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戰爭千萬民怨沸騰，財力減耗，加之第二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的盛世宣告結束，無力顧及雲南了。閣羅鳳統一了雲南全境，並不斷擴大領域，雄踞南疆，但雲南各族人民與中原的往來並未因此中斷。在種族人民統一願望的壓力下，閣羅鳳仍為將來的“歸順”留下了後路。他命部屬收拾唐軍陣亡將士的屍體“祭而葬之”，這就是今人看到的點蒼山麓“萬人塚”。之後，又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表明其叛唐實出無奈，決心“世世事唐”，並說：“我上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統一於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來就是雲南各族人民矢誌不渝的願望。在閣羅鳳叛唐40年之後，其孫異牟尋在內外種種矛盾麵前，接受了清平官（宰相）鄭回的建議，開始謀求歸唐的道路。這一舉措，下符合當時的唐王朝“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的戰略意圖，因此，從貞元三年（787）開始，唐王朝新任劍南節度使韋皋便連年致書南詔，爭取其歸唐。貞元九年（793），異牟尋決心歸唐。韋皋即派出巡官崔佐時於次年正月到達南詔陽苴咩城（今大理），與異牟尋會盟於點蒼山。盟詞指出：南詔全部落歸附唐朝，不再與吐蕃“私相會和”，“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而漢亦不能“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有患難，應予救恤。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到雲南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袁滋進入雲南，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為了紀念此事，作為政治家和書法家的袁滋，親自題寫了冊封事由，刊刻在今鹽津豆沙關（石門關）的山崖上，至今猶存。
南詔自反唐到歸唐，其間經過了42年的曆史。南詔歸唐之後，韋皋為了長久地維係唐王朝與南詔的關係，鞏固南疆，又主動提出廢除屬國送子弟至京城充當人質的製度，但南詔為了表示歸唐的誠意，則一定要送。為了傳播中原文化，南詔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學習，“教以書數”，如此50年不斷，培養人才數千，這對發展雲南經濟文化起了積極作用。韋皋又派工匠教習南詔製造堅甲得弩，致使雲南武器精良，直至宋元以後仍聞名全國。
南詔的衰亡與大理國的建立
異牟尋歸唐後，南詔與唐王朝的關係翻開了新篇章。在異牟尋之後的數十年間，唐王朝與南詔之間基本保持了一個相對平靜的狀態。唐元和十一年（816），南詔幼主勸龍晟被重臣王嵯巔所弑，朝政被王嵯巔所操縱。唐大和三年（829）後，南詔開始頻繁向周邊地區發動征伐戰爭，至世隆時期（860～877）則戰事頻仍，據範祖禹《唐鑒》二十一卷記載：“自鹹通（860），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長期窮兵默武的征伐戰爭，不僅給周邊地區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且也極大地消耗了南詔的財力物力。據胡蔚本《南詔野史》記載“世隆以來，用兵五十餘年，帑藏不給，橫斂於民，上下俱困”，使得南詔國內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激化。與此同時，過去一直處於幕僚謀臣角色的白蠻勢力，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終於取而代之。唐天複二年（902），南詔權臣、鄭回七世孫鄭買嗣發動政變，殺害蒙氏統治家族800餘人於五華樓下，篡奪了南詔政權，建立大長和國，結束了南詔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共13世、247年的統治。
鄭氏之後，由於統治者大多貪虐荒淫而宮廷政變不斷，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走馬燈似地先後更換了三姓國主。鄭氏傳三世，共26年。後唐天成三年（928），劍川節度楊幹貞滅鄭氏，立趙善政，改國號大天興國，10個月後廢趙自立。兩年後，楊幹貞被其弟楊詔（明）所廢，不滿6年又被通海節度段思平所滅。
據史學家考證，段思平出身於南詔貴族世家。據《南詔野史》記載，“段氏，武威人，祖段儉魏為閣羅鳳將，唐天寶中大敗唐兵，功升清平官，賜名忠國（一說國忠）拜相，六世而生思平”。在聞名遐邇的《南詔德化碑》上，段忠國的碑陰題名赫然位列第一，可見其威權極重，為“開國元勳”之屬。此後，段氏世代為南詔重臣，屢有出任南詔清平官、大軍將者。段思平初任幕覽，即小府副將，後以戰功升遷為要害地區之通海節度，勢力很大。楊幹貞兄弟纂權之後，視段思平為潛在的威脅，“常欲除思平”。段思平被迫逃亡，“就其舅爨羊自匿”。然而，在楊氏兄弟的嚴密追捕下，一味躲藏也不是辦法，段思平隻好奮起反抗，聯絡各部力量起兵攻打楊幹貞兄弟。據馮蘇《滇考》記載，“善巨守高方，素與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段思平與弟思良、軍事董迦羅就之……至善巨與高方謀，借兵東方，三十七部皆助之，會於石城，眾十餘萬”。在高方及三十七部的支持下，段思平擊潰楊幹貞所部軍隊，殺楊詔，楊幹貞出奔，段思平攻占大理，建立大理國。
從南詔衰亡到大理國興起的這段曆史，頗有一些東西值得回味。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南詔從一個地處偏僻的地方部落，合六詔為一，成為迅速崛起的一個代表中央王朝進行統治的地方政權。南詔的崛起，反映出在曆經秦漢以來漫長的曆史歲月之後，隨著雲南與中原經濟文化交往的日趨緊密，中原王朝的影響逐步深入到雲南的大部分地區。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才有可能在在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產生出南詔這個強有力的地方政權，結束了雲南曆史上長期群雄紛爭的割據局麵。由於其順應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維護國家統一、促進中原與邊疆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發展的曆史需求，符合中原和邊疆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詔的崛起絕不是偶然的。此其一。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唐王朝和南詔政權，先是唐王朝邊吏貪虐凶殘副人的反抗，繼而楊國忠禍國殃民的一再遠征；而南詔得理反擊獲勝後卻不利令智昏，窮兵默武，其結果是兩敗俱傷，國力凋敝，危機四伏，最終幾乎是雙雙同是走向衰亡。《新唐書·南詔傳》曾以“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評語，來作為對唐朝衰亡的總結，認為南詔是唐王朝衰亡的起因之一。其實，對於南詔來說，對唐及周邊地區無休止窮兵默武的征戰，又何嚐不是南詔衰亡的一個主要禍根呢？因而段思平建大理國，就吸取南詔窮兵默武導致衰亡的曆史教訓，正確處理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共享太平，以致能夠傳22世、300餘年。雖然這其中有宋王朝無意經營雲南的因素在內，但大理地方政權基本保持對中央王朝的友好態勢，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南詔和大理在處理與中原王朝關係上是如此之不同，其結果也大相徑庭。此其二。
南詔合六為一，皮邏閣利用爨氏自相殘殺的機會，徹底剿滅了爨氏的勢力，並將西爨的二十萬居民脅迫遷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帶。東爨由於語言不通、居住分散等而未被遷移，逃亡散落於山林穀地，並逐步填補了西爨遷移後留下的空間。隨著南詔加重對滇中及滇東北地區的經營，特別是隨著南詔與唐王朝之間的戰爭愈演愈烈，滇中及滇東北地區的位置也顯得越來越重要，散居於該地區的東爨烏蠻被南詔統治者所重視，常常被征調起來作為向周邊征戰的軍隊之一。在這種情況下，烏蠻勢力開始發展壯大起來。其中，被史家稱之為“三十七部”的東爨烏蠻，開始成為雲南地方上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段思平消滅楊幹貞政權，主要就是利用自己與爨判的舅甥“遑耶”姻親關係，才能順利取得三十七部的支持而奪取政權。此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三十七部常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雲南地方史上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此其三。
南詔200多年的興衰，留下了許多應該深入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以上三點，就權當“引玉”之作吧。
南詔軍事人才的培養與選拔
自古以來，每個政權都有一定的人才培養、選拔製度和途徑。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製度形成以後，一直延續至清末。科舉製度是封建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製度和途徑，決定著封建教育必然以讀書中舉為方向。南詔是與唐王朝基本上同時起落的地方割據政權，其政治、經濟、軍事製度都極力依次唐朝，同樣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但南詔並無科舉製度，其培養選拔人才的途徑，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從軍事人員的中選拔；留唐歸來的王臣子弟的選用；從宗教人員即“儒僧”中選拔，所以南詔的教育和人才選拔就圍繞著這三方麵運作。
南詔是在戰爭中建立，並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的，因而十分重視戰爭教育，人才的培養選拔也就於軍事訓練和戰績考核。“羅苴子”和“馬軍”的選拔就是這方麵的兩種主要形式。
“羅苴子”意為“俊秀”，是南詔軍隊中“戴朱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曆險如飛”，英俊剽悍的武士，可以充當下級軍官。羅苴子的選拔考試是軍事人才選拔的初級形式，因此，“羅苴子”有“武秀才”的含義，《蠻書》：“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羅苴子……每百人置羅苴子佑一人管之。”
羅苴子的選拔頗為嚴格，據《蠻書》記載，須經過五次嚴格的考試。一、登山：在點蒼山頂立旗，先到旗下者為優；二、負重行軍：背一石五鬥米行四十裏；三、泅渡：在激流中浮遊二千尺；四、劍術：五、超障：迅速通過一丈三尺寬的深坑。以上五項考試合格者得補為羅苴子。南詔實行兵民一體的鄉兵製度，寓兵於農。各地軍事組織也就是地方行政組織；平時務農，戰時調集則為軍隊。南詔的軍隊，政府不負責後勤供應，平時鄉兵在家務農，戰時一切軍需供應均由鄉兵自備。農閑時組織訓練，每年冬季，南詔中樞政權的兵曹長就行文各地組織冬訓。參加訓練的每一個壯丁必須自備武器（刀、槍、劍、弓、箭等）和甲胄。武器裝備必須精良，凡武器裝備不合格或無故不參加受訓者必須受罰治罪；同時根據有無馬匹，將參加訓練的鄉兵分為步卒或騎軍。此即《新唐書·南詔傳》所謂：“壯者皆為戰卒，有馬者為騎軍。”既然“有馬者為騎軍”，可見有馬者並不普遍。即使如此，並非每個有馬者都能成為南詔軍隊中地位較高的馬軍。
對馬軍的選拔比羅苴子嚴格，要求也高得多。《蠻書》卷九記載：“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擄頗柱中鬥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書能算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從以上考試標準看，馬軍必須做到騎、射、槍法嫻熟，除此之外還需“能書能算”，即要作文化考察，沒有一定文化程度，不能成為馬軍。單以考試標準比較，馬軍也高於羅苴子。假若說“羅苴子”相當於“武秀才”的話，“馬軍”應當相當於“武舉”，選中馬軍者已是南詔國高級武官的後備人才，所以通過馬軍考試者“試過有優給”。
正是由於馬軍的地位較高，南詔民眾在非冬訓考校之時，也經常進行有關訓練。《蠻書》卷九記載：“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村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十分尺，刻其上為鬥子，中間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以試人持竹劍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擄柱，中鬥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為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頗柱下試習。”這裏所講的“樓”及立頗柱的“空平處”，就是訓練馬軍的場所。“樓”是訓練書算，教習文化的地方，立頗柱的“空場”就是演武場、校場之類，兩者在同一村鎮之內不至於有多大的距離。這“樓”和立頗柱的“空場”，“諸城鎮村邑”都有，實際就是一種“社學”的形式，這種“社學”以尚武精神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