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在解放後，發展了老解放區的經驗，在陽泉市和長治、晉城等地區試辦了一批煤、鐵、硫磺業的手工業合作社，並按照當時合作社產供銷的需要，建立了生產合作社的聯合社籌委會。新中國建立初期，陽泉市在典型試辦工作中，根據生產合作社發展的新情況，結合老解放區辦社經驗，把集資入股、自負盈虧、民主管理、按勞分配等原則肯定下來，訂立了示範章程。僅僅兩、三年時間，試辦的典型社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陽泉市任家峪鐵業社建立兩年多就用自己積累的資金，建造了新廠房，安裝了煤氣鼓風機，把原來土爐煉鐵改變為半機械化的小高爐煉鐵。該市的甘河村硫磺生產合作社一九四七年開始組織起來，一九五○年正式改組為生產合作社。三年來由於不斷改進技術，把土爐煉硫磺改為雲石小爐煉硫磺，使產量提高了3.3倍，成本降低了38.6%，社員平均工資增加7.2倍。該村115戶中，解放前半數吃糠和樹皮，組建生產社後不僅沒有一戶愁吃愁穿，而且80%的人口都有了工作服、家常服、外出服的“三套服”，不少人家有了鍾表，73%的青壯年都進了業餘學校。全國不少地區都有這樣一批辦得比較好，比較正規的初期合作社。
其它不少地區都有一些早期組建的手工業合作社。這些合作社雖然在中國手工業中所占比重不大，為數不多，但在發展生產、滿足社會需要、克服供產銷困難、解決就業、增加社員收入等方麵，初步顯示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合作化剛剛顯示出來的優越性，成為吸引廣大手工業勞動者走合作化道路的巨大力量。
二、手工業合作化的“四大名社”
最早組織起來的上海市鐵床生產合作社、山東省濰坊市新勝紅爐生產合作社、武漢市度量衡生產合作社和北京市第一食品生產合作社，後來都成為手工業合作社的旗幟，被譽為全國手工業合作化的“四大名社”。他們的組織發展和辦社經驗，為各地組建手工業合作社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上海市鐵床生產合作社是從“3把頭”起家，於一九五○年五月由36名失業工人在“生產自救”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解放前，上海市鐵床業有700餘工人，一向受雇於資本家，工資低的每月買不到4鬥米。解放初期，鐵床業產銷困難，資本家大批解雇工人，失業者達400餘人。他們流浪街頭，以販賣糖果、草紙度日，生活陷於困境。鐵床業工人陳啟明、張克家、潘鬆泉3人失業後，在街頭結伴靠修理鐵床等零碎活過日子。一天，中紡十七廠同他們接洽，委托代修200架鐵床。有了這批訂貨，他們非常高興，但要完成這批任務，在人力、時間上都有困難。於是在上海市工會和市合作總社的指導幫助下，組織動員失業技術工人36人共同湊集股金，成立了鐵床車具生產合作社，這是解放後上海市最早建立起來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之一。開始建社時，他們一無資金工具，二無廠房設備，隻有3把頭和社員自帶的少量手工工具，湊湊合合在弄堂裏生產。以後才在天通路租到一間破舊房子，除社員自備的一些小工具外，較大工具都是傍晚向熟悉的廠家借用，連夜趕工，第二天早晨歸還。後來又承修了工人文化宮的300架鐵床。私商估價每隻鐵床修理費10元，而鐵床社卻隻要修理費4.3元。社員們晝夜努力，如期完成了任務，為文化宮節省1700多元。從此鐵床社建立起了對外營業的信譽，國營棉紡廠、海軍等單位相繼前來訂貨，生產業務開始好了起來。經過社員們一年多的齊心協力，擊敗了私商、資本家的競爭和破壞，建立了信譽，加強了內部團結，發展了生產，積累了資金。在全國第二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附設的展覽會上，該社鐵床產品博得參觀者的好評。通過展覽，接到訂貨達8萬餘元，生產蒸蒸日上，合作社也不斷發展壯大。一九五二年生產總值110多萬元，生產各式鐵床14900張；一九五三年生產總值增至230萬元，生產各式鐵床22500張、醫療器械1000件。一九五三年人均產值12700元，比一九五二年提高55%。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員收入也相應提高。一九五三年社員月平均工資90元，比一九五○年提高2.5倍。到一九五三年底，社員職工達到206人。合作社用積累購置了12畝土地，自建和購置廠房130間，安裝了一批機床，向機械化方向發展。
濰坊市新勝紅爐生產合作社，是山東省在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批建立的手工業合作社，也是當時濰坊市規模較大辦得較好的一個合作社。但是它在發展過程中也走過一段彎路。一九四八年濰坊解放以後，當時的市合作總社為恢複手工業生產，滿足農民對農具的需要，把217戶紅爐手工業爐主組織起來，成立了供銷性質的公利紅爐社。原來的生產關係未變，社員戶仍然是戶主，雇傭工人或學徒分散生產，自負盈虧，合作社僅負責采購供應原料，推銷產品，這對恢複和扶持生產起了很大作用。但由於合作社與社員之間僅是買賣關係，就形成社員淡季來，旺季去，次貨交給合作社，好貨留著自己賣，使合作社造成虧損，陷於困境。特別是由於原有的生產關係未變，存在著封建剝削關係，有的爐主舊習未改，不少人還象過去那樣要學徒工人做一些非生產性的家務雜活，影響了生產積極性。
一九五一年十月，公利紅爐社在上級聯社的幫助下，決定改變雇傭關係，讓工人、學徒和爐主平等入社，實行工具公有。這時，社內出現不同反映。工人、學徒表示熱烈歡迎，一部分爐主因為深受單幹的痛苦，也認識到此路行不通，還是組織起來有奔頭。如姚佃升說“俺是三輩子爐主，臉熏黑了，腰累彎了，肺裏有病，耳朵震聾了，結果還不是一身窮困，翻不了身”。但也有的爐主舍不得放棄對學徒雇工的剝削，發牢騷說：“麥子黃了，快到口的飯吃不上啦！”對於工具公有問題，他們中有的人也是猶豫不決，思想鬥爭很激烈。有個姓劉的社員，夜裏偷偷摸摸地把壓銑模具埋藏起來，不肯拿出來折價交社公用。根據當時社員思想情況，進行了社會主義前途的教育和算帳對比。不久就有13名爐主自願放棄了剝削關係，同45個工人和7個學徒共同組成了新勝紅爐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統一計算盈虧，社員與合作社不再是買賣關係了，實行了按勞取酬的工資製，社員生產積極性很高。
一九五二年春，新勝紅爐社在克服了資金缺乏和生產困難之後，產品銷路打開了，產品質量好，價格比一般市價低10—15%，製止了私商旺季抬價，樹立了信譽。到一九五二年九月，社員發展到204人；社內共有紅爐47盤、電錘兩部、壓鐵機一台；資金47800元，全年生產總值35萬元；社員平均月工資46元。
武漢市度量衡生產合作社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由24名木杆秤工人組織起來的，每人入股金2元，共湊集股金48元，生產工具每人僅有1把做秤的刀子，其它工具都是社員向同行們借來的。當時處在國家恢複經濟的初期，沒有什麼生意可做，業務清淡，不能固定生產，社員全靠在街上流動攬活來維持生活。一九五一年一月，由市合作總社支持，介紹了市零售公司20台磅秤的活，預付了七成的貸款。但是社員不會做，就請了會做磅秤的彭清海和文艮山（後入社被選為理事主任），開始生產磅秤。辦社初期，各方麵條件差，少數社員怕困難，退了社。但文艮山帶領其餘社員堅持走合作化道路。在承接糧食局400台磅秤的業務中，揭露了資本家偷工減料的行為，以優良的產品質量、合理的價格，爭得了信譽，社員也經受了鍛煉。經過兩年多的發展和合作社內部的整頓，到一九五三年三季度社員發展到39人，自有資金達6.5萬元，已擁有30餘台鑽床、刨床、旋床等，以及全套噴漆設備，主要生產過程都使用了機器生產。這時該社已能生產磅秤、天平、文件櫃等產品，一九五三年一至三季度生產總值15.6萬餘元，盈餘4萬多元。後來，該社經過進一步發展壯大，成為全國衡器行業中一個有名的廠家。
北京市第一食品生產合作社，是從“破銅臉盆”熬糖起家，而後成為機械化現代化生產的食品企業——北京市第一食品工業公司。“萬丈高樓平地起，破銅臉盆機械化”，這是當時人們對這個社的頌揚，但是它的發展過程，也是相當艱難曲折的。
該社創建於一九五○年六月十日。開始時是由失業的糖果工人黃嘉生、小學教員楊世清、廚師馬德祥，在市合作總社的幫助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一個食品生產小組。小組資金120元，由3個人每人入股40元。這筆錢來之不易，楊世清賣了妻子的嫁妝，馬德祥賣了自己的衣物，黃嘉生傾其所有，才湊集起來。他們用這120元買了100斤糖和一部分香料、糖稀、包糖紙，剩下的一些錢買了點玉米麵。食品小組的廠房，是借用楊世清的兩間住房，馬德祥帶來了一輛送貨的小車，黃嘉生帶來了一塊案板和一個租來的糖滾子。除了這些簡陋工具外，熬糖的鍋就是一個破銅臉盆。所謂涼糖板，是原來放在門口的一塊石台階。他們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開始生產的。
食品小組生產的糖果，在消費合作社的支持下打開了銷路。為了擴大生產，適應銷貨單位的需要，黃又把他原來私營糖果廠老板王某吸收進來，幫助擴大了廠房。以後王又當了小組長。王掌握了小組領導後，就搞起了不正當經營。市場上買不到糖，他就趁機倒賣市總社供應他們生產的糖。有一次食品小組給誌願軍加工的餅幹，王竟用玉米麵換白麵，90袋白麵竟給偷換了40袋。給市總社加工南糖，往裏邊加香草粉。王某就這樣偷工減料，欺騙誌願軍，愚弄市總社，腐蝕組員。後來小組增加了組員，改為第一食品合作社，王又當上了理事主任，竟擺出了大老板的樣子，獨斷專行，揮霍浪費集體資財，隨意辱罵組員，不遵守勞動紀律。結果在上級聯社的主持下，通過民主選舉，把王撤了下來。反對資本主義唯利是圖思想作風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合作社得到了鞏固和較大的發展。一九五一年合作社積累隻有2600元，一九五二年整頓時積累為1.9萬元，到一九五三年積累了8.2萬元，成為北京市手工業合作社的一麵旗幟。原來由3個人的小組用破銅臉盆熬糖起家的食品社，到一九五三年，社員發展到116人。在上級聯社的指導和幫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了技術改造，逐步地實現了製糖、餅幹的全部機械化生產。糖果機生產1000斤糖，用不了一個鍾頭，餅幹機雖小，但一、二個小時就可生產出幾千斤餅幹，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社員的生活也得到了相應的改善。
“四大名社”的試辦和發展過程，生動地表明了集體經濟蓬勃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也反映了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克服小生產者的落後保守思想，打退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進攻，從而建立起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艱巨性和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