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卷 孫武其人和《孫子》其書 （三）
《孫子兵法》在軍事史上地位重要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大批竹簡和竹簡殘片。1974年6月7日，新華社報道了這個消息。毛澤東聽了這則報道，意識到這是考古史上的重要發現，很興奮地評論說：
“《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在中國曆代的軍事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並且都發揮過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的軍事史上，影響也是很大的。”
（邸延生：《曆史的情懷——毛澤東生活記事》，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436頁）
明代茅元儀說：“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焉可也。”（《武備誌·孫子兵訣評·序》，轉引自《孫子兵法辭典》，白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這個評價是非常精當的。意謂孫子自古以來就是兵家的鼻祖；早於孫子的兵書，其思想無不已包含在孫子之中；晚於孫子的兵書，其思想則超越不過孫子；孫子而外的各類兵書，可以說是對孫子的注疏。學習兵法的關鍵，實質上就是學習孫子。茅元儀是明朝崇禎年間的副總兵，曾隨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遼東、保衛北京，他廣搜兵書，精通兵法，用畢生精力編寫《武備誌》，以應時艱，他的話很有概括性，簡練而全麵。這是明朝人對孫子兵法曆史地位的認定。
《孫子兵法》在中國曆代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
首先，《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兵學的巔峰之作。它以恢宏的氣度和廣博的視野，總結了華夏民族上古軍事史戰爭史的曆史經驗，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兵學體係，達到了所處時代的兵學高峰。它的出現，標誌著華夏民族軍事思維進入成熟期。中國古代兵學濫觴於三代時期，早在商周之際，就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原本，軍事學說與政治學說是熔於一爐的。此時，一些專門性質的軍事書開始出現，如後來散見於史籍記載的《軍誌》《軍政》、古《司馬法》和《令典》等。它們似乎還隻是軍事製度、軍事法規一類書，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軍事理論書。但是從這些兵書僅存的佚文看，開始具備了理論形態。《孫子兵法》的撰著肯定受到了這些兵書的影響，如《軍誌》中有“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之類的話。《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歸師勿遏”“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五事”以“道”為首等，含義與之都比較接近。另外，《孫子兵法》中還直接引用了《軍政》裏的話：“《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史記·太史公自序》稱：“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司馬）穰苴能申明之。”“《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這裏的“孫”即應指孫武子。從目前所見史料看，《孫子兵法》中有些話很可能引自古《司馬法》，或對其有些觀點進行了介紹和闡發。孫子還注意從戰爭史中汲取營養。如他在《火攻篇》中引證了“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的戰例，說明他對商滅夏、周滅商的曆史經驗極為重視。對於同時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對軍事問題的精辟論述，孫武也兼收並蓄。如《左傳》成公十三年載有劉康公的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兵法》開篇就說：“兵者，國之大事。”與之思想內容十分接近。《韓非子·難一》載有晉文公時代的大夫舅犯的觀點：“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孫子兵法》中則有“兵以詐立”的觀點，應是對前人這種認識的理論概括。春秋末期的楚臣（後到秦國）申包胥提出：“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國語·吳語》）將“智”擺在首位。《孫子兵法》提出將帥應具備五條標準“智、信、仁、勇、嚴”（《計篇》），也是以智為先。可見，孫武子曾經學習研讀過這些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並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卓越的理論創造，並在思想體係上進行了新的構築。“先孫子者，孫子不遺。”因為全麵總結了曆史經驗，《孫子兵法》對軍事問題的認識才達到嶄新的曆史高度，形成包容古人今人思想精華的集大成之作。難能可貴的是，它又是具備完整形態的、整體流傳下來的軍事理論著作。
其次，《孫子兵法》是中華民族兵學的元典。它構建了傳統軍事理論體係的基本框架，導引了中國古代兵學發展的基本趨向。像先秦諸子百家的許多經典著作一樣，它所開啟的許多軍事課題，成為後人軍事思維的思想礦床，可以持續深入開采。《孫子兵法》十三篇雖然隻有五千言，但是它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完整的軍事思想體係。這個理論體係囊括了戰爭指導原則、軍隊建設原理和軍事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長期發展的基礎。從中國曆代軍事著作的撰寫刊印情況看，從曆代兵學家的思想狀況和發展軌跡來看，總體上可以說是“祖述孫子”，沒有脫離孫子所建構的兵學理論思想框架，他們或者根據時代的發展和戰爭手段的進步來補充，使之更加完善；或者結合實際運用，進行闡發，使之更加具體；或者根據認識水平的提高，改鑄一些舊的範疇，使之更加合理充實。
這種情況從吳起、孫臏、尉繚就開始了。戰國初期，衛國人吳起在魯國、魏國、楚國為將為相，著有《吳子》（也稱《吳起兵法》）一書，從中不難看出它與《孫子兵法》的師承關係。例如《吳子·論將》中“治眾如治寡”一語，就出自《孫子兵法·勢篇》；《吳子·治兵》中“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語出《孫子兵法·軍爭篇》，是孫武“四治”戰法中“治力”之法。《吳子·應變》中“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源自於《孫子兵法·行軍篇》中的“客絕水而來……令半濟而擊之”。《吳子·料敵》“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這段話很可能是對《孫子》關於“料敵知勝，計險厄遠近”（《地形篇》）這句話的擴展。以上事例，說明吳起的軍事思想有不少方麵受孫武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