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恢複辦理國內業務後，花縣、叢化兩縣也恢複辦理了財產強製保險。一九六五年二月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對本省地方國營、公私合營企業財產實行強製保險的通知》。通知指出：“為了保障企業財產在遭受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的損失時得到經濟補償，……，今後凡應保險的企業如未按規定投保遭受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發生損失而無所補償時，不得列入財產損失報銷，該企業應負完全責任”。一九六六年五月，經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批準，將強製保險的範圍，擴大到縣以上供銷合作社。
在廣東省全麵恢複國內保險業務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廣州市保險公司不得不向市財政局黨委呈交了《關於停辦有關保險業務的報告》。並於九月起停辦人身保險業務，將已承保的31967份保單全部退保退費。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廣州市保險公司下發《關於停辦各種國內保險業務的通知》。至此，廣東省國內保險業務全部停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天津市保險公司經理根據天津市的具體條件及客觀形勢的變化，向全體職工作了《關於今後保險工作的報告》。並分別對各種業務作了具體安排，如財產強製保險、運輸保險、運輸工具保險等業務，客觀發展仍有需要，則繼續辦理；至於全家樂保險即家庭人壽險，職工綜合福利險等，現實需要量日小，等人民公社完全代替這些業務的職能時再考慮停辦。但一九五九年一月河北省財政廳下達了《關於停辦國內城鄉保險業務的意見》，據此，天津市保險公司作出了《關於停辦保險業務的方案》，停辦收尾工作由天津市財政局負責。在停辦國內保險業務期間，天津市共發生火災883次，受災單位由於籌措資金困難，無法及時得到經濟補償，使生產停滯和中斷。受災單位不能按計劃上繳利潤和籌措恢複生產的資金，最終由財政負擔，從而影響財政預算的執行。缺少保險機構的監督與配合，防災工作也被削弱。加上國民經濟調整，經濟狀況的好轉，保險的作用日益為人們所認識。上海國內保險業務的繼續開展，為天津市國內保險業務的恢複提供了外部動力，一九六四年天津市人民委員會下達了《關於恢複保險工作的通知》。根據市人民委員會指示，天津市保險公司積極恢複了國內保險業務，陸續開辦了企業財產強製保險和貨物運輸自願保險。此外，還開辦了少量汽車保險和公民財產保險。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僅恢複兩年的天津市國內保險業務被迫停辦。
“文革”期間的保險業
一、十年動亂時期提出“砸爛中國保險業”
隨著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到一九六五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幾乎所有工業產品的技術經濟指標都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幸存的中國涉外保險業務亦因此得到了穩步的發展。上海、哈爾濱兩市國內保險業務的繼續，以及廣州、天津等地國內保險業務的恢複，充分說明了有計劃按比例的國民經濟體係中不可缺少保險的補償功能和監督作用。全麵恢複國內保險業務的呼聲又應運而起。一九六五年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對國內保險業務的恢複作可行性調查，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打亂了經濟發展的進程，不僅使恢複國內保險業務不再可能，而且涉外保險業務也遭到嚴重的幹擾和破壞。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保險被斥為私有經濟的產物，不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辦理國際再保險業務得不償失”，“是依靠帝國主義”，“再保險是帝修反之間的利潤再分配”，等等。因此有些人提出要“徹底砸爛中國保險業”，停辦全部涉外保險和國際再保險業務。首當其衝的是停辦了交通部的遠洋船舶保險。
中國遠洋船舶，在一九六八年以前都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保險，並通過分保方式將一部分保險責任轉移到國外。從一九六一到一九六六年，淨收回外彙90萬英鎊。對加強對外聯係、擴大政治影響和發展遠洋航運事業均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遠洋船舶保險被指責為一切依賴外國人的“洋奴哲學”，是“外彙掛帥”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具體表現，是“不相信廣大船員政治責任感”的行為，在經濟上也是“得不償失”，等等。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軍事代表業務組和交通部軍事管製委員會生產指揮部聯合向國務院呈交了《關於停保自營遠洋船舶保險的請示報告》，國務院批示：“同意取消保險，但嚴格管理製度，注意加強養護，防止兩損事故發生”。遠洋船舶保險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停止辦理。
接著，汽車險中的第三者責任險和進出口保險中的罷工暴動保險也停辦了。極左思潮認為，汽車使用人的責任不應由保險公司承擔。致使中國境內的外國保戶不得不把這類保險連同汽車保險一並在香港的保險公司投保。貨物運輸中的罷工險，是國際保險市場普遍承保的險種，其責任的範圍是：由於罷工，停工，“暴動”或“民變”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但“文革”開始後，這一險種的作用被理解為，對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行動起著汙蔑和詆毀的作用，承保罷工險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因此，一九六八年，在取得外貿部同意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即停辦了其直接承保的“罷工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軍事代表又向國務院業務組提交了《關於停辦保分入“罷工險”的請示》，提出從一九七○年起停止接受國外保險公司分入的罷工險業務。
為使港澳和國外銀行、保險公司經理能夠緊跟國內形勢，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開了港澳和國外銀行、保險公司經理會議，會議不顧港澳地區保險業務的特殊性，不適當地強調要克服以往隻注重業務、爭取存款、積累外彙的單純業務觀點，要求與國內一樣深入開展群眾運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並將“反美反修、愛國愛行”作為今後海外工作的努力方向。然而，事實是炎黃子孫對自己的祖國充滿愛國之情，把“愛國愛行”同熱愛祖國和忠於本職工作緊密聯係在一起來要求海外工作人員，是合乎情理的。但將“反美反修”作為突出的工作方針提出，則未免過“左”。特別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升級，全國動亂局勢日趨嚴重，對海外工作指導上的過“左”要求表現得更加明顯。
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海外保險業務是由香港民安保險公司、中國保險公司、太平保險公司分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然後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進行對外分保。但在一九六九年後，海外業務對外的分保由民安保險公司代理，壽險由中國保險公司辦理分保，港、澳、新等地區的保險業務下放到中國保險公司香港分公司管理。另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保險處還指示太平保險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終止與馬來西亞保險公司的分保。到一九六九年，由於進出口貨物運輸險是對外價格的組成部分，無法全部停下，再保險由於業務的連續性，也未能全部停下來，但對外有再保險關係的國家則從原來的32個減少到17個，有業務來往的公司從67家減少到20家，業務合同從219份減少到49份。實際上停止了多年發展起來的與西方保險市場的分保往來。繼續維持的分保關係僅存社會主義國家及個別發展中國家。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保險業的幹擾和破壞，除以上幾個方麵外，還表現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機構的癱瘓。自一九六七年開始的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的奪權運動，使各級經濟的指揮和管理機構，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衝擊。各級領導幹部絕大多數挨批挨鬥，“靠邊站”。尤其到了一九六九年，國務院所屬各部、委、行、局精簡合並，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與財政部於同年七月合署辦公，大批幹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機構被精簡，在職幹部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保險總公司86名在職幹部大部分下放到河南淮濱“五七”幹校勞動。國外保險業務的“清理和收尾”工作由一個名為9人，實際工作13人的“保險業務小組”“守攤和收攤”。保險業務小組依舊由人民銀行黨組領導。保險業務小組自一九六九年四月成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曆時兩年多，艱難地維持著工作。
二、在國務院幹預下涉外保險被保留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政治局勢的動亂，造成了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一九六八年，中國的國民經濟跌到了最低點。這一年是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製以來，唯一沒有製定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一九六八年底，周恩來總理組織編製了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計劃，抓住國內政治局勢逐步趨於表麵穩定的時機，采取有力措施，基本上刹住了前兩年生產下降的趨勢。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在困境中開始慢慢回升，從而為保險業的恢複提供了機會。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驅逐蔣介石集團”的提案。經過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來華準備，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鬆來華訪問，打開了關閉二十餘年之久的中美關係的大門。中美關係的緩和又推動了中日關係的改善。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年多時間裏，共有25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國際關係的改善，為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對外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中國保險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廣闊的空間。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發生的手表丟失事件以及鉑金事件，成為中國保險業在困境中開始恢複的契機。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發生兩次空運進口手表丟失事件，共丟失手表20000隻，總價值為75633.63瑞士法郎，由於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在發運時沒有聲明價值，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承運單位）堅持按“華沙公約”（此公約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華沙簽訂，一九五八年中國成為參加國之一。）的規定，每公斤賠200法郎，（約合瑞士法郎72.50）照這樣計算，中國所丟失的20000隻表重73公斤，僅賠償5292.50瑞士法郎，占總丟失手表價值的6.9%。
一九六九年五月，外貿部向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提出，進口鉑金要求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承保，並向國外分保，以防萬一發生損失可向國外保險公司攤回賠款，防止類似丟失手表事件的發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表示進口貨物可以保險，但空運進口的每批鉑金，其價值都在10萬英鎊以下，為節約外彙開支，曆來都不向國外辦理分保。如果要從國外攤回賠款，則可再向航空公司辦理“聲明價值”。發生丟失，外國航空公司也會賠償損失，而且收費（4%），比保險費低。（當時英國保險市場對中國空運保險業務收費約6%）究竟如何辦理，請外貿部自行決定。此後，外貿部未向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提出投保的要求，而向承運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辦理了“聲明價值”保險。不久，這批進口鉑金丟失6公斤。周恩來總理在追查有關責任時，方知保險已經停辦。因此，對“砸爛保險”的錯誤言論給予嚴厲的批評。周恩來總理指出：保險還是要辦，保險是對外聯係的一個渠道，敵人想孤立我們，我們不要自己孤立自己。從而明確了海外保險與再保險必須繼續辦理。事後，外貿部根據“聲明價值”的托運方法，向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追回了6公斤鉑金的全部貨款賠償。從一九七一年起，中國空運進口手表，通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爭取，與外國保險商簽訂了一個固定的不聲明價值的預約分保合同，確保在發生任何事故時均不受損失。
為貫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一九七○年六月至十二月，中國人民銀行從淮濱“五七”幹校調回一部分業務骨幹，充實保險業務組的力量。並調國外業務局副局長到保險業務組工作，加強領導，同時研究了對外分保方案。中國的對外貿易重新恢複了保險保障。
進出口保險業務，在這一時期主要是國家統一的進口保險業務。因為當時中國的出口和主要進口物資是由國家外貿部門統一辦理，地方僅有少量的進口貿易。為恢複與發展進出口保險業務，展業人員積極主動與國家外貿進出口公司聯係，密切合作，努力爭取保險業務，除參加每屆廣交會，有時還參加外貿進出口公司的對外貿易談判，爭取進出口貨物在中國保險。同時與上海、廣東、天津、青島、大連五個僅有保險業務的口岸分公司聯係，指導各口岸公司處理保險業務。經過努力，一九六九年中國進出口保險業務的保費收入達2435萬元，比一九六八年2144萬元增加13%，一九七○年進出口保費收入2855萬元，比一九六九年又增長17%。到一九七二年，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在中國投保貨物運輸險，在83個國家和地區有中國保險公司的保險理賠檢驗代理人。
作為貨物運輸險的附加險——罷工險，從一九七○年停辦1年的實際表明，它不僅影響新的保險業務關係的發展，而且已有的保險業務也一度中斷，在世界各國都承保“罷工險”的情形下，如果中國保險公司與各國保險業務往來中強調不保“罷工險”，將會影響對外關係的發展。為爭取團結更多的外國保險公司，一九七一年五月，財政部、外貿部、外交部聯合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改變一律不保“罷工險”的請示》。《請示》提出，今後在對外國保險公司的分保上改變一律不保“罷工險”的做法，根據不同對象靈活掌握。此報告很快獲準執行。
一九七二年，恢複了遠洋船舶保險。並且完成自一九七○年開始進行的海洋船舶險和貨運險條款的修改，這次條款修改雖然是在適應“鬥、批、改”的形勢下出台的，但是在對廣州、上海、天津、青島等地有關單位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本著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精神進行的，基本上符合中國國情。同年，進出口商品保險統計工作也得到了恢複。
三、“兩個一般”保險業務方針的提出
一九七三年，全國各方麵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社會秩序和生產狀況有了好轉，在保險領域的突出表現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國家計劃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加強進口物資檢驗工作的通知》，同時重新印發中國人民銀行一九六二年頒布的《關於各地參加進口保險貨物殘損檢驗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人民銀行代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接受收貨單位申請，參加檢驗。
但是，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運動，使剛剛趨於穩定的保險形勢又陷入混亂，中國保險業再度受挫。一九七四年經濟形勢惡化，引起全國上下的不滿。同年十一月，毛澤東主席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反映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
鄧小平同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對各條戰線進行了初步的整頓。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擺脫了停止、倒退的局麵。但十一月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把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采取的各項正確的政策和措施視之為“右傾翻案風”，把整頓視為“複辟”。各級經濟機構再次被迫陷入癱瘓和半癱瘓之中。國民經濟起伏動蕩，保險業也厄運難逃。
自一九七二年中美建立非正式外交關係後，兩國間開始了直接貿易往來。根據國務院一九七二年批準的外交部、外貿部、財政部“關於對美國保險業務問題的請示”精神。財政部、外貿部同意美國美亞保險公司和費蘭克比霍爾保險公司來華訪問。使中國保險業有機會了解美國保險市場的情況，及其在世界各地建立機構的業務狀況，並探討兩國建立分保關係和委托代理檢驗貨損以及處理賠款等問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提出，中方向美方出口的貨物由中國保險公司爭取保險。為此，國務院組織討論，在極左思潮影響下，在討論中機械套用平等互利原則，隨意確定：進口貨物一般由我方保險，出口貨物一般由對方保險的原則。並行文要求從一九七三年起，遵循“進口貨物一般由我方保險，出口貨物一般由對方保險，如果對方要求由我保的，也可根據具體情況接受”的“兩個一般”原則。從而要求各外貿公司將出口貨物由原來的帶保險價格一律改為不帶保險報價。為使這一原則得到貫徹執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不得不派工作組到各地具體落實。從而將過去外貿和保險幹部努力爭取到的在中國保險的出口貨物保險業務主動放棄，大大減少了國家保費外彙收入，出口保險的比重急驟下降。由於危險性較大的進口貨物則留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承擔，造成危險相對集中，賠付率上升。
保險是一種契約關係，國際保險的平等互利，主要表現在合理收取保險費和履行保險合同規定的義務，至於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由誰承保，應按照貿易雙方的共同願望及貿易合同的規定。“兩個一般”完全忽視了國際貿易準則與市場競爭規律。在具體工作中硬性要求把已經爭取到的出口貨物保險業務讓給外方，引起了廣大外貿職工與保險職工的反感。尤其在保險界引起的震動十分強烈，因為爭取出口貨物在中國保險，取得外商的信任，並與之建立往來關係，並非輕而易舉，需要廣大保險幹部多年嘔心瀝血，慘淡經營。因此，“兩個一般”硬性要求將出口貨物保險由對方承保，等於是拱手讓出保險幹部長期辛勤勞動的結晶，不保出口貨物，是拒絕接受國外送上門來的非貿易外彙。
“兩個一般”貫徹困難重重，一九七四年不得不第二次強調“平等互利”是國家最高原則，必須貫徹執行。“兩個一般”也引起了國外保險理賠代理人的不滿和不理解，有些外商在中國簽訂貿易合同後，又打電報尋求保險；一些發展中國家商人，從中國購得出口商品裝船後，得立即打電話給外國商人尋找國外保險公司投保，這樣不僅給貿易成交帶來諸多不便，增加不必要的手續和費用，而且使中國整個涉外保險業務呈現出萎縮狀態，影響中國正常保險外彙收入。
更有甚者，根據“兩個一般”的原則指導國外保險業務，認為進口保險如船舶、飛機等均屬國家財產，倘若受損，可以和國內保險一樣，由國家承擔。出口保險由外國保險公司承辦，中國涉外保險業務可以停辦。一九七八年保險公司曾成立三人小組，專門討論研究國外業務是否停辦的問題，並提出停辦方案。但隨著十年動亂的結束，中國保險史上輝煌的一頁，即將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