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產了許多冒尖產品。街道工業生產的產品繁多，有民用小商品，也有為大工業配套的產品和其它為市場拾遺補缺的產品。其中，有的產品居全省以至全國領先地位。如成都市化學廠於一九八二年從甜葉菊中提取糖甙試生產成功，產品達到日本同類產品的水平，填補了中國糖源的一個空白，產品曾先後獲得四川省科委、輕工業部重大科技成果獎和國家經委新產品金龍獎。又如，灌縣兒童服裝廠將美化兒童服裝作為辦企業的宗旨，年產兒童服裝40多萬件，產品遠銷10多個省、市、自治區。該廠的產品由於質量好、款式新，在一九八五年“六一”兒童節全省兒童用品評比中，獲得10枚金牌；並於同年九月獨家代表四川省出席全國兒童用品評比會，獲得3枚金鹿獎；在一九八六年全省旅遊產品評比中，獲得創新獎。
成都電工儀表廠是機械工業部在西南唯一定點生產各類電源設備、電工儀表的專業工廠。這家街道工廠生產的614係列交流穩壓器，體積小、重量輕、穩壓高、溫升低、運載力強，能長時間連續工作。這家工廠曾為中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提供配件，為國防科研工作做出了貢獻。
（三）在管理製度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八十年代前，在“左”的思想影響下，街道工業企業曾套用國營企業的管理模式，使自身所具有的優越性逐漸消失，阻礙了街道工業的發展。一九八一年，成都市西城區工業二局在所屬89個街道工業企業中，創造性地試行了除本分成管理製度。這項製度的特點是，破除常規，工資不計入生產成本。同其它工資形式比較，這種分配製度有其獨特的優越性；一是分配不是單純建立在產量、質量、利潤等經濟指標的考核上，而且建立在銷售收入和企業純收入的考核上；二是個人收入多少既取決於個人勞動成果和所得工分的多少，也取決於整個企業經營狀況的好壞和每個工分值的大小。這樣就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拴在一起了，把職工個人的勞動報酬同企業經營成果聯係起來了，促使人人當家理財，搞好經濟核算和基礎管理工作。
實行除本分成製，使一些企業從瀕臨解體中複活過來，使大批企業擺脫了困境，普遍增加了盈利。這引起了省內外不少理論工作者、經濟管理部門和企業的興趣，不少人多次到成都對此進行考察、研究，不少單位和企業把這種辦法引用到本地或本企業進行試驗，都取得較好的效果。
二、縣鎮集體工業
四川有20市、地區和自治州，共轄210個縣（市、區）、331個鎮。三十八年來，無論天府腹地或山區，縣鎮集體工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一）欣欣向榮的新都縣集體工業。新都縣位於成都偏北部，物阜民豐，交通方便，是旅遊佳地。欣欣向榮的集體工業又給這顆川西平原的掌上明珠增添了絢麗的色彩。新中國建立後，這個縣的工業企業由小到大，生產由手工到半機械化、機械化，並已發展成11個大門類、20多個業別的工業體係。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在縣二輕工業局駱國壽、鄒重淳為首的領導班子的領導下，推行承包經營責任製、廠長負責製、企業股份製、職工合同製、工資浮動製等“五製”後，增強了企業內在的活力和動力，進一步發展了生產力。據一九八七年底統計，該縣集體工業產值由一九五五年的29.1萬元上升到8020萬元，實現利潤由2.2萬元上升到672.3萬元，上交國家稅金由1.1萬元上升到431.7萬元。這三項指標分別占新都全縣工業的56%、34%和48%，集體工業在全縣經濟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20多個業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絲綢、羽絨製品、電子儀器等行業的發展。一九五六年隻有一些簡單工具、62名職工的絲織合作社，產品僅絲絨、生縐、錦緞經線3種，年產能力5000米，以後逐步發展為工藝美術錦緞廠，一九八七年有職工1318人、專用設備437台、印染機械38台，年產織絲綢能力達1050萬米、印染能力1300萬米。這個廠的產品有萬字錦、爛花滌綸、電力紡、軟緞等16個品種，色彩斑斕，質地優良，已成為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公司絲綢生產的基地。利用本地羽毛資源，一九七三年建成的羽絨廠，到一九八七年已形成羽毛枕、羽絨被、羽絨衣的生產線，產品遠銷日本、中東等國家和地區，成為新都縣主要外貿生產廠家。根據工業生產的需要，電子儀器廠為改造車床、銑床等而設計生產的微機數控係統，已被國家經委選中為全國定點生產企業之一。環境工程專業設備廠研製生產的白蓮牌紡織印染廢水淨化設備，經它處理過的工業廢水，水質清徹透明，可以回用。該項設備一九八七年不僅獲得第三屆中國發明金牌獎，而且獲得布魯塞爾第三十六屆尤裏卡世界發明博覽會銀質獎，並於同年正式列入國家“星火計劃”開發項目。
（二）後來居上的閬中縣集體工業。閬中是南充地區13個縣、市中的一個山區縣。這個縣的城鎮集體工業起點低，但經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的發展，其速度與經濟效益均躍居南充地區集體工業的前列，被讚譽為“後來居上”。一九七八年，閬中縣集體工業的產品大都是黑、大、粗的鐵製品，品種單調，沒有銷路，有40%的職工閑著無事幹，不少企業靠貸款發工資。就在這個困難的時刻，李義順被任命為縣第二輕工業局局長，改變集體工業麵貌的擔子壓到了他的肩上。
李義順和職工群眾一道，首先著眼於當地雙宮絲資源的利用，組織人員到河北省學習生產絲毯技術，安排製線社上馬生產絲毯。為擴大生產規模，又把這個廠與泥源不足、地盤較大的機磚廠合並；同時，在農村逐步設立加工點110個，組織加工人員9600多人。這樣解決了廠房不足、資金困難的實際問題，使絲毯產量成倍增長，質量不斷提高，產品榮獲中國工藝美術品百花銀杯獎。此後，他進而從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日用消費品工業出發，對全縣集體工業企業大刀闊斧地進行生產結構和企業結構的調整，將原16個企業調整為28個企業，形成了以絲毯、皮革、成衣、閬中名產保寧醋“四條龍”的內外銷結合的結構，搞活了整個集體工業。另外，為解決職工文化水平低、技術人才缺乏問題，增加了智力投資，開展技術培訓；為解決生產力不足，大力開展橫向經濟技術協作，引進新技藝、新工藝和資金，使閬中集體工業生產進入了新時期。一九八七年與一九七九年相比，閬中集體工業產值增長6倍，實現利潤增長13.4倍；出口產值一九八七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長45.8倍。一九八七年付給農村的各種加工費就有402萬元，也為幫助農民脫貧致富開辟了一條重要途徑。
（三）“小五金之鄉”的大足縣龍水鎮集體工業。龍水小五金相傳淵源於晚唐，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龍水以盛產刀、剪、鎖為主的日用小五金產品聞名，被譽為“小五金之鄉”，昔有“北有王麻子，南有張小泉，西南有龍水小五金”之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龍水小五金生產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解放以後，小五金生產才有了迅速的發展。一九八七年底，龍水鎮有小五金企業15個、職工3171人，工業產值由一九五二年的13.4萬元上升到1987萬元。產品按其用途分，有日用、工具、建築、紡織器材、醫療器械、郵電器材等五金製品，以及汽車配件、精密鑄件、農副產品加工工具等，品種由一九五二年的23種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120多種。其中，傳統產品“廖字窩槽剪”、“趙字裁剪”、“卓字懷剪”等都有新發展。從一九七四年建立電鍍車間以來，老、大、粗、黑的五金產品穿上了新衣，產品行銷25個省、市、自治區。在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推動下，龍水鎮周圍有6個鄉從事小五金產品生產，專業與兼業生產者共7100戶、1.3萬多人，年產值250萬元。全鎮已形成國營、集體、個體、聯合體一起上，城鎮、農村齊發展，既抓生產又搞流通的局麵，展現出“萬家燈火萬家明，家家傳來釘鐺聲，晝出耘田夜打鐵，一業茂盛百業興”的大好景象。
重慶市集體工業的改革與發展
重慶市於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後被辟為開放城市和對外貿易港口，是全國經濟體製改革先行試點的大中城市之一。經濟體製改革給這個市的集體工業帶來活力。一九八七年底，重慶市共有集體工業企業2254個，職工29萬人，年產值23.84億元，占全省城鎮集體工業總產值的28.2%，相當於一九七九年重慶市集體工業生產總值的2.76倍；已形成行業全、門類多、比較完整的為工農業生產建設、外貿出口和人民生活服務的生產體係。
為了探索經濟體製改革之路，一九七九年初，重慶市政府決定在重慶市塑料五廠和家具一廠兩個集體企業進行稅（所得稅）利包幹試點。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四川省委確定兩廠的稅利包幹“一定三年不變”，完成包幹利潤，按規定交納所得稅，超過包幹利潤部分全部留給企業，完不成包幹利潤由企業包賠。試行稅利包幹激起了廠長們的革新精神，家具一廠廠長傅雄洲、塑料五廠廠長陳國林各自帶領本廠職工，大膽改革企業人事製度和經營管理製度，經濟效果十分顯著。兩廠試行稅利包幹三年，其工業產值和利潤與包幹前的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三年相比，塑料五廠分別增長2.3倍和3.5倍；家具一廠分別增長85%和2.9倍。把兩廠利潤總額的實際分配數加在一起計算，上繳國家稅金占45%，上繳主管部門占13.4%，企業自留占36.9%，職工個人所得占4.7%，體現了國家、集體、個人三兼顧的原則。兩廠用企業自留資金進行了危房改造和技術改造，使企業迅速發展，雙雙成為省、市先進企業與骨幹企業。兩廠的稅利包幹試點，僅是改革的一個側麵，但給人們以很大啟示。它說明集體工業的改革大有可為，集體工業的出路在於改革。繼塑料五廠和家具一廠之後，全市集體工業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
一、圍繞經濟責任製，改革吃“大鍋飯”的弊端
在稅利包幹試點的啟示下，一九七九年市手工業聯社決定改變對所屬企業統收統支的作法，恢複了各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聯社按照“少提多留”的原則，對企業從減收到逐步免收合作事業基金。對市聯社已收合作事業基金，企業也改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限期歸還。在職工老有所養方麵，從一九八六年起，由各個企業承付的退休費用，改為由市聯社實行退休費用統籌，統收統支。這項改革保證了市聯社所屬企業特別是一些困難企業退休職工的基本收入，解除了在職職工的後顧之憂，在大中城市等集體企業中開了一個實行退休金統籌的好頭。
在打掉市聯社“大鍋飯”的同時，為了鼓勵企業通過自身努力得到經濟實惠，從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國家對企業實行了“超基數利潤減半計征所得稅”，市聯社對企業也實行了“超基數利潤留成部分減半上繳合作事業基金”。兩個“減半”，使企業每年得到實惠400多萬元，擴大了再生產。
為使職工不吃企業的“大鍋飯”，一九八三年有87個企業在內部分別按行政管理、生產車間、產品銷售、後勤服務、專項任務等方麵，實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企業再向公司、公司向主管局層層承包。在收益分配上，實行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個人勞動成果、崗位責任製“三掛鉤”，並采取多種工資形式，較好地克服了平均主義，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二、圍繞深化企業內部改革，實行廠長負責製和試行股份製
一九八四年，市二輕工業局和所屬公司，為了改變對企業統得過死、管得過多的現象，把集體工業企業的生產經營、資財處理、招工招聘、工資形式、機構設置和職工獎懲等自主權還給了企業。與還權相適應，從一九八五年起先後有99個企業實行了廠長負責製。廠長是企業的法人代表、生產經營管理的最高負責人，有責、有權，對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集中統一領導，以保證指揮靈、決策快，效率高。企業中的共產黨組織主要抓好黨的建設，加強對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從路線、方針、政策上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起監督、保證作用。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對企業的重大事項有審議權、決定權、監督權，對企業主要管理人員有選舉權、評議權、賦予了職工參加民主管理的權力，加強了民主管理。
為強化廠長負責製，一九八七年在10個微利和虧損企業中還試行了租賃經營。承租人的責、權、利在合同中作了明確規定，並經公證處公證，具有法律效力。經過實踐，更好地落實了經營者的生產經營權，體現了廠長負責製，促進其積極進行企業內部配套改革，使企業得到複蘇。
為尋求搞活企業的新路子，試行了股份共有製和聯合股份製。股份共有製，是將企業資金按不同來源劃分為公股、集體股、個人股。企業盈利，按股分紅，企業虧損，按股分虧。這樣就使聯社、企業、職工三者利益緊密相聯，從而調動了企業與職工的積極性，增強了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並緩解了集體企業資金不足的困難。重慶曙光電鍍廠一九八七年一月試行了股份共有製，除公股、集體股外，到一九八七年底共向職工個人集資34萬元。企業用這筆資金新建了兩條生產線，每年可新創利潤20多萬元，可為國家增繳稅金10萬多元，企業增加留利10萬元，職工個人年均分得股息、紅利230多元。聯合股份製，是由股東單位出資入股，共同組建新的企業而采取的一種股份製形式。一九八六年五月新組建的重慶室內成套用品裝飾股份有限公司就屬聯合股份製。該公司由市內從事設計、生產、銷售、施工的17個企事業單位集資入股組成，業務經營麵向全國，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入股自願，退股自由；股份總額為500萬元，股金3萬元以上的股東單位為董事單位，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目標任期責任製。由於股東單位集資，有利於發展新興行業；由於聯合體互相投股，有利同享、虧損共擔，有利於鞏固發展橫向經濟聯合；由於董事會代表財產所有者，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企業經營管理由董事會招聘的經理全權負責，有利於兩權分離、政企分開。
三、圍繞為企業創造一個放開、搞活的寬鬆環境，改革公司管理體製
從一九八四年開始，重慶市對12個專業公司的管理體製進行了改革，由直接控製逐步向間接控製轉變。市二輕工業局從集體企業小、素質差、自生能力弱的實際出發，經過反複論證，對公司管理體製改革擬定了使之具有經營服務和行政管理兩種職能，而以經營服務為主；隨著改革的深入與配套，使公司完全轉為經濟實體，消失行政管理職能，實現政企分家。經過四年來的改革，逐步實現了三個過渡：即在公司性質上，由單純的行政型向經營服務型過渡；在公司的工作重點上，由對直屬企業的直接管理向對全市整個行業統籌、協調、服務過渡；在工作方法上，由單純行政幹預向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相結合過渡。市家具和家用電器兩個公司到一九八七年底，已全麵轉軌變型，在行業中發揮了“龍頭”和“依托”的作用，增強了對企業的吸引力、凝聚力。
四、圍繞集體工業企業對生產發展資金的需要，建立工業合作聯社金融服務部
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集體工業迅速發展，對流動資金及各種專項資金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是，由於金融製度不完善，對集體工業的發展有一定影響。比如，由於原材料生產和供應單位的集中大批供貨，造成工業企業在資金上的突擊性需要，而銀行對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是按生產周期的長短來核定的，不能解決企業的急需，致使一些企業有了材料缺資金，有了資金無材料。為解決這一困難，在國家專業銀行的領導下，重慶市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建立了工業合作聯社金融服務部。它是集體性質的金融組織，按照“以存養貸，多存多貸，資金自求平衡”的原則，實行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其特點是：組織上的群眾性，采取向單位、企業集資入股和向社會招股的辦法籌集資金，按股分紅；管理上的民主性，建立股東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通過董事會實行民主管理；服務對象上的側重性，側重於集體企業和工商個體戶；經營範圍上的廣泛性，可辦理存款、貸款及結算，可代理發行股票、債券，可為集體企業提供信貸擔保和緊急需要的專項小額貸款等；經營方式上的靈活性，利率可上下浮動，營業時間可以延長，對困難企業可實行票據貼現、抵押貸款，可上門服務。由於具有這些特點，服務部很快得到了集體企業、個體戶的信任。據一九八七年底統計，共有股東10戶、股金100萬元；存款127戶，全年日存款平均餘額為297.5萬元；全年貸出89筆、1042萬元貸款。這在國家專業銀行對集體企業的金融服務中，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
五、圍繞發揮中心城市作用，改革企業組織結構，開展橫向經濟聯合
重慶市集體工業在改革經營方式和調整產品結構的同時，以實行對市內外、省內外開放為指導思想，打破地區、行業、部門和所有製界限，按照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大力開展跨地區、跨行業的橫向經濟技術聯合。聯合使企業組織結構發生變化，並逐步由鬆散聯合向緊密聯合，由單純生產聯合向科學技術聯合，由協作配套向聯合群體發展。一九八七年統計，共達成多種經濟技術協作106項，協作區域有浙江、上海、廣西、雲南等11個省、市，省內有涪陵、自貢、眉山等12個地、市、縣。聯合促進了市帶縣，帶動了聯合地區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市集體工業的發展。重慶市家用電器工業公司與省內外50多個企業、公司建立了經濟技術協作。一九八七年該公司與開展聯合前的一九八二年比較，工業總產值由4609萬元上升到2.16億元；電風扇由16.5萬台增加到68.5萬台，洗衣機由1萬台增長到32.4萬台；產品品種由2種發展到17種；有6個產品獲輕工業部優秀產品稱號，初步形成西南地區的家用電器生產基地。
改革的春風，吹拂了重慶市整個城鎮集體工業企業，包括國營廠礦辦的大集體企業。重慶市一輕工業係統有廠辦大集體企業40多個，從改革“混崗”生產的管理體製入手，改廠辦大集體企業為單獨立戶、獨立生產、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企業。在此基礎上，抓領導班子的建設，民主選舉了廠長，調整了企業中層幹部。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在企業中普遍推行了車間、班組、個人三級承包經營責任製。承包形式多達10種，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一九八三年以來，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22.8%。這40多個廠辦大集體企業，同市第一輕工業係統的其它33個合作企業一起，成立了重慶一輕集體企業聯社，並於一九八八年底並入重慶市工業合作聯社，按照集體經濟的性質、特點進一步辦好企業。
改革在前進，但也存在一定問題。主要是改革工作不配套，政策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如國家對集體企業實行“雙減半”的政策，有關部門幾次提出要中止執行，在職工、企業中產生“政策多變”的顧慮，影響積極性的發揮和辦企業的長期行為。其次是由於習慣勢力的影響，企業、職工的改革意識不強。如承包經營責任製在重慶的集體企業中推行早，效果好，但普及慢，不習慣引入競爭機製；個別行政性公司在轉軌變型中，留戀政企不分和“鐵飯碗”，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貴州省集體工業
貴州位於中國的西南部，是一個擁有漢、苗、布依、侗、水、彝、仡佬、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內陸山區省份。貴州的集體所有製工業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原有個體手工業的基礎上，逐步組織發展起來的。
貴州工業發展曆程
一、曆史悠久的手工業
貴州手工業有著悠久的曆史，它具有濃鬱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是貴州文明史的見證。遠在西周、西漢時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省內就開始有犁、鋤、斧、刀等粗製鐵器的生產。進入隋唐五代時期，一些原始的手工業逐步向工藝技術較高、造型較美的方向演變，少數民族的紡織、製革、釀酒等行業的發展尤為顯著。明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貴州建省前後，紡織業、鐵業和一些工藝品生產有顯著進步。如著名的玉屏簫笛、大方漆器、思州石硯、印江白皮紙等產品不僅在省內聞名，有的銷到省外，有的成為貢品。在這個時期，苗族的挑花、刺繡、織錦，以及製作精細乖巧玲瓏的“銀空心手釧”、“銀項圈”等銀飾品，少數民族集會、祭祀用的造型優美、圖案精致的銅鼓等，生產都得到較大的發展，其中一些產品流傳至今。在清代，釀酒、造紙、染織、鐵器等手工業生產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