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是這樣，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他會順便問我一聲：“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可還不等我回答，他就接著宣布：“沒有了。散會。”這已經是最周到的了。更多的時候，他幹脆就懶得間。每次我打算跟他談談我的想法和意見時，他總是困惑地眨著眼睛看我，似乎發生了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然後或是打嗬欠、或是用別的話題把我的談話打斷。他隻不過把我當作一個擺設、一個陪襯人，他小心地提防著我逾越出這個角色所規定的範圍。我要是單獨找過一個人談話，他馬上就會把那個跟我談過話的人找去問清談話的內容，以判斷這類談話是否有可能削弱他的影響。在他看來，這裏隻有一種主宰的力量，那就是他的主觀意誌。
他親自負責飯店的政工，後勤和樓麵則專門指定了負責人。但是，他在那種一刻不停的跋涉和攀登中，隨時會推翻和改變這些負責人已經作出的安排。而等到他再一次轉回來，發現那裏的情況不太妙的時候，又大肆指責那裏的負責人。一點也想不起這正是他不久前下達的指示造成的結果。這常常使得那些負責人無所適從，隻好表麵唯唯諾諾，實際撤手不管。至於服務員就更不用說了。他們一個個在他麵前呆若木雞，在他背後卻忘乎所以地嬉鬧、怠工、各行其事。他對誰都不放心，連肥皂、去汙粉、以及為旅客準備的蚊香、蠟燭，都親自保管、分發。他經常出其不意地在飯店大門口截住下班回家的職工，翻開他們的提包，檢查有沒有夾帶公物。但是，飯店本身對購進的實物卻沒有專人驗收、保管，沒有一本象樣的帳目清單。他喜歡開會。到下午飯店裏事情不多的時候，他常常把所有的人集中到會議室，一泡就是老半天。但是，有時候因為忽然記起該給誰打個電話，或是一件偶然發生的小事打岔，他一去就不再回來。於是，這次會預定的安排，比如批評一起新近發生的不良事端，表揚某個理應及時鼓勵的人，評定獎金等等，就不知道要推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
與此同時，他卻並不是一個缺乏人情味的人。盡管在你極需關心的時候，卻往往隻能從他嘴巴裏聽到叫你傷心得要命的話。一位服務員病了，讓人把醫生開的病假證明帶給他。他當即會沉不臉，“我看甭辦飯店，辦療養院得了。”或者“我得查查，是他媽哪個小子醫生給買通了。”可是，等到那個從別人那裏聽到這些話的病人難過得幾乎痛不欲生的時候，他卻大老遠地蹬著自行車，拎著一兜子水果和糕點，滿頭大汗地出現在你麵前。
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這些整整同他相隔一代的職工，他都懷有一種由衷的父親般的深情。無論是笑，是罵，是哀，是樂，是愛，是恨，都可以從這種感情裏得到解釋。他向上級彙報的時候，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從來都是把他手下的人說得決不亞於任何一位勞動模範。這也許可以被認為是他對自己名譽的維護，但我卻更願意相信，這更多的還是出於那種堪稱高尚的感情。
問題在於，這一切常常使我感到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我漸漸覺得，無論怎樣小心謹慎，我同郝經理恐怕都是難於絕對相安無事的。
}h3}三
如果不是門玻璃上標明的字樣，很難相信這裏是經理辦公室。
推開門，首先見到的是一張大規格的雙人床。這張床占據了房間的三分之一。床上發黑的被子和被單從來沒有疊起和拉抻過，床頭和枕邊永堆著發臭的衣服和襪子。（關於這張床，我一開始就試探著提出了異議，希望郝經理能把臥室同辦公室分開。但他卻理直氣壯地認為，他這樣做是從飯店的收入考慮的，應該盡可能地少占用營業麵積。同時他還諄諄告誡我說，一個好的領導者就應該住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這是許多決不應該丟掉的最優良的革命傳統之一。為此，他列舉了許多偉大人物的光輝範例，使我隻好緘口。）房子裏剩下的三分之二，剛剛容下正、副經理的兩張辦公桌和椅子，一個文件櫃和一個茶水櫃。郝經理的桌子上，就象是一個堆滿了的垃圾箱：拆封和沒有拆封的信件，打開和沒有打開過的報紙，包鹵菜剩下的和留作手紙用的什麼破紙片；幹得結了殼的和新添上去的墨水漬、茶水漬和酒漬；傾倒的墨水瓶、破碎的茶碗蓋、酒瓶塞和稍稍翻動一下就會從這些亂七八糟的寶貝中間滾出來的一、兩個長滿了黃曲黴菌的花生米。一層輕紗般的塵土，遮羞似地覆蓋著這一切。你要在這間屋子裏走動，就隨時都可能把那些與日俱增的空酒瓶踢得“啷啷”作響。
我決定從改造經理辦公室開始，推行我的變革。
化了整整一下午時間，用櫃子和屏風把辦公桌同郝經理的床鋪分隔開來（在這個問題上，我作了必要的妥協讓這張倒黴的床鋪依然在辦公室裏占有一席之地）；請一位正在同我建立親密關係的脤務員拆洗了經理的被褥、衣物；清除了誰都會確認為垃圾的那些廢物；有選擇地在適當的位置留下了一、兩張字畫，把其餘的收集起來，留交經理本人妥為保管；打掃了天花板和牆壁，擦洗了門窗和地板。
房子裏煥然一新。任何一個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會覺得，這一切決不是多餘的。
郝經理從公司開完會回來，一推門，先是一怔，接著他的臉色就陡然一下子陰沉下來。
“誰幹的？”他一步一步走進來，三角眼銳利
地盯著我。
“我。”我一直在這兒等著他。
“這裏誰作主？嗯？你，還是我？”他的牙巴骨“格格”作響，鱷魚嘴一樣的那條傷疤在泛紅、扭動。
“科學，”我平靜地回答說，“管理科學。”
“你混帳！”
他抓起下午我給他洗得一塵不染的煙灰缸，“叭”地在地下摔得粉碎。
這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戰爭。這次戰爭是由我挑起的——沒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擅自改變了某些現狀。
我準備迎接更大風暴。可是非常意外，他卻隻是威脅地咕噥了一聲“你小子當心”'就安靜下來。整理辦公室這件事本身是無可非難的。
過了不久，我又在另外一件重大得多的事情上，采取了跟他完全不同的做法。
本係統在飯店開了一次由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按照慣例，這種規格的會議夥食總是要超過規定標準的，而超過部分又總是由所在飯店從提高住宿費（可以由公家報銷）的收費標準上來加以補貼的。郝經理對這類事早就心存芥蒂，但又不能不脤從。可這一次，參加會議的人中，不知哪個在無意中得罪了他，他把滿腹積怨都發泄到會議最後的那一頓例行的酒宴上，竟然逼著廚師在已經放好調料的清蒸雞裏再加一大把（至少二兩）粗鹽。他親自在廚房裏監督著這一指令的執行。
後果是可以想象的。往往是在酒宴的高潮上桌的清蒸雞，苦得根本不能入口。弄得饕餮之士們大為掃興。領隊的副局長聲色俱厲地責令坐在他身邊的郝經理（這類宴會通常都要讓飯店負責人出席作陪）查究一下，這裏頭是不是有更惡的目的。
“查個鳥！就是我幹的，怎麼樣？”一直不露聲色的郝經理“謔”地站起來，一歪嘴，抽一下鼻子，擺出一副鬥誌昂揚的姿態。
所有的人都瞠目結舌。
我事先作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廚房的負責人嘻皮笑臉地跑來告訴我（按照分工，我是主管業務和財經的）的時候，菜已經上了桌子。我飛快地跑到附近的一家大餐館去借了一隻清蒸雞。我捧著盛雞的瓷缽走進餐廳時，剛好所到副局長的責令。
我叫餐廳服務員把那隻有謀害罪嫌疑的清蒸雞撤下去，然後把借來的這隻絕對可靠的清蒸雞在桌子中間端端正正地放下來，請各位領導平心靜氣，繼續就宴。
“馬屁精！”因為我的突然出現緘默了一陣郝經理，張開他的鱷魚嘴巴怒吼起來，“媽的，我早就看出你小子不是好東西，難怪爬得這麼快。滾！我可跟你說好了，從明兒起，咱這兒是有我沒你，有你沒我！”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親自參與了飯店同會議方麵的財務人員關於會開支的結算。我讓飯店會計按照正常收費標準開具了住宿費收據，並且宣布，飯店方麵不予任何夥食補助，請會議方麵按照實際開支如數付款；然後，我以一個普通黨員的名義建議，那個超額的部分應由與會者個人支付。如果一旦知道他們以任何別的理由報銷了這筆開支，我們將向紀檢部門申訴我們的看法；最後，我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錢來，賠償了那隻清蒸雞的損失，因為這是飯店方麵的瀆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