辭典·兵家承繼》卷時，曾經個案分析了孫子以降百餘位軍事家。他們起於戰國，終於民國，時間長久，代代相承。這些軍事家盡管生活於不同時代，所指導的戰爭也類型有別，個人的成長成才成功曆史也千差萬別，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孫子兵學有學習，有運用，有繼承，有取舍，有發展。可以說，孫子兵學是中國曆代軍事人才的兵學教本。即使那些馬上征戰案頭無書的兵家，也不能說他們的戰績與孫子兵學毫無關係。翻開史冊，有些軍事家的傳記裏麵，確實沒有隻言片語與《孫子兵法》有聯係，至少字麵上是這樣。但是，隻要我們認真研究他們的生平，分析他們的戰爭經曆，就會發現：他們的行為許多“暗合”孫子思想。這種“暗合”可以說明三點：一是《孫子兵法》一書闡述的一些戰爭指導原則，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等，都是規律性的反映，是不受時間和地域局限的客觀真理：二是反映軍事行動客觀真理的兵書，它的流傳不僅僅體現在書本上，它已經化作思想血脈，“遺傳”於後代思想的深層意識之中，變成支配他們行動的內在理念；三是後代兵家軍事實踐與《孫子兵法》思想傳統的“暗合”,並不是軍事曆史現象的簡單重合，而是共同對軍事鬥爭規律把握的精神契合，不是為孫子思想找到了又一個例證，而是使孫子思想適應新需求而得到活力的新鮮血液。如我們看《漢書·霍去病傳》，漢武帝“欲教之吳（起）、孫（武）兵法”，霍去病卻說：“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表麵上看，霍去病不願讀《孫子兵法》。然觀其作為大軍統帥，六次北擊匈奴，其“方略”不少地方“暗合”孫子謀略。以此論之，霍去病隻是反對照搬“古兵法”，不當書奴而已。現在，高級軍校裏都開設了《孫子兵法》課程，孫子兵學已是軍事人才成長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