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的就業領域的選擇上，社區服務的潛力是很大的。現代中國社會有3個特點，就是人口的老齡化、家庭的小型化和生活壓力驟然增大，所以各種生活服務需求實際上在日益增加。現在的問題一是要將這些潛在的需求變為有效需求，二是要形成一個規範有序的服務市場。我們應該利用中國社會組織化程度高的優勢，以基層組織為依托，在社區服務方麵深入挖潛。這裏提供的工作崗位雖然可能是非正規的或部分時間的，但卻是年齡偏大而又文化素質較低的失業、下崗人員（尤其是女性）的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職業選擇。可以預見，能夠最後解決中國目前城市就業問題的可能就是社會福利服務和社區服務。
總之，承認（或默認）非正規就業的合理性，開展城市扶貧，發展“體製外”的服務市場，不拘一格地促進就業，這幾乎是我們目前唯一的選擇。——先走出困境，再談其他。
㈡．將城市反貧困列為城市社區建設的主要議程——大連經驗
近年來，隨著“社區建設”的口號的提出，從“單位人”到“社會人”或“社區人”的城市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的未來發展趨勢成為相關的政府部門和媒體談論的熱點。然而，當這個問題在實際工作部門還處於務虛階段時，實際上有一部分人已經從單位無聲無息地回到了社區。這可能出乎與此相關的政府部門的意料之外，因為這個走勢並非是在政府理智的計劃安排下形成的，而是在無可奈何中說來就來了。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後期，一些單位，尤其是企業單位，在短時間內突然破產關閉，另一些單位停產、半停產，從此再也沒有了生氣。於是，下崗、失業的浪潮把一批人送回了家，在再就業的掙紮失敗以後，他們便沉澱到社區之中。但是，相當一部分社區到這時還沒有回過味來，解決下崗、失業問題還沒有放上他們的議事日程。
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出台，使社區與這部分因為沒有“勞動機會”而陷入貧困的人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在此之前這些有勞動能力、有工作單位的人與社區基本上是沒有緣分的）。很多社區工作人員出於同情，除了在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申請方麵給下崗、失業人員以幫助之外，在尋找工作機會方麵他們也十分盡力（見第九章）。但是，在政策上，社區建設與反貧困、再就業還是缺乏直接的聯係。
2000年4月，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遼寧視察時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於企業之外、運行於社區之中”的社會保障製度。朱總理的講話使人們把目光轉向中國城市最基層的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因為大連市的基層社區在反貧困方麵進行了組織創新，創造了新鮮經驗。
從1999年開始，大連市根據《條例》的規定，在社區組織低保對象參加社區公益勞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0年，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與大連市民政局聯合進行了一項行動研究和改革試點。將社區組織低保人員參加社區公益勞動用一種組織方式固定下來，這個組織被命名為“社區公共服務社”。這樣命名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給低保人員貼上帶有消極意義的社會標簽，同時也為在以工代賑中用“社會工資”取代“最低生活保障金”（亦即社會救助金）埋下伏筆。
在研究和試點中，我們發現了社區公共服務社的很多優點。
1．通過參加社區公益勞動，譬如鏟雪掃雪、保潔保綠、治安巡邏，等等，公共服務社的社員們感到自己也能為社區出力，以往那種覺得自己無用，覺得被社會遺棄的感覺消除了，社員們再次融合到社區之中；同時，社區居民則對這些低保對象改變了看法，不再認為他們是不願勞動光沾國家便宜的“懶漢”，紛紛對公共服務社社員的勞動成果表示讚賞，使鄰舍關係更加和睦、更加融洽；社區居民委員會則得到了一批可以專門從事社區公益活動的生力軍，譬如，大連市的社會捐助活動開展得好，就是因為有這些社員能夠隨叫隨到，上門收取捐贈物品，大大方便了居民。因為公共服務社在消除“社會排斥”、促進“社會融合”方麵起到的重要作用，獲得了一個“三贏”的結果。
2．通過參加公共服務社組織的學習交流活動，使社員們擺脫了過去那種“見人矮三分”、“抬不起頭來”的自我們排斥、自我們隔絕的心態。自從下崗、失業回到家裏後，這些貧困人士大多感到很自卑，所以常常把自己封閉在家中，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現在有了公共服務社，社員們的背景都差不多，在一起活動也不再怕受到歧視。通過在一起學習，社員們對國內外的大事，尤其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政策法規，了解得更多了。通過在一起談心交流，可以把心裏的鬱悶一吐為快，滿足了下崗、失業人員的在情緒宣泄和交流互動方麵的精神需求。所以心情變好了，人也精神多了。
3．通過參加公共服務社的活動，社員們有了一條可靠的求職途徑。社區和公共服務社也為社員的就業積極尋找出路，譬如為居民提供一些家政服務，為單位提供一些勞務服務。但這些工作常常是“零工”，時有時無，所以，有個社會組織對此進行工作調配和收入分配還是很有必要的。有工作時，就把社員們撒出去；沒有工作時，又把社員們收回來。在分配上，將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勞動報酬合並計算成“社會工資”，同時也考慮多勞多得，既有公平，又講效率，這在一定意義上就將非正規就業正規化了。公共服務社成功地組織和幫助社員再次進入就業狀態，即使這次的就業是臨時的、非正規的。
4．通過參加公共服務社的活動，使社員們找回了“有組織”、“有單位”的感覺。沉澱在社區中下崗、失業人員，大多屬於“40—50部隊”，這些人差不多一輩子都生活在計劃時代，有組織、有單位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下崗、失業以後，最難受的就是什麼依靠都沒有了——有點事能找誰？一片茫然。社區公共服務社的成立使社員們重新有了“歸宿感”，有一個專門的社會組織可以接納和幫助他們，這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通過公共服務社的活動，低保對象與低保製度管理者之間的關係得到了調適。公共服務社已經在維護社員的利益方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譬如在與一些單位洽談勞務服務時，公共服務社就作為集體談判的代表出麵。所以，社員們對參加公共服務社的活動也是很踴躍的。
5．通過公共服務社的活動，還可以對“隱性就業”進行“軟性甄別”。因為公共服務社每星期要活動3—4天，實際上在外麵有工作的人就很不方便了。社區對於經常不參加活動者就可以進行重點調查，如果確實有工作、有收入，就可以勸他（她）退出公共服務社，以及停止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一般情況下，這些低保對象都會主動退出，所以起到了“軟性甄別”的作用。這種甄別作用對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目前在中國，由於沒有必要的手段，要查清居民的收入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就給這項製度留下了一個明顯的破綻或隱患。很多國際上的知名專家都對中國的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是否可持續抱懷疑態度，因為這項製度時常被抨擊為“養懶漢”，問題就在於沒有一種令人信服的手段來證明這項製度確實救助的都是窮人。隨著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進一步發展，可以預料，會有一天在中國也會有人提出類似的異議。所以，公共服務社的甄別作用對於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意義，並不在於最後能夠甄別出去多少不符合條件的人，更重要的是能夠證明這項製度救助的都是窮人。這對城市貧困家庭的意義更大、更為深遠。
“大連經驗”的研究和試點已經有兩個年頭，因為在反對“社會排斥”、促進“社會融合”方麵明顯的作用，得到了許多國際知名學者的讚賞。但是在國內，這項經驗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涉及到中國行政體製的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兩個政府機構（即使屬於同一個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非常困難。因為公共服務社既涉及到“社區建設”，也涉及到“社會救助”，要將這兩個部分或者還有其他部分緊密地結合到一起，這有待於政府部門的整合能力的不斷提高。
同時，在關於“大連經驗”的研討中，也有人表示了將“貧困人士”集合到一起會不會鬧事的憂慮。當然，會與不會之間，就要看我們的工作能力了。如果在工作中，我們的工作人員決不歧視貧困人士，而是尊重他們的人格，盡力地去幫助他們脫離困境，他們有什麼理由要發難呢？所以如上一章所述，對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進行社會工作價值觀、理論、方法和技巧的培訓。
總之，如何使“大連經驗”進一步推廣，還需決定政策的人們下決心。但要強調的是：“大連經驗”對於城市反貧困、對於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可能是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重要環節。
㈢．以小額貸款扶持有能力的貧困人士自謀職業——天津經驗
在社區層麵上以公共服務社的形式將低保對象和其他失業、下崗或無業人員組織起來以後，可利用這個網絡，引入小額貸款的扶貧方式，幫助社員自謀職業。
實際上，近年來在農村扶貧中已經被證明確有成效的“小額貸款”方式已經被引進到城市扶貧工作中，天津市婦聯在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援助下所作的社會實驗也已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如前所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全國一樣，天津市同樣也麵臨著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到2000年底，天津市沉澱下來的下崗、失業人員仍有20萬，他們麵臨著城市新增勞動力（每年大約20萬）和農村進城勞動力（100多萬）的競爭。他們本身的素質較差，普遍是年齡較大、文化較低、技術單一。其中尤其是占60%以上的女性，年齡在35歲以上的再就業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少，而到45歲以上的就希望極其渺茫了。鑒於此，天津市婦聯在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和澳大利亞政府的支助下，引進國際上近年來頗為流行的“小額貸款”扶貧項目，經過一年的試點，基本上取得成功。
天津市的“小額貸款”項目始於1999年12月底，由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和澳大利亞政府捐助740萬人民幣給予支持，由天津市婦聯負責運作。天津市婦聯為此專門建立了專門機構，配備了人員。到2000年12月底，在一年中分期分批向302名下崗女工發放了小額貸款，貸款總金額122萬元。本年度已經回收的貸款為522760元，尚未收回的貸款為697240元。到目前為止，貸款回收率為100%。
天津項目的操作方式要點如下：
1．貸款的對象隻能是婦女（下崗女工）——隻有女性才能接受貸款是小額貸款項目的一個國際通行的慣例。其理由是根據女性心理特點分析，她們的責任心更強，這是因為她們對家庭的經濟壓力更為敏感，掙錢還款的積極性更高。
2．貸款利息較高——小額貸款的利息會超過銀行的一般貸款利息。銀行的一般貸款利息為5%，而小額貸款則可以上浮20—30%。所以天津的小額貸款項目第一年的年利率是6.435%，第二年再向上調整到7.605%。理由是小額貸款毋需任何擔保，風險較大，所以利息也應該相應提高。同時，較高的利息還可以有效地將有錢人和有權人拒之門外（他們可以借助他們的“優勢”貸到利息較低的貸款，沒有必要到這裏來幹“傻事”）。
3．貸款金額較小——天津項目規定第一年的貸款總金額僅為4000元。貸款戶應該以容易在短期內獲利的小本生意為目標，這樣還款較有保證且不太吃力。貸款不夠時，她們還應該自己設法籌措一些，這對養成她們自立的習慣有好處。對貸款方來說，萬一有小部分壞賬也不至於影響大局。同時，貸款金額小也可有效地阻止有錢人和有權人光顧（區區4000元他們實在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