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時期積累了不少物價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市場物價處於凍結狀態，由於運動初期和後期縮小地區差價，降低金額較大，一些主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沒有相應地提高銷售價格，國家增加了價格補貼。因此，降價金額大於提價金額，到一九七六年，全國零售物價總水平較一九六五年下降1.7%。但是，長期凍結市場物價，積累了許多問題，增加了物價不穩定的因素。首先，工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影響國家的財力物力的積聚，削弱了穩定物價的物質基礎。其次，農產品收購價格長期沒有調整，生產成本有所提高，致使一些農產品增產不能增加收入，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合理，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影響農業生產發展。第三，受“左”傾思想影響，不適當地降低某些工業品價格；許多工業品由於原料成本提高，價格不能調整，生產虧損；某些環節差價過緊，不利於生產和流通。第四，增加了對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補貼，國家用於商品價格補貼，一九六五年為26.1億元，到一九七八年增加到了79億元，削弱了國家財力。
五、經濟體製改革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入手，穩步地進行了價格體係改革。
（一）發展消費品生產，壓縮基建投資，為保持市場物價基本穩定創造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業生產發展很快，促進了輕工業的發展。一九八一年，國家用於基本建設的投資較一九七九年減少三分之一，國家財政赤字由一九七九年的170.6億元縮減為25.5億元。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為保持市場物價基本穩定提供了條件。
（二）加強市場物價管理，保證價格改革順利進行。為了保證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並在調整工資和提高8種主要副食品銷售價格時市場不受幹擾，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全國物價工資會議紀要》中指出：“這次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必須加強集中管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適當集中管理權限，進行統一安排。”一九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堅決製止亂漲價和變相漲價的通知》中指出：“計劃規定的商品價格，任何部門和單位一律不準自行提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以來，凡是應該經過而沒有經過物價主管部門批準，由各單位自行提高的價格和與群眾生活有關的收費標準，應在接到本通知後一個月內，按物價管理權限報批，不應提價的，限期退回原價，所有擅自增加的收費項目，一律取消，必須保留的，應重新報批。”為了防止有些地區擴大議價範圍，擅自提價，幹擾價格改革，一九八○年十二月七日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嚴格控製物價、整頓議價的通知》，要求“從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凡由國家規定牌價的工農業商品，在全國各地的零售價格，一律執行國家的規定，不得提高。”並規定了議價商品的範圍，要求各地把各種議價商品的價格控製在十二月七日價格之內。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曆次通知精神，全國各地持續地開展了物價大檢查，對於製止亂漲價、變相漲價，保持市場基本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三）有計劃地調整主要農產品和部分工業品價格，改革了價格管理辦法。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經國務院批準，對主要農產品、部分工業品價格和價格管理辦法作了調整。
1.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為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發展，一九七九年四月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水稻、小麥、玉米、高粱、小米、大豆等6種糧食統購價格平均提高20.86%，並將超購加價的幅度由30%擴大到50%。同時，陸續提高了油料、棉花、生豬、菜羊、菜牛、鮮蛋、水產品、甜菜、甘蔗、蓖麻油、桑蠶繭、南方木材、黃牛皮、水牛皮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2.提高8種主要副食品的銷售價格。基於副食品收購價格的提高，為了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提高了豬肉、牛肉、羊肉、家禽、鮮蛋、蔬菜、水產品、牛奶等8種主要副食品的銷售價格。同時，發給職工每人每月5元的副食品價格補貼。
3.提高卷煙和酒類的銷售價格。卷煙和酒類，由於原料價格提高，利潤下降，品質差價不合理，優質煙、名酒市場供不應求。為了合理調整品質差價，增加貨幣回籠，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提高了銷售價格。采取高檔卷煙多提、一般卷煙少提、低檔卷煙少提或不提，名酒多提、一般酒少提、低檔薯幹酒不提的辦法。
4.降低化纖織品價格，提高純棉織品價格。由於化纖工業發展，成本降低，化纖織品價格過高，供求發生矛盾，化纖織品與純棉織品產銷不平衡，為促進紡織工業的發展，調節產銷，一九七九年三月將維棉布銷價平均降低20%，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將滌棉布銷價平均降低12%；一九八三年一月，又將滌棉布銷價平均降低25%左右，同時將純棉布銷價平均提高25%左右。
化纖製品與純棉製品比價的調整，促進了產銷平衡，同時減少了國家財政對棉花的價格補貼。此外，手表、電視機等耐用消費品，也幾次降低了銷價。
5.工業品中小商品逐步放開，實行由企業定價；農副產品擴大實行議購、議銷價格的範圍。為發揮小工業品和農副產品市場調節作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先後將由商業行政部門管理價格的510種小工業品，下放由工商企業協商定價，到一九八四年基本上全部放開。一九八三年，將原來實行派購、由國家管理價格的大麻、羔皮、生漆、蜂蜜、土紙、紅棗、榨菜等20多種農副產品改為議價購銷，至一九八五年，除少數主要農產品實行合同收購、保留統銷價以外，大部分農副產品價格已基本放開。
6.一九八五年，對糧食、棉花、生豬、蔬菜等主要農副產品取消了統購、派購製度，實行合同定購，同時調整了價格。糧食合同定購的品種，僅有小麥、水稻、玉米和主要產區的大豆。小麥、水稻、玉米由按統購、超購數量分別計價收購，改為一律按征購30%、超購70%固定比例計價；大豆仍執行原收購價，合同定購以外的部分議購、議銷。國家供應農村糧食的銷售價格，都提高到與收購價格相同，實行購銷同價，改變購銷價格倒掛的不合理狀況。棉花合同定購部分也由征購、超購量分別計價，改為按固定比例計價；定購以外的部分不再加價；不獎售化肥。生豬采取合同定購以後，實行指導價格管理形式，同時提高購、銷價格。在中央物價主管部門製定生豬和豬肉購銷價格平均提高30%指導價格的標準下，各級物價部門根據本地區情況，提出一定時期的指導性價格水平，國營食品公司在國家政策指導下自行掌握具體購銷價格。生產者和集體、個體的經營者，在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供求情況，價格有漲有落，自由成交。蔬菜價格放開以後，國營商業對主要品種定購一定數量，次要品種和訂購多餘部分議購議銷。國營商業企業通過購銷活動參與市場調節，同時適時地運用掌握的價格補貼，平抑市價。肉、蛋、魚等價格放開以後，根據各地情況，由國家給予城市居民一定的價格補貼。
這一時期，由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時，銷售價格沒有相應提高，或者銷售價格提高了另給消費者補貼，因此補貼金額是逐步增加的。以糧食、食油、棉花、魚、肉、禽、蛋、菜等8種主要農副產品為例，各年的補貼金額是：一九七八年為47.3億元，一九八○年為153.7億元，一九八二年為208億元，一九八四年為265億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計算，一九八五年與一九七六年比較，全國零售價格總水平上升31.6%，職工生活費用價格水平上升39%，農產品收購價格水平上升73.1%，農村工業品價格水平上升11.4%，工農產品比價縮小35.6%（綜合比價指數為64.4）。由於落實中共中央農村經濟政策，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解放了生產力，糧、油、棉等主要產品連年增產，農民收益增加，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近幾年來，國家又連續多次調整職工工資，一九八五年，全民所有製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213元，較一九七六年的605元提高100%。實際工資指數，以一九七六年為100，一九八五年為144，職工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