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窮的時候，也要戴一枚鑽戒；他在煙榻上做著神秘的“地下工作”；他窮到家裏沒有飯桌，也要讓朋友大醉一把……
孫師毅：“辣麵書生”的歧路人生
孫師毅和電影的關聯似乎總是與“流產”有關。
1935年秋，步應雲衛、許幸之、司徒慧敏、袁牧之後塵，孫師毅也準備執導一部屬於自己的電影，這是“電通”的第五部影片，取名《街頭巷尾》，由金山和從香港歸來的陳波兒出任男女主角。豈不知，這部影片剛剛拍過一場，“電通”被迫停止營業。
此前的1932年，孫師毅將自己的戀愛故事寫了一個《摩登夫人》的劇本交給蔡楚生，年少才盛的蔡楚生剛剛拍了《粉紅色的夢》和《南國之春》，並遭遇影評人的激烈批評，連不太作文章的聶耳也化名“黑天使”寫了《下流》一文，文中說“我不再給《南國之春》多費口舌，也不給他的第二部作品《粉紅色的夢》做介紹和批評；隻希望他在以後的作品裏不要再做麻醉群眾階級意識的工具。”【1】此時的蔡楚生，也著力於扭轉自己的方向，改拍一部“階級仇恨甚深”的《都會的早晨》，這也促使他從劇本到分鏡頭腳本事必躬親，放下《摩登夫人》也就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了。
此前的1926年，孫師毅曾創作了電影劇本《社會之蟲》，神州影片公司的合夥人汪煦昌以及導演李萍倩有意支持拍攝此片，但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主演，遂使該片“下馬”。
此後的1939年，孫師毅在重慶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寫了劇本《娘子軍》，敲定由袁叢美執導，也列入了拍攝計劃，但也沒有拍攝成功。1940年10月，孫師毅在“電通”時的好友司徒慧敏又起意拍攝該片，被當局借口“電影器材來源缺乏”而取消。
或許由此可以看出，孫師毅在影劇道路上並不是一個很有時運的人。
學者陳墨有研究說，孫師毅還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早、最地道也是最重要的電影理論家。他的理由是：早在1926年，孫師毅就發表了《對於省教育會的電影檢查說話》、《電影劇在藝術中之位置》、《影劇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電影界的古劇瘋狂症》、《往下層的影劇》等一係列重要電影文章。
在《對於省教育會的電影檢查說話》中，孫師毅說：“我們應當在這裏注意的，就是他們都隻是──並且隻能，列舉若幹禁例，消極的製裁影片是否違禁；他們斷不能以空洞無著的電影審閱數字，付之於幾個人抑或團隊，讓他們以成見為進退，以好惡為轉移，而積極的去批評影片攝影之是否有當。”【2】
在《影劇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中，孫師毅說：“電影術的出現，當然是一種Scientific Invention，到了戲劇（Drama）和它結合，成功了電影劇，這才樹立了它的藝術位置……即以中國而論，自偵探片輸入後，國內之盜劫偷竊之數，遂與此等影劇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術，亦即本之於影劇上傳來的西方方法。這些，不過是其影響關係之較著者而言。還有：影劇演員的服飾，可以應成社會服飾的導師；劇中人性格行為的表現，可以轉移社會上的習慣風俗。這實在是因為影劇這件東西，已漸進為社會娛樂的中心，而其間接暗示的力量，又複如此之偉大。”【3】
在《電影界的古劇瘋狂症》中，孫師毅批評了稗史劇和古裝劇泛濫的現實，稱“拍出這樣非驢非馬影劇的結果，是造就了一般觀眾對於影劇藝術的誤解，而且使一般人因為常看這種戲的緣故而嗜痂成癖；即縱有真的藝術當前，亦屬味同嚼蠟了。所以我認為古劇狂的病症，實在是將致中國電影事業於毀滅的一大危機。”【4】
陳墨的這種定位，與孫師毅對自己寫作的定位如出一轍，他曾寫道：“中國開始影劇運動的曆史，不好算多，卻也占去影劇自有曆史以來的時間之五分之一了。自製的影片，雖然看見一套一套的出來，解析影劇本身之價值的文字，卻沒有見過一篇發表。我自然不能說沒有人懂得這個，不過我總覺得大家不應該忽視這個。大凡一件新事業的創端，前驅的人必然須負著解釋與宣揚的責任，以求其獲得一般人之了解與社會之讚同，特別是這種絕對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的影劇事業，是尤其不能少掉這種立基的工作。”【5】
不惟如此，孫師毅就自己在影劇理論上的“立基”工作，也曾經通過組織書稿的方式來實現，在1927年3月15日出版的《良友》畫報第13期上，有孫師毅三部書稿的著作廣告，關於影劇的一本叫作《影劇論集》，另兩本分別為《諺語彙編》和《希望的人生觀》。
影史研究之所以出現陳墨式的“重述”，原因是和影史對孫師毅定位的悖謬有關，主流電影史更多、也更容易將他詮釋為一個影劇作家和歌詞作者。
原因很簡單。在這方麵，孫師毅的成就更顯而易見。最著名的作品當數《新女性》，《新女性》是一部孫師毅的憂憤之作，故事取材於女演員艾霞自殺而死的故事，由蔡楚生導演，阮玲玉主演。影片通過一個知識女性被紈絝子弟欺侮，被失業貧病困擾，被暗娼鴇母擺弄，被小報記者勒索的故事，映照出女性生存與解放的不平路途。1935年2月2日，《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阮玲女和聯華聲樂團在聶耳的指揮下，演唱了孫師毅為影片填寫的主題歌（聶耳作曲）：“新的女性，是生產的女性大眾/新的女性，是社會的勞工/新的女性，是建立新社會的前鋒/新的女性，要和男子們一同，翻卷起時代的暴風/暴風/我們要將它喚醒民眾的迷夢/暴風/我們要將它造成女性的光榮/不做奴隸/天下為公/無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
沒有想到，這部影片因當時“新聞記者公會”的抗議而名聲大噪；更讓人意外的是，一個月後的“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主演阮玲玉步艾霞的後塵自殺。孫師毅悲抑難當，寫了一幅102字的挽聯：“誰不想活著？說影片教唆人自殺嗎？為什麼許許多多，誌節攸虧，廉恥售盡，良心抹殺，正義偷藏，反自鳴衛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我敢說死者，是社會脅迫她致死的！請隻看囉囉唕唕，是非倒置，涇渭故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卻稱是輿論的話，居然發賣到靈前。”【6】
有關孫師毅的電影歌詞創作，最為著名的則當數《大路》（1934年聯華出品，聶耳作曲）中的主題曲《開路先鋒》，是孫師毅以“施誼”的筆名撰寫的，此外還有《飛花村》（1934年藝華出品，聶耳作曲）中的主題歌《飛花歌》，以及插曲《牧羊女》。
在“電通”時，孫師毅為《自由神》（呂驥作曲）填寫了《自由神之歌》、為《都市風光》填寫了《西洋鏡歌》。夏衍1935年也為“電通”創作的劇本《壓歲錢》，因為“電通”關閉，該劇本被迫轉至“明星”，由“明星”於1937年出品，其中的插曲《新生命歌》（賀綠汀作曲）也是由孫師毅填寫的；而“電通”的另一導演司徒慧敏，1940年在香港拍攝“中製”出品的《白雲故鄉》時，也約請孫師毅為影片填寫插曲《祖國之戀》（沙梅作曲）。
1936年5月5日，孫師毅在“電通”時的友人唐納、藍蘋從名動一時的“六合塔”婚禮歸來，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茶點婚宴招待親友，孫師毅和呂驥獻上了一首《六合婚禮進行曲》，歌中唱道：“六合塔下影成雙。決勝在情場，莫忘胡虜到長江……共起赴沙場……”。
而孫師毅在“電通”做的另一項工作，則是擔任了《電通》半月畫報的編委，據唐瑜回憶，有一次他去“電通”給孫師毅送稿子時，還看到孫正在挑選藍蘋的大照片準備作封麵。
如上描述，似乎都在闡釋孫師毅與電影之間的關聯，其實這僅僅是一個維度而已。
多義的“書生”
唐瑜在《二流堂紀事》曾這樣描述孫師毅：“在我認識他之前，他早已是山東實驗藝術劇院的老師，藍蘋那時曾是他的學生。二十年代後期，他在商務電影部，在神州與汪煦昌、鄭應時等合作，任編劇、導演、演員。有聲電影興起後，他又創作了大量響徹遐邇的著名歌詞如：《開路先鋒》歌、《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與戲劇電影、音樂、教育等關係之外，他和新聞、出版，以至井岡山的槍炮聲，曾經轟動上海的大陸大廈共產國際事件，潘漢年與夏衍失去聯係以後在良友出版公司的會麵等等千絲萬縷的關係中，都有一絲半縷的牽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