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國民收入分配
第一章 分配總論
●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於表明這一事實，即自由人的培養而參加工作不能和機器、牛馬、奴隸適用同樣的原則。如果可以適用同樣的原則，則價值的分配和交換幾無區別；因為每種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報酬足以抵償它的生產費用、耗損等等；總之，除意料所不及的失敗而外，常可使需求和供給相適應。但事實上，隨著人類控製自然能力的增進，除生活必需品外，常可提供日益增大的剩餘；而這種剩餘並不能為人口的無限增長所吸盡。因此，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決定把這種剩餘分配給人民的那些一般原因？習慣上的必需品，即生活上的安適程度起著什麼作用？消費和生活方式對效率一般地起著什麼作用？各種需要和活動，亦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則的多方麵作用，以及各階級各種類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生存競爭又起著什麼作用？資本運用所給予資本所有者的權力又起著什麼作用？和那些工作並當時消費他們勞動果實的人相比較，在一般源泉中有哪些部分用於報酬那些工作（包括各種冒險在內）和"等待"的人？對於這些和某些相同的問題，試圖作一廣泛的答案。
在分配問題的初步考察上，我們將首先觀察一世紀以前英國和法國學者怎樣認為價值幾乎完全由生產成本所決定，而需求隻居於從屬地位。其次，我們將說明這種研究結果在靜態社會中是怎樣近於真實的；並為使這種結果同現實生活和工作條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一章的其餘部分主要討論的是勞動需求。
在第二章中我們將首先考察現代條件下的勞動供給；並進而一般地考察確定工人、資本家和地主分配國民收入的大體界線的原因。在這種走馬觀花的考察下，許多細節將略而不論，其中有些是本篇其餘章節所要補足的，但其他細節隻得留待續篇。
●重農學派根據法國當時的特殊情況假定了工資的最低可能水平，以及這種最低可能水平亦適用於資本的利息。這些嚴格的假定後來為亞當·斯密與馬爾薩斯部分地加以揚棄。
亞當·斯密的前輩法國經濟學家曾極簡單地論述了決定國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這種論述是以法國十八世紀後半期的特殊環境為基礎的。當時征自法國農民的各種苛捐雜稅隻以他們的支付能力為限。各勞動階級免於饑餓者甚少。所以法國經濟學家（當時稱為重農學派）為簡單起見假定有一種自然人口規律，根據這個規律，勞動工資保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線上。他們並沒有假定這適用於全體勞動人口，但例外是如此稀少，以致他們認為他們的假設所含的一般見解是真的；這種說法多少像敘述地球的形狀一樣，雖然地球上有少數山脈凸出，但凸出於地麵的程度不大，這並不妨礙我們說地球是橢圓形的。
此外，他們知道，在以前的五個世紀中，歐洲的利率由於"節約一般地壓倒奢侈"一事而有所下降。但資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稅吏壓迫的敏捷性使他們深有所感，因此，他們斷言以下的假設並不過分，即如果資本的利潤比以前減少，則資本會很快地被消費掉或流入他國。從而他們又為簡單起見假定有某種類似自然工資率的自然利潤率或必要利潤率的存在。如果當前利潤率超過這種必要利潤率，則資本增長得很快，直到它迫使利潤率降低到自然利潤率或必要利潤率水平為止。如果當前利潤率降低到必要利潤率以下，則資本縮減得很快，而又使利潤率上升。從而重農學派認為工資和利潤是由自然規律所決定，同時各種東西的自然價值純粹是由報酬生產者用的工資和利潤的總額來決定的。
亞當·斯密所作的結論比起重農學派來是更加充實的。
雖然有待於李嘉圖闡明的是，生產上所用的勞動和資本必須在耕作邊際上加以估量，借以避免地租因素。但亞當·斯密也知道，在英國，勞動和資本並不像在法國那樣，處在饑餓的邊際。英國大部分勞動階級的工資除足以維持生存所必要的外，尚綽綽有餘。英國的資本有極穩妥而有利的運用場所，似不致消滅或流入他國。因此當他慎重措辭時，他的使用"自然工資率"和"自然利潤率"這些名詞，並不像重農學派口上所說的那樣狹隘和死板。在解釋二者是由經常變化著的需求和供給情況決定時，他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甚至認為，優厚的勞動報酬，能增進平民的勤勞"；"豐富的生活資料能增加工人的體力；改善他的狀況和也許在愉快和富裕中度過他的晚年的那種美好希望鼓舞他拚命地工作。從而，在工資高的地方比在工資低的地方，我們總會發覺，工人較為積極，較為勤勞，較為敏捷。例如，英格蘭和蘇格蘭，城市近郊和窮鄉僻壤的情形就是這樣"。可是他有時沿用舊的說法，致使粗心的讀者以為他相信勞動工資的平均水平是由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這一鐵律來決定的。
馬爾薩斯在他那英國從十三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工資演變的卓越調查中也曾指出，工資的平均水平是怎樣逐代變動不居的，有時降低到每日半配克穀物左右，有時又上升到一配克半，而在十五世紀，甚或上升到兩配克左右。雖然他說"下等生活方式可以是貧困的結果，也可以是貧困的原因"，但是他把這種結果差不多完全歸罪於由此而引起的人數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們時代的經濟學家所強調的是，生活習慣對於效率，從而對於勞動者多得報酬的能力所發生的影響。
李嘉圖的用語甚至遠遠不如斯密和馬爾薩斯謹嚴。的確，他清楚地說過："用食物和必需品所測量的勞動自然價格，不能理解成絕對固定，一成不變的；......勞動的自然價格主要取決於人民的風俗習慣"；但是，一旦他說過之後，他卻不屑於經常重複；他的絕大部分讀者忘掉他是這樣說了的。在他的論證中，他經常采取同杜閣和重農學派相似的說法，似乎工資一旦超過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範圍，人口就有急劇增長的趨勢，而這種趨勢通過"自然規律"固定在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國，這個規律曾叫做李嘉圖的"鐵律"或"銅律"--許多德國社會主義者相信，這個規律甚至在西歐各國現在也起著作用；並且相信，隻要"資本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生產方式存在，它將繼續發生作用。他們竟斷言李嘉圖是他們隊伍中的權威。
但事實上李嘉圖不僅知道工資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鐵律來規定的，而且也知道，它是由各個地方和各個時期的當地生活條件和習慣來決定的--而且，他對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敏感的，並號召主張人道主義的朋友們努力促成各勞動階級決心的成長，使工資不致降低至接近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水平。
許多學者堅持不渝地認為他相信"鐵律"，這隻能由下述事實來解釋，即他喜歡"設想有力的例證"，和暗示一次以後，不再重複的習慣，並為簡單起見，刪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結果應用於現實生活所需要的條件和限製。
穆勒雖然傾注全力強調經濟學上人的因素，但在工資理論方麵卻沒有超過他的前輩，而作出任何巨大的貢獻。他追隨馬爾薩斯，專從曆史方麵立論，認為如果工資的下降使勞動階級的安逸水準度下降，即"他們所受的損害將是永久性的，惡化了的生活條件將成為一種新的最低額，像以前較高的最低額一樣，常常使自己延續持久"。
高工資不僅能提高工資領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們子孫的效率，這種影響的認真研究隻是在上世紀才開始的。在這方麵，首推沃克和美國的其他經濟學家。運用比較方法來研究歐美各國的工業問題，不斷地使人越來越注意這一事實，即報酬優厚的勞動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勞動，因此，不是昂貴的勞動。這種事實雖然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事實對人類的未來都充滿更大的希望，但是它卻給分配理論帶來極其複雜的影響。
現在看來，分配問題比以前經濟學家所想像的要難得多，任何自認為是很簡單的解決辦法都是不能信以為真的。從前的許多研究曾給分配問題以簡易的答案，而這些答案實際上是對那些想像的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可能產生於生活條件十分簡單的其他世界，而決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但在回答這些問題方麵所做的工作並不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最好可以分成幾部分加以解決。這些簡單問題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包含著我們必須解決的那個大的困難問題的一部分。讓我們借助於這個經驗，並在這裏以後各節循序研究，以便了解那些決定現實生活中的資本和勞動的需求的一般原因。
●從一個不存在著勞資關係問題的社會來逐步說明需求對分配的影響。
讓我們首先研究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需求對勞動報酬所發生的影響，在這個世界裏，各個人都擁有輔助他勞動的資本；因此在這裏並不存在勞資關係問題。這就是說，讓我們假定，隻有少量資本將被使用；每個人所用的資本都歸他個人所有；而自然恩賜品俯拾皆是，可供人自由使用，不取分文代價。其次讓我們假定，各個人不僅有相同的能力，而且有相同的工作意願，而且事實上也的確勞動得同樣賣勁。再其次讓我們假定，所有的勞動都是簡單勞動，或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勞動，這指的是，如果兩個人相互調換工作，則對工作的質量和數量都不發生任何影響。最後，讓我們假定，每個人所生產的東西都是準備出賣，無須中間人過手，他直接把東西售與它們的最後消費者--因此，各種東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這種場合，價值問題十分簡單。各種東西都比例於生產它們所消耗的勞動進行交換。如果任何一種東西的供給不足，則它的售價可以暫時高於它的正常價格。它所交換的東西在生產上用的勞動較多；但是假使如此，人們將立刻離開別的工作，而從事於它的生產，在很短的時間內，它的價格將降低至正常水平。一些暫時的小幹擾是可能有的，但就一般而論，任何人的報酬將等於他人的報酬。換言之，在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純總額中，各人所得的份額都相等；而產品和服務的純總額我們可以叫做國民收入，它將構成勞動需求。
如果現在有一種新發明，使某業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因此，某人每年可使某種東西增產一倍，而無須增加工具，那末，這些東西的交換價值將為以往交換價值的一半。對每個人的勞動的有效需求將略有增加，而各個人從公共的收入源泉中所汲取的部分也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對這種特殊的東西多取一倍，其他舊有的東西仍舊不變；
或者他可以取得比以前略多的各種東西。如果許多行業中的生產效率增加，則公共收入源泉，或國民收益將大增；那些行業所生產的商品將構成其他行業所生產的商品的較大需求，並提高每個人的收入的購買力。
倘其他條件不變，這就是說，倘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勞相同，各業都同樣為人所好且同樣容易學會，如果我們假定，各業需要某種特殊的技能，則上述論點不致有很大的變動。各業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為如果某業一日勞動製造的出售產品比他業一日勞動製造的出售產品所得較多，而這種。不平等現象又有持續的傾向，則人們將使他們的子女優先學習這種有利的行業。的確，某些小的不規則現象是可能存在的。從一業轉向另一業勢必要占用時間，一時某些行業所得的份額多於他們在收入源泉中所應得的正常份額，而另一些行業所得的份額卻較少，甚或缺少工作。盡管有這些幹擾，但是各種東西的當前價值將圍繞著它的正常價值波動；在這個場合，像在以前的場合一樣，正常價值純粹是由生產那種東西所消耗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因為各種勞動的正常價值仍將相等。社會生產力由於分工而勢必提高；一般國民收益或公共收入源泉行將擴大；除一時的幹擾不計外，各人所得的份額將相同，各人用他自己的勞動果實所能購買的那些東西，比如果他自己為自己生產時對他是更加有利的。
在這個階段，像在上述階段一樣，這個命題仍然是正確的，即各種東西的價值是和消耗在它上麵的勞動量相一致的；
每個人的收入純粹是由自然的恩賜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來決定的。
其次，讓我們仍舊拋開培養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對他們的效率的影響不談，把它留在下章和分配的供給方麵的其他問題一並討論。而我們所要觀察的是，人口數量的變動對自然所提供的收入的影響。讓我們假定，人口增長率不變，或者無論如何不受工資率的影響。它可以受習慣、倫理觀念和衛生知識的變動的影響。同時我們仍然假定，一切的勞動都是相同等級的勞動，分配給各家的國民收入，除一時略有不均外，也都是相等的。在這種場合，生產技術的發達，交通的進步，各種新的發現以及戰勝自然之各種新成就，將使各家所支配的安樂品和奢侈品得到相等的增加。
但是這種場合和前一場合是不同的；因為在這種場合人口的增加，如持續得很久，最後必然快於生產技術的改良，而使報酬遞減規律在農業中顯現自己的作用。這就是說，從事農業的人將獲得較少的小麥和其他農產品，作為他們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在農業中，從而在其他各業中，一小時的勞動所代表的小麥數量將比以前減少；因為所有的勞動假定屬於相同的等級，所以，各業的收入通常是相等的。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土地的剩餘或租值有上升的趨勢。因為任何種產品的價值必須等於勞動的價值，而這種勞動，根據我們的假設，不論在優等土地或劣等土地上，在僅僅有利的即邊際的條件下始終是輔以生產它所需要的等量資本的。在耕作邊際上生產一誇脫小麥等所用的勞動和資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自然對有利條件下所運用的勞動的報酬小麥等等，相對於該勞動和資本將比以前有較高的價值；
換言之，小麥所提供的價值，除超過生產它所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價值外，尚有較大的剩餘。
讓我們現在撇開這一假設：即在全社會中，勞動具有這樣的流動性，以致保證等量努力能獲得等量報酬。為了更加接近現實生活起見，我們假定，勞動在工業上不隻有一級，而有幾級。再假定：父母往往培養他們的子女在本級中就業；他們在本級中可以自由選擇，而不能離開本級。最後，我們假定，各級人數的增加不受經濟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它可以是固定不變的，也可以是受習慣和倫理等方麵的改變的影響的。在這種場合，國民收益總額是由自然給予處在現有生產技術狀態下的人的勞動的報酬豐度來決定的。但分配給各級的國民收益將有所不同。它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來決定的。
某業中的人愈能滿足在國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額的那些人的廣泛而迫切的需要，他們所得的份額也就愈多。
例如，假定藝術家單獨構成一個級或等級，或組成一行；
其次，假定他們的人數不變，或至少隻少與收入無關的因素的影響；那末，他們的收入將取決於喜歡從藝術家得到滿足的那些階層中的居民的資金和熱中程度。
●從一個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來說明特定勞動的純產品，他的雇用並不增加間接成本，但它的工作恰隻達到雇主不能從其中獲得純收益的那一邊際。
現在我們可以離開那個各人都擁有輔助他勞動的資本的想像世界，而回到我們這個勞資關係在分配問題上起著巨大作用的現實世界。但讓我們仍然把注意集中在按每種要素的數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務把國民收益分配給各種不同生產要素上，至於每種要素的報酬對該要素的供給所起的反作用，則留在下章討論。
我們已經知道，機敏的企業家怎樣不斷尋求最有利運用自己資金的機會，並力圖把各生產要素使用到那一邊際或限界，在該邊際，他如把他的一小部分開支移用到其他要素上，對他會是有利的；從而就其影響所及，他是代用原則起作用的媒介，通過他這一原則使各要素的雇用得到這樣的安排，以致在它的邊際運用上它的成本和因它的使用而增加的純產品成比例。我們必須把這個普遍原則運用在勞動的雇用上。
在那謹慎的企業家的心中經常盤算的一個問題是，他是否有恰當的人數，來完成他的工作。在有些場合下，他的設備就給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一個機車上必須有一個，而且隻能有一個司機。但是幾列快車隻有一個車務管理；在運輸繁忙的時候，它們會遲到幾分鍾，而這些時間是可以通過第二個車務管理節省的。因此，一個機敏的經理總在度量那因重要列車上第二個車務管理之助而給旅客所節省的時間和所避免的麻煩這一純產品，並考慮這種純產品是否將和它的成本相稱。這個問題和多增加一次列車是否能補償它在設備和勞動方麵所用的較大支出這一問題，在性質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卻是比較簡單的。
此外，人們有時聽說，某農戶因缺乏勞動而使他的土地荒蕪。也許他有足夠的馬匹和農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個人，他就會收回他的資金，且綽綽有餘"。這就是說，增雇的這個人所提供的純產品除補償他的工資外，尚有剩餘。讓我們假定，某農戶存在著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員這樣一個問題。為簡單起見，我們可以假定，增加一個人在設備或資本方麵不需要任何額外支出；且他在各方麵所給予該農戶的勞逸都相等；因此，無須增加管理上的報酬（就該詞作廣義解，甚至包括風險保險費等在內）。最後，農戶認為此人除同樣防止羊的死傷外，每年還可增加羊二十隻。也就是說，他認為增雇的這個人所提供的純產品是二十隻羊。如果可以用少於二十隻羊的價格的等價雇到這個人，他一定是會雇他的；但是如果隻能用差不多相等的價格才可以雇到，那末，該農戶將猶疑不決；而這個人可以叫做邊際牧工，因為他是在邊際上雇用的。
最好是始終假定他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他的純產平等於他的工資，那他也隻會是一個邊際放牧員。該農戶也許算過，一個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員隻能增產十六隻羊；從而願意以多於普通工資四分之一的價格雇用；但假定他有這樣特殊的效率，是極其不便的。他應當有代表性，即有正常的效率。
如果他有代表性，他的雇主也有代表性，那末，二十隻羊就代表一個牧工的純產品，從而代表他獲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於經營，例如，如果他聽任他的牧工不給羊以充分的飼料，那末，該人隻可以增產十六隻羊，而不是二十隻羊。隻有工人及其雇用條件都處於正常狀態，純產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資的趨勢。
這個放牧員的勞動所增加的產品，是大受該農戶所已雇的放牧員人數的影響的；而所雇的人數又決定於需求和供給的一般情況，特別是當代放牧員隊伍由以補充的人的數目，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區的麵積以及所有其他農場的放牧員的效率等等。而邊際產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競爭的影響：可供養羊的地麵，因造林、種植燕麥和養鹿等之需要土地而減少。
這是從簡單的養羊業中所選的一個例證。但在各業中，問題的形式盡可以不同，而它的本質卻是相同的。除腳注中所指出的，但對我們的主要目的無關重要的那些條件外，各類勞動者的工資有等於該類邊際勞動者的追加勞動所提供的純產品的趨勢。
這個原理有時被當作工資理論提出來。但任何這種主張都是站不住腳的。一個工人的報酬有等於他的勞動純產品的趨勢這一原理，就其本身來講，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要計算純產品，除他的工資外，我們還必須假定他所製造的那種商品的全部生產費。
不承認它是一種工資理論，這是對的，但不承認這個原理是闡明決定工資的那些原因中的一個原因所起的作用，這就不對了。
●對一般資本的需求。
在以下幾章，為了特殊目的，我們要用別的例證說明上節用體力勞動所說明的那個原則。特別要指出，當發現多用些監督和多雇一個普通工人對某企業的有效產量有相等的增加時，某部分歧業管理工作的價值是怎樣測定的；此外，一架機器的所得有時可以用在某些場合不引起任何附帶的額外開支而給工廠增加的產量來計算。
在從某特定機器的工作推到有一定價值總額的機器的工作時，我們可以假定，有某工廠可以增用價值一百鎊的機器，而不增加其他開支，該工廠每年純產量之值（即除去該機器本身的耗損外），增加四鎊。如果投資者盡先把資本投向利益優厚的地方，如果經此程序達到均衡以後，投資者尚覺值得而且僅僅值得雇用該機器，則我們由此事實可以推斷年利為四厘。但是這種舉例，不過指出價值決定原因的一部分而已。
如把這類例證當作利息論或當作工資論，則必犯循環推理的毛病。
姑不妨進一步說明某用途方麵的資本需求的性質，並考察資本的總需求如何由許多不同用途的資本需求所構成。
為論證起見，讓我們以某特定行業如製帽業為例，並研究什麼是決定該業所吸收的資本數量的那些原因。假定在毫無風險的證券上，利率為年息四厘，假定製帽業吸收資本一百萬鎊。這就是表示，製帽業可以善用這一百萬鎊資本，寧可對它付年息四厘，而不願棄此資本而不用。
有些東西是製帽業所必需的；它不僅必須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須要有流動資本如原料和固定資本如工具甚或少許的機器。雖然競爭使運用這宗必要資本所獲利潤不能超過普通的企業利潤，但是如果製帽業不能以較低的利率得到資本，則它甘願對它付息五分，而不願受缺乏此項資本所引起的損害。設年息為二分，也許有其他機器，製帽業不能不用，年息為一分時，所用的機器增多，年息為六厘時，更多，五厘時，更多；最後，因為年息為四厘，所以更多用機器。當製帽業擁有這個數量的機器時，則機器的邊際效用--即僅僅值得使用的那個機器的效用--為四厘。
利率上漲，減少製帽業的使用機器；因為凡年剩餘不超過本身價值百分之四的機器，則製帽業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使製帽業需要更多的資本，年剩餘略少於本身價值百分之四的機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則用於製帽工廠和工人宿舍的建築也越堅固美觀；同時利率下降將導致製帽業使用更多的資本，這表現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成品的大量積存上。
雖在同一業中，而使用資本的方法卻迥然不同。各企業主按照自己的資金將在企業的各個方麵投資，直到他認為有利的邊際似乎到達為止；而有利的邊際，如我們說過的，是相續切割各種可能投資的一條界線，一旦利率下降，並按該利率又可以借得額外資本，則此線即向外作不規則的伸張。因此，資本的需求是各業中一切企業主的資本需求總量；它所遵守的規律，和商品銷售所遵守的規律相同。如同在任何既定價格下一定量的商品總能找到買主一樣，如價格上漲，則所能銷售的商品數量減少，而資本的使用，亦複如此。
就生產上的各種貸款而言，如此，而專事消費不事生產的人，或抵押未來資源以取得現時經費的政府，他們的借貸何嚐不是這樣。的確，他們的行為往往很少受冷靜的計劃所約束，並往往決定他們所要借的數額，而很少考慮到他們將來對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利率甚至對於這類借款也起著明顯的影響。
●簡短的摘要。
試就上述一切作一全麵的（即便是困難的）總結：各生產要素如土地、機器、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等等，在生產中往往被運用在盡先有利之處。如果雇主和其他企業家認為，他們略多使用任何一種要素時，就能獲得較好的結果，則他們將使用這種要素；他們估算在這方麵或那方麵稍微增加開支所得的純產值（即總產量的貨幣價值扣除附帶費用後的純增益）；如果把少量開支從一方麵移用到他方麵而有利可獲，則他們將移用這種開支。
這樣看來，各生產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給的一般情況來決定的。這就是說，它一方麵是由該要素在各種使用上的迫切性與使用者所有的資金，和另方麵由該要素的現有存量來決定的。根據代用原則，由於從該要素服務價值較小的使用方麵不斷移向服務價值較大的使用方麵這一趨勢，則它在各種使用上的價值得以均等。
如果非熟練勞動或任何一種要素使用得較少，考其原因不外是，在某一點人們對於使用該要素是否值得還猶疑不決，最後認為不值得。亦即我們所說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各種要素的邊際使用及其邊際效率。我們之所以這樣做，隻是因為任何轉移隻能發生於邊際，通過轉移已經變化了的供求關係才顯現出來。
如果我們忽略各級勞動之間的差別，並把所有的勞動看作相同的勞動，或至少看作都用有標準效率的某種勞動所表示的勞動，則我們可以求出直接運用勞動和直接運用資本之間的無差別邊際；簡言之，用屠能的話來說是："資本的效率必然是它的報酬的尺度，因為如果資本的勞動比人的勞動便宜，則企業主勢必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資本比人工貴，則他增雇工人"。
但一般資本之爭取雇用和某業中機器之爭取雇用，在性質上有所區別。後者可使某種勞動完全失業，而前者卻一般地不能代替勞動，因為它必然增加資本篇生產者的就業人數。
而事實上以資本代替勞動，不過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勞動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勞動而已。
●國民收入或國民收益的再定義。
當我們說到國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國純收入（如分為土地、勞動和資本所得的份額）時，我們必須明確，哪些是我們所包括的，而哪些又是我們所排除的。不論我們從廣義上或狹義上來使用這些名詞，這對我們的論證是無關緊要的。但重要的是，貫穿在任何一個論證中我們的用法必須始終一致。
凡包括在土地、勞動和資本的需求及供給的某一方麵的東西，也必須包括在另一方麵。
一國的勞動和資本作用於它的自然資源時，每年生產一定的純商品總量，其中有的是物質的，有的是非物質的，各種服務也包括在內。而"純"這個限製詞，是指補償原料和半製成品的消耗以及機器設備在生產中的耗損和折舊。必須從總產品中減去所有這種種消耗，我們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純收入。國外投資所提供的純收入也必須包括在內。這就是一國的真正年純收入，或國民收益。當然，我們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時期計算這種收益。國民收入和國民收益這兩個名詞是可以互用的。隻是當我們把國民收入看作可供分配的各種享受之新來源的總和時，國民收益一詞才是更有意義的。但這裏最好是沿用慣例，凡普通不算作個人收入的一部分者，也不能算作國民收入或收益的部分。因此，除提到與此相反的情況外，某人自己為自己的服務，和給家人及朋友所提供的無代價服務，以及從個人資質和公共財產（如免稅關口）所獲得的利益，都不能算作國民收益部分，而必須加以分別討論。
一部分產品不僅用於補償已消耗的物資和用壞的機器，而且用於增加原料和機平等的存量。這部分國民收入或收益並不直接進入個人消費領域。但從通常所用的這個名詞的廣義上來說，它確是進入消費領域，例如，當印刷機製造商把印刷機售與印刷廠之時。因此，從廣義上來說，的確，一切生產都是為了消費，國民收益、純產品總量和消費總量都是可以互用的名詞。在普通的工業狀態下，生產和消費是相伴而行的，除非有相應的生產為消費創造了條件，就無所謂消費。一切生產都伴隨著它所要滿足的消費。的確，在某些特定生產部門中，可能有產銷脫節現象；商業信用的破產可能使絕大多數倉庫一時存貨充斥，無法出售。但這些都是例外情況，而不在我們現時的考察範圍之內。
●影響生產要素供給的諸原因和影響需求的諸原因對分配都起著同等影響。
如前章開始時所指出的，現在我們要研究報酬對各種生產要素的供給所起的反作用，以補充需求對分配的影響之研究。考察生產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決定各種勞動、資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國民收益方麵所起的作用時，我們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加以討論。
李嘉圖和追隨他的那些幹練的企業家都認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無須加以解釋的。他們既沒有強調它，也沒有充分詳細的研究它；這種忽視曾引起很大的混亂，並蒙蔽了事實的真相。在這種反應中，有一種偏見，認為各生產要素的報酬源於它所參與製造的那種產品的價值，而且當時主要地是由該價值所決定；它的報酬的決定和地租的決定是根據同樣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認為，可能從地租規律的推廣應用中構成一種完整的分配理論。但他們是不會達到目的的。李嘉圖及其追隨者似乎具有正確的直覺看法，因為他們默認供給力量的研究是更為迫切和更加困難的。
當我們研究什麼在決定一種生產要素（不論是任何種勞動或物質資本）的（邊際）效率時，我們發覺，該問題的及時解決需要知道該要素的現有供給量；因為如果供給增加，則它將被用在需要較小、效率較低的使用方麵。而問題的最後解決也需要知道決定那種供給的原因。各種東西，不論是某特定種類的勞動，或資本，或其他別的東西；它的名義價值，如同拱門的拱心石一樣，是靠兩邊相反的壓力來維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麵是需求的壓力，另方麵是供給的壓力。
各種東西，不論是一種生產要素，還是用於當前消費的商品，它的生產勢必擴展到供給與需求均衡的限界或邊際。商品的數量及其價格，生產該商品所用的各生產要素和它們的價格，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相互製約著，如果有某種外因使其中某因素發生變動，則幹擾的結果將涉及其餘的因素。
同樣地，當碗中盛有數球時，它們相互製約著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點上有強度和長度不同的彈線（都是拉長的）懸著一個重物，各線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製約的，如有一線縮短，則原來各線所處的位置勢必變動，而其餘各線的長度和張力也必然變動。
●影響各種不同形式的勞動和資本的原因之要點說明。報酬增加對個人勤奮影響之無常。
正常工資與人口增長和體質增強特別是後者之間的適應比較規則。儲蓄所產生的利益對資本及其他財富的積累的一般影響。
我們已經知道，任何生產要素的有效供給不論什麼時候都首先取決於它的現有存量，其次取決於它的所有者把它運用到生產上的意向。而這種意向不純粹是由預期的眼前報酬來決定的；雖然有一種在某些場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產勢必停止。例如，某廠商會斷然拒絕開動自己的機起來生產那種定貨，而這種定貨不能補償生產上的額外貨幣開支和機器的實際耗損。關於工人體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勞及其他不便，也有類似情況。雖然目前我們所討論的是正常條件下的成本和報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時個人的直接消耗，但是為了避免誤解起見，不妨在這裏就這個問題作一簡短的說明。
如前所述，當某人做自己所願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時，那工作對他實際上毫無所費。因為如某些社會主義者相當誇大其詞地說的那樣，除非有某事發生，以致完全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則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喜愛自己的適度工作。但不論正確與否，大多數人相信，在謀生時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對他們毫無剩餘樂趣可言，相反地，對他們卻有所耗費；收工時，他們高興；他們也許忘掉，最初的幾個工作小時對他們的耗費並不像最後一小時那樣多，他們多半認為，九小時工作的耗費為最後一小時的九倍。他們很少想到，通過用足以補償最後而最艱苦的一小時的工資率，來支付每一小時，他們即可獲得生產者的剩餘，或租。
一個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時間愈長，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不仁，則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強，同時每增加一小時的工作，使他的工資有所增加，並使他愈益接近於滿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個階段，工資愈高，這個階段的到來也愈快。不過，隨著工資的增長，究竟出現新的需要和為他人及為自己備辦晚年享受其的新欲望呢，還是他很快地滿足於隻能從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饒有興味的那些活動的機會呢，這隻是個人的興趣問題，並沒有普遍的準則可循。但經驗似乎證明，各種族和各個人（特別是熱帶的居民）愈是愚昧無知，他們工作得時間也愈短，如果工資率的提高使他們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習慣上的生活享受，則他們工作時將愈不賣勁。而眼界較廣，性格堅強的人，除非寧願把他們的活動轉用於高尚的目的，而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工作，則工資率愈高，他們工作得愈賣勁，堅持的時間也愈長。但這點將在進步對價值的影響一題下加以詳細的討論。此刻我們可以斷言，就一般而論，報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給得到即時的增加。此項規則的上述例外為數不多，但它們不是沒有意義的。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為勞動的有效供給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量。因為即使嚴格地規定了一年的工作時數（實際上卻不然），而工作強度也仍然是有伸縮性的。
然而，如我們從工資的增加對個人所做的工作的現時影響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紀以後的最終影響時，則這種結果也是肯定的。的確，雖說境遇的暫時改善將給許多青年人帶來成家立業的機會；而富裕的持續增長，對生殖率的提高與降低，似有同樣的可能。但另方麵，工資的增長勢必減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對子女的保育漠不關心。如我們觀察高工資對下一代人的體力和智力所起的影響，則這個論據更加有力。
因為有某種消費，如果它有某些減少，則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各級工作所絕對必要的。
的確，成年人或許犧牲他們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隻不過使效率的減少推後一代而已。其次，還有習慣上的必需品，它們在風俗習慣上是這樣的必要，以致人們一般地寧肯犧牲大部分所謂絕對必需品，而不願棄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雖不是所有的人），雖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也不願棄而不用。很多這些習慣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質與精神進步的體現，它們的範圍隨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們的數量愈多，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則愈不經濟。但如果加以適當的選擇，它們就在最大程度上達到一切生產的目的，因為那時它們提高人類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絕對必需的那種消費，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償失的，它對國民收益之所取等於它對國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為效率所必需的那種消費，隻能通過人對自然力控製的增進而加以解決。這種消費的增加可由於知識和生產技術的進步，組織的改善和原料來源的日益豐富和擴大，最後，由於資本的增長和達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質資料的增加。
可見，勞動供給如何緊密地適應勞動需求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在一般人的現時消費中有多少是用以維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有多少是習慣上的必需品，這種必需品在理論上可以免卻，但實際上很多人寧願要它而不願要某些真正用來維持效率的必需品。當作生產手段來看，又有多少是多餘的，雖然，當作目的本身來看，有些當然是極其重要的。
如我們在前章開始時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國和法國經濟學家幾乎把勞動階級的全部消費都列入第一類；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部分原因是為了簡單，而部分原因是由於當時英國勞動階級的貧困，而法國勞動階級則更加貧困；他們曾斷定，勞動供給會適應它的有效需求的變動，和機器的供給適應它的有效需求的變動一樣，不過前者適應有效需求的速度遠不如後者那樣快。就現在較不發達國家的問題而言，我們所必須給予的答案和英法經濟學家的答案是沒有多大出入的。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勞動階級所能消費的，奢侈品最少，甚至習慣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們報酬的增加引起人數的大量增加，從而使他們的報酬又迅速降低至僅能維持生活所需要的費用的原有水平線上。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工資幾乎是按所謂鐵律或銅律來規定的，這個規律把工資固定在培育和維持一個效率很差的勞動階級的費用上。
關於現代西歐各國，答案卻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於近來在知識和自由、體力和財富，以及易於接近海外富饒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的確，甚至在今日英國居民主體的大部分消費仍用於維持生活和體力；
用法也許不太經濟，但也沒有任何巨大的浪費。無疑的，某些恣意放縱是絕對有害的；但相對於其他的恣意放縱行為它們是在減少著，主要的例外也許要算賭博。其中大部分開支，作為培養效率的手段並不十分經濟，但有助於形成靈機應變的習慣，並給生活帶來多樣性，缺了它，人們就顯得悶悶不樂，停滯不前，耕耘雖多，而收獲卻少。大家都承認，甚至在西歐各國，那裏的工資最高，那裏的熟練勞動一般是最便宜的勞動。的確，日本的工業發展有一種傾向表明：某些很貴的習慣上的必需品可以棄而不用，而不致相應地減低效率。
雖然這種經驗將來可以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同過去和現在的關係不大。就人的現在和過去的情況而言，在西歐各國，有效率的勞動所得的報酬，不是大大超過用來補償培養和訓練有效率的工人並保持和充分運用他們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費用，這仍是真的。
於是，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工資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條件下賺取的，差不多總能增進下一代的體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報酬的增加，提高勞動的增長率。換言之，勞動的需求價格上升，使勞動的供給增加。如果知識、社會風尚和家庭習慣不變，則全體人民的勞力（假如不是人數的話）和某特定行業中的人數與勞力可以說有一個供給價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價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減；價格較高，則二者增加，價格較低，則二者減少。
可見，我們又知道，需求和供給對工資起著同樣的影響，其中是不容有軒輊的，如同剪刀之兩邊，拱門之雙柱一樣。工資有等於勞動純產品的趨勢，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勞動的需求價格。從另方麵來看，工資有同培養、訓練和保持有效率的勞動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關係（雖然是間接而複雜的）的趨勢。這個問題中的各種因素都是相互決定（即製約）的；它偶爾使得供給價格和需求價格相等：工資既不是由需求價格又不是由供給價格決定，而是由支配供給和需求的一係列的原因來決定的。
關於"一般工資率"或"一般勞動工資"這些常用名詞，須略加解釋。在廣泛地考察分配，特別是在我們考察勞動和資本的一般關係時，使用這些名詞是方便的。但實際上在現代文明中無所謂一般工資率。在數以百計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資問題，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為的），支配著供給價格並限製著它的人數；各有各的由其他生產要素對它的服務的需要所決定的需求價格。
一般利率一詞也有類似的困難。但這裏主要的困難是源於這一事實，即在某些特定事業（如工廠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資本的收入，本來是一種準租，而隻有在所投資本的價值不變這一假設的基礎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開這種困難不談，並記得"一般利率"一詞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隻能適用於新的自由資本投資的預期純收入時，我們可以略述關於資本增長的最初研究的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決定財富積累的因素很多，如習慣，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動力。安全保險是財富積累的一個必要條件，知識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在許多方麵也使它有所增進。但是，雖然一般儲蓄除利率外還受許多原因的支配；許多人的儲蓄很少受利率的影響，有些人決定給自己或他們的家庭獲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時，儲蓄得少，利率低時，儲蓄得多。可是，權衡各方麵的情況之後，我們堅信，利率（或儲蓄的需要價格）的上漲，有使儲蓄量增加的趨勢。
利息既為任何市場上使用資本的代價，故利息常趨於一均衡點，使得該市場在該利率下對資本的需求總量，恰等於在該利率下即將來到的資本的總供給量。如果我們所討論的市場是一小市場，例如一城或進步國家中的一業，則當該市場對資本的需求增加時，可以從鄰區或他業抽調資本，增加資本的供給，而迅速滿足之。但是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或一個大國當作資本市場，我們就不能認為，資本的供給總量，因利率的改變，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為資本的一般財源是勞動和等待的結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額外勞作和額外等待，但在短期內，這種額外勞作和額外等待，較之現有資本中的勞動和等待，不會很多。所以在短期內，對資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時，滿足這種需求的增加，出於供給的增加者少，而出於利率的上漲者多。因為利率既漲，所以有一部分資本將從它的邊際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漸退出。提高利率，隻能慢慢地、逐漸地增加資本的總供給量。
●土地就需求對分配的影響和個人把資源用於生產的關係來說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資本，但較之供給對分配的正常影響，它卻與資本有所不同，而這是我們在這裏中所要討論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來的生產要素以及人對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齊觀。因為所有其他生產要素的供給，都按不同方式並在不同程度上適應對它們服務的需求，而土地卻沒有這種適應。任何勞動階級的報酬劇增，有使該階級的人數增加，或效率同人數兩者一並增加的趨勢；該階級有效率勞作的供給既增，往往削減它對社會所提供的服務的價值。
如果人數增加，則各人的報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們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報酬或許比以前有所增加，則所增加的報酬出於國民收益的增加，而無損於其他生產要素。
這個論點適用於資本；但不適用於土地。所以雖然土地的價值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有相似之處者，受上章末節所討論的那些影響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討論的那些影響的支配。
的確，從廠商或農場主的觀點來看，土地隻是一種特定。形式的資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討論的需求規律和代用原則的作用的支配，因為現有的土地，像現有的資本品或某種勞動一樣，有從一種使用轉向另一種使用的趨勢，直至進一步轉移無利可圖而後止。因此，就前章之討論而言，一個工廠，貨棧或一張犁（除去耗損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決定的。不論在那個場合，收入有等於該要素邊際純產品價值的趨勢；在短時間內，該收入是由該要素的總供給量和其他要素對它的服務的需要來決定的。
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土地（指古老國家中的土地）並不受這裏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響。如報酬率增加對其他生產要素的供給的影響，從而對它們對國民收益貢獻的影響，從而對其他生產要素購買它們的服務所用實際成本的影響。一工廠多建一層樓，或一農場多用一張犁，該樓或該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廠或農場。國家給自己的企業增加一層樓或一張犁，如同個人給自己的企業所增加的一樣。因此，用以分配的國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長期內，廠商或農場主的報酬，照例不是由犧牲其他生產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與此相反，不論什麼時候的土地（指古老國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種固定的存量。當一廠商或農場主決定給自己的企業增加少量土地時，實際上就等於他決定從別人的企業取得這塊土地。他給自己的企業增加了土地，但是國家並沒有增加土地，這種變化本身並不能增加國民收入。
●本階段論點總結。
總結一下我們在這一階段的討論：全部純產品總量，是所有這些商品的需求價格，從而是生產這些商品所用的生產要素的需求價格的真正來源。換言之，國民收益是一國所有生產要素的純產品總量，同時又是支付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
它分為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和土地及生產上具有級差優勢的生產者剩餘或地租。工資、利息和地租或生產者的剩餘構成全部國民收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益愈大，則它們各自的份額也愈大。
一般說來，勞動、資本和土地對國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們對它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的需要成比例的。但這種需要不是總需要，而是邊際需要。所謂邊際需要，是在一點上的需要，在該點，不論人們略多購買某種要素的服務（或服務成果），或用他們的額外資金購買其他要素的服務（或服務成果），對他們都毫無區別。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該要素所得的份額愈大，則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對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將有所減少；因此，將減少它的邊際需要，並降低它的銷售價格。這就是說，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額或報酬率的增加，似會使某些力量發生作用，結果減少該要素的份額，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國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額。這種反作用也許是緩慢的，但是，如果生產技術和社會一般經濟情況沒有劇烈的變動，則各要素的供給將受它的生產成本的嚴格控製；其中要計算習慣上的必需品，而這種必需品隨著日益豐富的國民收入給一個一個階級提供日益增加的剩餘（超過維持效率所必要的剩餘）而不斷地擴大。
●不同工種的工人的工資和效率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研究一業中效率的提高和報酬的增加對他業所起的影響時，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普遍事實出發：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時，任何生產要素的供給愈多，則該要素所開辟的、而它本身並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徑愈廣，而該要素在種種用途（在這些用途裏，它是在即將證明無利可圖的邊際上被利用的）上所樂於接受的需求價格也愈低；在競爭能使它得自各種使用上的價格相等情況下，則該價格將是該要素在各種用途上的價格。該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額外生產，增加了國民收益，其他生產要素也借此而獲利，但該要素本身卻不得不承受較低的報酬率。
例如，倘其他條件不變，設資本增加得很快，則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條件不變，設從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數增加，則工資必然下落。每個場合都會引起生產增加，國民收益增加；在每個場合，某生產要素之所失，必然成為其他生產要素（未必是一切生產要素）之所得。例如，開發一個蘊藏豐富的石礦，或礦工人數增加或效率提高，勢必改善各階級的住宅狀況，勢必增加對磚匠和木匠勞動的需求，從而提高他們的工資。作為建築材料製造者的瓦工必受迫害，雖從消費方麵來看，他們也得到利益，但這種利益終不能償其所失。這一要素的供給增加，對許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對有些別的要素的需求則大量增加；但它對某些要素的需求卻有所減少。
我們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廠的工人的工資，有等於他的勞動純產品的趨勢。但工資並不是由該純產品決定的；因為純產品，如各種邊際使用上的其他機遇一樣，和價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給的一般關係來決定的。但如（1）投於製鞋工業的資本和勞動總量已達到一點，在該點，增加勞動和資本雖然可以增加產量，但僅僅有利；（2）把資金在生產設備，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之間作了適當的分配；（3）我們所討論的這個工廠，業務正常，經營管理能力正常，但該廠所處的情況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資增雇一個具有正常能力和幹勁的工人，是否值得。當上述種種情況確定之後，我們大致可以斷言，損失該工人的勞作，勢必減少該廠的純產品，而它的價值和該工人的工資大約相等。反過來說，他的工資大約等於該純產品（當然，一人的純產品不能和其餘工人的純產品機械地分開）。
皮鞋廠中各類工人的工作，有難易的不同；但我們可以忽略各類工人在職業上的區別，而假定他們都屬於同一級（這假定大大簡化了論證的措辭，而不致影響它的一般性質）。
在現代工業生產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一業或他業有時感到勞力供給過多，而有時卻感到勞力供給不足；這種不可避免的失調現象，由於各種限製性的結合及其他影響，而變本加厲。但是，勞動的流動性，足以使這一點成為事實，即一個西方國家中各個不同工作部門中的同級工人的工資有相等的趨勢。因此，下述說法並不言過其實：一般說來，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處於同級的各個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資買一雙鞋（除去原料成本後），因為賺取該工資所用的時間和皮鞋工人給工廠的純產品增加同樣一雙鞋所用的時間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來說。各個工人用百日勞動的工資，一般能買到和他同級的其他工人百日勞動的純產品。隻要不超過該數量，他可以任意選擇。
如果他級工人的正常工資比他的工資高一半，則皮鞋工人必須用三日的工資才能買到他級工人二日勞動的純產品，餘此類推。
可見，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任一業（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內）中，勞動純效率的增加，將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購買該業產品的那部分工資的實際價值；倘其他條件不變，皮鞋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平均水平，直接取決於，並正比例地隨著生產他的工資品的那些行業（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內）的平均效率的變化。反之，在某工業中，如工人放棄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術革新，即使皮鞋工人用於購買該業產品的那部分工資損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產品和他的產品處於競爭狀態，而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則該效率的增加至少會使他暫時遭受損失，如果他不消費該產品，則所受損失更大。
此外，各級勞動的相對地位如發生變化，較之他級勞動，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則他因此而得利。醫務人員（他有時需要醫生看病）的增加，將對他有利；如廠商，商業經理和其他企業家的人數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數又來自他級，則對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為管理上的報酬，較之手工勞動的報酬，將有所下降，而各種手工勞動的純產品勢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純產品的那些工資所購買的各種商品將有所增加。
●我們始終假定特定工種的工人和特定行業的雇主在所述時間和地點並不具有多於事實上他們所特具的那種競爭能力，知識和競爭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趨勢我們已有所討論，乃是一種競爭形式；不妨再強調的是，我們並不假定完全競爭的存在。完全競爭要求完全掌握市場情況。當我們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營業時，假定經紀人完全掌握市場情況，這和現實生活相去不遠，但是，當我們考察工業上任何低級勞動的供給的決定因素時，該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某人有足夠的才能來掌握他的勞動市場的全部情況，他就不會長期留在低級勞動中。從前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和現實企業生活保持密切接觸，一定很懂得這個道理；但是，一則由於簡單扼要，二則由於"自由競爭"一詞當時十分流行，三則由於他們沒有把自己的理論加以足夠的分類和限製，所以，他們似乎往往暗示，他們的確假定了完全競爭。
因此，要特別加以強調的是，我們並不假定任何工業集團的成員都有很多天賦的才能和遠見，或除該集團的成員和各個消息靈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種正常動機外，還受其他動機的支配；當然要估計到時間和地點的一般條件。盡管有許多任性和衝動行為，盡管卑賤和高尚的動機交織在一起，但經常的趨勢是，各個人為他和他的子女所選擇的職業，在他看來是大體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資金和能力所能達到的那些職業。
●論一般勞動和一般資本之間的關係。資本輔助勞動。資本與勞動對雇用場所的競爭。但此語須加以慎重解釋。
尚待討論的最後一部分問題是，關於一般資本和一般工資的關係。很顯然的，雖然一般資本和勞動為運用於某些特定行業而進行著經常的競爭，可是因為資本本身是勞動和等待的體現，所以，這種競爭實質上是某幾種輔以大量等待的勞動和其他幾種輔以少量等待的勞動之間的競爭。例如，當人們說"資本主義機器曾代替了很多製鞋工人"的時候，意思就是說，從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於少量等待做錐子和其他簡單工具的人很少；而現在從事製鞋的人雖比以前有所減少，但他們借助於工程師所製造的機器，借助於大量等待，卻能比以前生產為數更多的鞋。在一般資本和一般勞動之間存在著真正的、有效的競爭，但這種競爭所涉及的麵並不廣，較之工人從賤價取得資本的協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產品的生產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無足輕重的。
一般說來，儲蓄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務不斷擴大；
並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樣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這就是說，利率將不斷下降，除非有一種發明為迂迴生產方法開辟了新的有利途徑。但資本的這種增長，將增加國民收益；開辟新的有利的場所以供勞動在其他方麵得到雇用；因此，除補償等待的服務對勞動的服務的部分替代外，還綽綽有餘。
由於資本的增長和發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國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響各類商品：例如，使製鞋者用他的報酬能買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家水、燈光和暖氣，以及旅行等等增多並改善。不過有一點應該承認；少數改良至少最初隻會影響富人所消費的那些商品；相應增加的國民收益沒有一部分直接歸於勞動階級；在短時間內，他們不能獲得任何利益，以補償特定行業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擾亂。但這些場合十分罕見，而且一般都是小規模的。即使他們差不多也往往獲得某種間接的補償，因為專門用於富人奢侈品的種種改良，會迅速推廣到其他階級所享用的安逸品上。雖然這不是一種必然的後果，但實際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說來會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對手工品和個人服務的嗜好，並使他們用以滿足這些嗜好的資金也得到增加。這是一般資本和一般工資的關係的另一個方麵。
●工資取決於資本墊支一語之正確程度的限界。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勞動階級當年所領取的國民收益份額，由當年的產品或它們的等價構成。因為當年的許多成而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把前幾年的產品交給各勞動階級，以作為他們的報酬。
勞動和資本的一般交易是，工人取得用於直接消費的商品的支配權，而作為交換，他把雇主的物品向著用於直接消費的階段推進一步。但這適用於大多數雇主，而不適用於完成生產過程的那些工人。例如，裝置表的工人給雇主所提供的用於直接消費的商品，比他作為工資所取得的要多得的；又如我們把一年的幾季（播種和收割時間均計在內）綜合起來看，我們就知道，全體工人給他們的雇主所提供的成品，多於他們當作工資所得的成品；我們有理由認為，勞動工資取決於資本對勞動的預支。因為（即使除機器，工廠，輪船和鐵路外）借給工人的住宅，和在各階段上生產他們所消費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資本家預支給他們的比他們預支給資本家的要多得多，即使在他們沒有領工資以前已經給資本家工作了一個月。
由此可見，在已經闡明的分配概要中，沒有什麼東西使一般資本和一般勞動的關係同任何其他二種生產要素的關係發生很大的差別。關於勞動和資本關係的現代學說，是以前學說發展的結果，所不同的隻在於現代學說較之穆勒在《政治經濟學》第四篇第三章中所講的理論是更加精確、完整和一致。穆勒在這章中把有關該問題的所有各種因素都集在一起。
綜觀以上所述，可進一步作出結論：一般資本和一般勞動，在創造國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並按照它們各自的（邊際）效率從國民收益中抽取報酬。它們的相互依存是極其密切的；沒有勞動的資本，是僵死的資本；不借助於他自己或別人的資本，則勞動者勢必不能久存。哪裏的勞動奮發有力，則哪裏資本的報酬就高，資本的增殖也很快。由於資本和知識，西方國家的普通工人在許多方麵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資本和勞動的合作，如同紡工和織工的合作一樣重要。雖然紡工所業居先，但那並不能使它與眾不同。一方的發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動分不開的；
不過一方用犧牲他方的辦法可以暫時（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較大的國民收益份額。
在現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級職員本身擁有的資本很少，但他們卻是巨大工業機輪的軸心，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於他們且由他們分布，他們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討論就業和工資的變動時（留待本書續其討論），他們將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討論勞動、資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時，他們所占的地位雖不是首要的，而卻是顯著的，但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討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