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春秋戰國四分五裂的時期，大膽猛烈地批判了儒學，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局麵。他獨自建立起來的墨家學派，也就是他私人創辦的一所強調實踐和獻身精神的流動性綜合學校。墨家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信奉墨子學說的人稱為“墨者”，是有組織的集團，其領袖稱為巨（钜）子。巨子的職位由前任巨子傳給他所認可的賢者。他們有嚴密的紀律，所有的墨者都服從巨子指揮。他們還有一定的法規，“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他們生活極為清苦，但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墨者學習談辯、說書、從事等三科，穿粗衣，著草鞋，少飲食，與賤者為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所亦工亦讀的私學，采用手工業者收徒的做法，帶有濃厚的結社性質，因此墨家學派又是一個紀律嚴明、團結一致的政治團體。
墨子死後，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墨家分為相裏氏、相夫氏（亦作柏夫氏或祖夫氏）、鄧陵氏三派。後期墨家放棄了墨子學說中“天誌”“明鬼”等宗教迷信觀念，對自然科學中的幾何學、光學、力學等做了極有價值的探索，對名實關係、感覺與思維的關係作了唯物主義的分析，在古代邏輯學和認識論上有很高成就。秦漢以後，墨學漸衰。西晉時魯勝注《墨辯》，力圖振興墨學，因無人繼續，幾成絕學。直至清中葉，墨學著作才被學者重視研究。
墨家和儒家當時是顯學。墨子其學說和孔學對立，對儒家持批判態度。墨子反對儒家的分別親疏及提倡禮樂和厚葬的學說，更反對儒家僅止於士階級的尚賢，主張隻要有德有才的人都可以參加政治。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做過太史令，他在《論六家之要旨》中評論墨家說：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評論的意思是說：墨家也崇尚堯舜的道術，引述堯舜的德行說是：堂止三尺高，土做的階不過三級，用茅草蓋的屋頂，未曾修剪整齊，用原木做的屋桷未加斷削，吃的是土做的簋裏麵所盛的飯，飲的是土做的瓦器裏麵所盛的羹湯，飯用粗米做的，湯用豆葉做的，夏天穿葛製的單衣，冬天著鹿皮裘衣。他們葬死者用桐木做棺，厚不過三寸，號喪不過於哀慟。他們的喪禮，就是這樣的簡單，來作為一般人的表率，使天下的人奉以為法則。像這樣的作風，尊卑就難以分別了。我們想到時代改變，事業自然不盡相同，所以說過於儉約，後人難以遵從。總之，務實節用，確是人們興家富足的最佳途徑了，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一家都不能廢棄的。
司馬談指出了墨家的要旨、主要特征和長短項，是公允平實的。隻是他批評墨家使“尊卑無別”，消除等級製，則是站在上層官僚貴族和富裕階層的立場上講話，則不足取。
總的來看，墨子稱得上戰國初期偉大的思想家、嚴肅的教育家、卓越的科學家；是墨家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