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曆史悠久，早在西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境內就設有葉榆（今大理）、雲南（今祥雲）、邪龍（今巍山）、比蘇（今雲龍）、嶲唐（今雲龍漕澗和保山部分地區）等5縣，歸益州郡管轄。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今永平縣地增設博南縣，隸永昌郡。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春三月，諸葛亮南征雲南後，在今祥雲縣增設雲南郡，下轄7縣，大理州有雲南、邪龍、葉榆等3縣。另永昌郡下有博南、比蘇、雟唐等3縣。大理州共有6縣。兩晉時，又在今大理市屬的洱海以東和賓川縣的部分地區增設東河陽縣，隸東河陽郡，此時大理州境內已有3郡（西河陽郡、東河陽郡、雲南郡）和8縣（雲南、邪龍、葉榆、博南、比蘇、雟唐、雲平、東河陽縣）。
隋代，在大理設越析州（治所今賓川），縣沒有變化。
唐初，在雲南設南寧州總管府（後改都督府），大理改屬戎州都督府（治所駐今四川宜賓）。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在姚州（今楚雄姚安縣）設姚州都督府，大理歸屬姚州都督府管。大理地區先後設有浪穹州（今洱源）、鄧賧州（今洱源縣鄧川）、越析州（今賓川）、沙壹州、陽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南澗境內）、雙祝州、江東州（在今彌渡）、匡州（今祥雲）、曾州（今鳳儀）等羈縻州。唐初，在大理洱海地區，同時出現了六個較大的部落，史稱“六詔”。即蒙舍詔（因在六詔之南，又稱南詔）、蒙嶲詔、施浪詔、浪穹詔、鄧賧詔、越析詔。唐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詔統一六詔，建立南詔國地方政權，並臣屬於唐，和唐相始終，傳王位13主，曆253年（從南詔始祖細奴羅受張氏禪讓於公元649年即位起算，也有165年。
宋代，段氏建立大理國，臣屬於宋。大理國從後晉天福元年（936年）建立至元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滅亡，曆時317年，其中在大理國政權之前，在大理的曆史上先後更迭過大長和國、大天興國、大義寧國3個短暫的地方政權，曆時34年。
元代，建立雲南行省，雲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移到昆明。元初大理設立大理上萬戶府、大理下萬戶府，相當於今地州一級的機構，後改為大理路，“領司一、縣一、府二、州五，府領一縣，州領二縣”；在鶴慶增設鶴慶路軍民府，領劍川縣。
明代，在今大理州境內設立3府（大理蒙化、鶴慶）、4州（賓川、趙州、雲龍、鄧川）、6縣（太和、浪穹、雲南、劍川、定邊、永平）、1個十二長官司（今祥雲縣楚場4）。
清代，基本沿襲明代府州縣不變，將屬楚雄府的定邊縣（今南澗）裁歸蒙化府（今巍山）。民國3年（1914年），裁府州為縣，大理州境內設12縣：大理、鳳儀、洱源、劍川、鶴慶、雲龍、永平、漾濞（新設）、蒙化、彌渡（新設）、祥雲、賓川。民國後期，在今巍山、大理、鶴慶設置3個政專員公署，巍山下轄今臨滄地區大部分屬縣，大理下轄今大理州所屬大部分縣，鶴慶下轄今麗江地區屬縣。
大理的民族與人口
大理州是以白族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1997年《大理統計年鑒》統計，全州主要有25個民族，其中人口上千人以上的有漢、白、彝、回、傈僳、苗、納西等7個民族，這些民族也是在大理州境內定居最早的民族。大理州是人類早期繁衍生息的地區之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境內發掘了古人類居住的劍川海門口遺址、蒼山馬龍、白雲、佛頂遺址、洱海沿岸海島、鹿餓山、漢邑村鐵架山等遺址、賓川白羊村遺址等，出土了大批新舊石器時代的石物：如斧、锛、鑿、刀、錐、鏃、環、墊、紡輪等；陶器：如罐、甕、壺、缽、盤、盆等，器物上有劃、拍、附加堆紋等紋飾；骨器：如針、錐、紡錘、穿孔角飾、雕花角片、穿孔獸牙、鑽孔骨片、穿孔獸爪等，多為豬、牛、羊和野獸骨；銅器：有銅鉞、斧、鐮、鉤、鑿、錐、針、鐲等，大多數為錫青銅，餘為青銅，紅銅。這些遺址遺物的發掘，證明遠在三四千年以前，大理州就有人類的祖先居住。漢代文獻，也有關於大理地區古代人類的記載，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述的“嶲、昆明”部族就是大理州境內的最早人類。以後各代文獻都有記載，如兩晉南北朝時期文獻中的“夷”，隋唐時期文獻中的“烏蠻”、“白蠻”等，這些古人類是現今大理州境內彝、白族的先民。
境內的土著民族主要是彝族和白族，兩漢至清的文獻稱彝族為“昆明”、“烏蠻”、“羅羅”等，新中國建立後，經過民族識別，定稱為彝族。主要分布在境內的南部、西南和東南部，即巍山、南澗、漾濞、祥雲、彌渡、永平等縣，其餘各縣有少量分布。白族在清代以前的文獻中稱“滇僰”、“叟”“西爨”、“民家”等，新中國建立後，經過民族識別，定稱為白族。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區及其周圍，大理、洱源、劍川、鶴慶、雲龍等縣為聚居區，其餘各縣均有分布。漢代時，漢族就已由內地遷入大理，唐代以前遷入的漢族人口因數量少，已融合於土著民族之中。明代，在雲南設衛屯田，大批漢族進入大理，現今境內的漢族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後裔。回族雲霧也是外來民族，他們是西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後裔，在元代隨忽必烈和明代隨傅友德、沐英、藍玉征大理進入，以後經商又進入一部分。主要聚居在巍山、大理、洱源等縣市，其它縣有少量分布。傈僳族是從烏蠻中逐步分出來的，史稱“施蠻”、“順蠻”、“盧蠻”、“力些”，唐宋時期即有少部分在境內的雲龍縣靠近怒江州邊界定居，其他如賓川、鶴慶、巍山等縣境內的傈僳族是清代至民國年間從滇南遷入定居的，境內各縣均有少量分布。至於其他各個民族都是因經商或婚配在民國年間和建國後進入的，主要分布在機關廠礦，少部分在農村。長期以來，境內的各個民族和睦相處，共同創造了大理輝煌燦爛的文明曆史。
南詔的崛起
7世紀中葉，洱海周圍地區出現了六個名為“蒙舍詔、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鄧賧詔、施浪詔”的地方部族政權組織（“詔”為“蠻語”，意為首領、國王），史稱“六詔”（也有將曾短期存在的“時傍詔、矣羅識”計算在內，稱為“枚詔”）。與此同時，地處今西藏的吐蕃勢力也急劇膨脹起來，為了遏製吐蕃勢力的發展，加強對雲南地區的控製，唐王朝一方麵加強在雲南的軍政設施，在已設置蜻蛉、弄棟（今姚安、大姚）縣的基礎上開設姚州都督府，並派唐九征率領軍隊收複吐蕃占據的西洱河地區，焚毀吐蕃在漾水和濞水上建造的鐵橋，切斷了吐蕃與洱海之間的聯係。另一方麵，扶持親唐的蒙舍詔征服鄰近的五詔而“合六詔為一”。由於蒙舍詔位於洱海最南端的蒙舍川（今巍山一帶地區），故史稱其為“南詔”。南詔統一了洱海地區後，唐王朝任命其首領皮邏閣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歸姚州都督府節製。唐王朝將以洱海地區為中心的滇西廣大地區交由皮邏閣管轄，使其得以建立起一個較為強大的地方政權，以此作為抗衡吐蕃的重要力量。關於蒙舍詔即南詔的崛起，曆史上曾流傳著種種的傳聞。其中傳聞最為廣泛的，恐怕莫過於胡尉本《南詔野史》中有關“張東進求禪位於細奴邏”和“火燒鬆明樓”的傳說了。張樂進求禪位的傳說，主要講蒙舍詔的始祖細奴邏素有祥異，一次在參與部落首領張樂求召集持祭祀鐵柱的儀式時，鐵柱頂上的金鏤鳥突然飛到細奴邏肩上，八日才去。張樂進求認為天意有所屬，於是便主動禪位於細奴邏，細奴邏便即位建立了蒙舍詔。
“火燒鬆明樓”的傳說，是說皮邏閣為了統一六詔，預選用易燃木料——鬆明（脂）建蓋起一座高樓，然後便邀請五詔前來進行會談，並在鬆明樓上舉行酒宴。當五詔酩酊大醉之後，皮邏閣便下令放火焚燒，頃刻間五詔便隨著鬆明樓化為灰燼。此後，皮邏閣便乘虛而入，毫不費力地奪取了五詔的土地。“火燒鬆明樓”的傳說成為後世白族火把節起源的傳說之一。
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事實上。皮邏閣統一六詔，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南詔利用五詔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分化瓦解，最終征服五詔，先後用了大約20多年的時間。
南詔統一洱海地區後不久，曆史又一次給了南詔征服爨部的機會。隋朝史萬歲征雲南後，爨氏勢力受到致使打擊，爨氏雄長雲南的局麵被徹底打破。然而，隋王朝短暫的統治，很快便在農民起義風暴席卷下結束了。唐朝初期，為了穩定邊疆，唐王朝將被俘押長安的爨玩之子爨宏達釋放回雲南，允許他將其父爨玩屍體帶回安葬，並任命爨宏達為昆州刺史，恢複了中央對雲南的羈縻統治。為了加強對爨區的控製，唐王朝於天寶初年（742）企圖打開一條從安南（今越南）以步頭（今建水南部）至戎州（今四川西北的茂汶地區）的交通路線（史稱“步頭路”），並在安寧築城駐軍把守。由於步頭路南北縱貫爨區，引起爨氏部族首領的極大恐慌，於是以昆州刺史爨日進、南寧州刺史爨歸王和爨氏大姓璺崇道為首發動了大叛亂，攻陷安寧城，殺掉築城使竹靈倩。為了平息叛亂，唐王朝命皮邏閣征討爨氏首領。皮邏閣一方麵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一方麵又向朝廷為爨氏說情而成為爨氏的保護者，並通過分別將兩個女兒嫁給爨歸五和爨日進兒子的方式，與爨氏聯姻結盟。不久，爨崇道受人挑唆殺其叔爨歸王和弟爨日進。為報夫仇，爨歸王這妻姹派使者向皮邏閣求援。皮邏閣便又利用爨氏自相殘殺的機會，徹底剿滅了爨氏的勢力，用武力將滇中地區的西爨大部分居民脅迫遷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帶，東爨則逃亡散落於山林穀地。於是，南詔的勢力範圍便從滇西擴展到滇中、滇東一帶，基本攬括了雲南的大部分地域。
其後，隨著與唐王朝的關係惡化及天寶戰爭的勝利，南詔的勢力不斷擴張，最終統一了雲南。經過《南詔德化碑》所稱的“西開尋傳，北接陽山，南荒奔湊，東爨悉歸”之後，南詔的統轄範圍比初期擴大了好幾倍，包括了《新唐書·南蠻傳》中記載的“東距爨（今滇、黔連接地），東南屬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內），西北與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國北部），西南驃（今緬甸曼德勒一帶），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為界），東北際黔巫（今川東南與黔西北連接地）”的廣袤區域。為了治理雲南，據樊綽的《蠻書》（即《雲南誌》）記載，公元794年南詔在全省設立了六賧、七節度，而據《新唐書》載，公元879年又發展為十賧、六節度、二都督。南詔的統治幾乎遍及整個雲南省範圍，成為雲南有史以來最為強盛的地方政權。
南詔勢力的急劇崛起，是雲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意味著中原王朝的影響已深入到雲南的大部分地區，在中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地方政權，進而統一了雲南的部分區域，結束了曆史上長期群雄紛爭的割據局麵。而且也意味著，在經曆了長期在王朝對稱雄各地的部族首領衽羈縻政策和名義上的鬆散統治之後，雲南開始有了一個真正的以中央王朝身份進行實際統治的強有力的地方政權，為後世、特別是元朝建立行省打下了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南詔的崛起，翻開了雲南曆史的新的一頁，對於雲南乃至於中國的曆史，就將產生深刻影響。
德化碑與南詔歸唐
唐朝在天寶十年（751）對南詔的征討之戰失敗後，宰相楊國忠“恥雲南無功”，不甘心失敗，強征暴斂，欺上壓下，經過兩年多緊鑼密鼓的備戰工作之後，更大規模的征南之戰爆發了。
天寶十三年（754），唐王朝命大將李宓率兵20萬再度征討雲南，士兵的父母妻子奔走相送，“生人作死別”，哭聲震野。目睹這一慘狀的大詩人李白在《古風》中描述此種情景：“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擢兩無聲。”這樣的部隊自然是沒有戰鬥力的。李宓孤軍深入，進逼南唐城，遭到了南詔與吐蕃的合力夾擊，結果李宓陣亡，全軍覆沒，20萬大軍“棄之死地，隻輪無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