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管理方麵，墨子主張兼愛的思想。他了解人民的生活情況，關注人民的疾苦，抨擊“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兼愛中》）的不合理社會現象，提出“兼愛”作為社會倫理的準則，要求人們不分貴賤親疏，“兼相愛，交相利。”（同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他“兼愛”的範圍覆蓋整個社會：“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兼愛，是墨子核心思想，其他非攻、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這是針對當時社會弊病而提出的治國主張。使得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互愛、互利、互助的關係。這說明墨子是站在同情受剝削、受損害的勞動者的角度，為弱者呼籲的。但是，墨子把實現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統治階級和上帝鬼神的身上。主張依靠“王公大人”解決人民“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三患”（《墨子·非樂上》）。他反複勸說王公大人行仁義，做好事，並且說上帝能通過賞善懲惡維護百姓的利益，王公大人隻有遵行這個天誌、天意，才能興國，否則就要滅亡。可以看出，這是小生產者本身的軟弱性在墨子學說中的反映，帶著空想和保守的色彩。
在治國用人方麵，墨子主張尚賢使能。他認為：尚賢使能，是治理國家的一條根本措施。他說：“尚賢者，治之本！”他在反複抨擊“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的任人唯親的舊製度上，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而下之”的任人唯賢觀念。並指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以任人唯賢的平等思想直接衝擊宗法世襲製。尚賢使能，反映了自由平民和奴隸主貴族的政治對立，反映了當時人民參政議政的要求，反映了小生產者要求改善政治社會地位的呼聲，反映了墨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墨子的這種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為墨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諸子百家中，遠為其他諸子所不及。
在經濟思想方麵，墨子主張：“強本節用”。所謂“強本”，就是增加農業生產，“使各從事其所能”；所謂“節用”，就是限製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費，“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人民隻要有簡單的生活資料即可。在《節用》《節算》等篇中，墨子反複闡述了這一思想。墨子的這一思想，是有積極進步意義的。
在軍事思想方麵，墨子的學說也是反映小生產者的政治經濟利益的，是為弱者呼籲、為弱者設想的，是體現行會手工業者的思想意識的。它的基本特點是：一、非攻；二、救守。這是一個完整體係的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
墨子的“義利觀”也不同於其他諸子。他提出“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應“一同天下之義”，即為了製止天下動亂，必須選舉出賢能的士、卿大夫、天子來一同為天下、為萬民興利除害。孔子經常講仁，而墨子處處說利，如“交相利”，“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他言功利，不是利己，而是主張普天同利，這種建立在理想國基礎上的功利主義，是《墨子》一書的基本道德觀念。“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好似“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一樣。
墨派學說從“農與工肆”的小生產者的根本利益出發，主張兼愛互助，反映了當時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他們推求天下的亂源：一是戰爭，二是篡奪，三是乖忤，四是盜竊，五是欺詐。而起因卻出於不相愛，隻有“兼相愛”才能“交相利”，才是維持社會最好的辦法。當時，還在兼並戰爭劇烈的戰國時代。墨家針對時代的症結所在，提出十條綱領性的主張，十大主張都是有的放矢的。這十條主張又分成五類：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誌、明鬼；兼愛、非攻。其中推重賢才，主張節約，反對命運，反對不義戰爭，都是進步的；但認為天有意誌、相信鬼等就是錯誤的。由於時代局限，他的兼愛學說帶有超階級觀點。他一方麵反對宿命論，一方麵卻把人間禍福歸結於天鬼的賞罰，反映出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的宗教思想。他過分強調節用，甚至對所有的藝術都加以反對，這和人民的要求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