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以及繼續“上位”──1930年代的藍蘋
讓“電通”同仁以及諸多在30年代叱吒影劇界的人物無法想到的是，藍蘋──這個並不起眼的人物與小角色，令他們最後的人生充滿了變數與哀傷。而這個名字在極權時代的中國，也變成了一個諱莫如深的名字。大家誰都不提，誰也不敢提。曾和她合拍過《王老五》和《狼山喋血記》的“醜星”韓蘭根因此被關進牛棚，還摔斷了肋骨。【45】
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這個名字“衍生”的另一名字──江青，幾乎成了“迫害狂”的代名詞，多數人的回憶，都把她後來的惡劣與從前的“惡劣”變成了一個演變的鏈條。所以，以至於藍蘋這個名字，同樣的烏煙瘴氣，令人不堪。
而曾遭受“四人幫”迫害七年之久的鬱風女士在後來的一篇《藍蘋與江青》的文章裏，卻表達出這樣一重意思：“藍蘋遠遠不是江青……”【46】
無獨有偶，在文革中同樣飽受磨難的趙丹，在回憶錄《地獄之門》裏雖然把藍蘋定義為“我命運中的黑影”，但在提及30年代對她的印象時卻說“她表演性格鮮明潑辣的女性，與當時舞台和銀幕上清一色的柔美嬌媚女性形象不同，能給人以耳目一新感。尤其認為她能上能下，沒有非演大角色不可的明星風度，言談說話也很革命，我、葉露茜、唐納等也追求進步，因此當時確實同她十分接近。”【47】
而1935年8月出版的《電通》半月畫報第6期上，有一篇《攝影場速寫》文章，文中也給藍蘋作了一幅速寫：藍蘋個兒最高，喜運動，籃球、排球、乒乓球都拿手，和人談話喜歡撩衣角，情不自禁時，會把旗袍卷上大腿，當成短衫。唐納常常模仿她。
叫李雲鶴的時候
鬱風與江青的相識，是在上海的青年婦女俱樂部，該俱樂部創立於1935年，地址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上靠環龍路（今南昌路）的一家洗染店內。藍蘋是經陳波兒的介紹成為會員的。當時鬱風隻有19歲，鬱風回憶說：藍蘋比我大兩歲，在青年婦女俱樂部幾個人比較起來，她似乎更願和我接近。每次散了會，她常和我同路走在霞飛路上，一麵走，一麵有說不完的話。當時，她也到善鍾路我家來找我，再一同走到呂班路去。我的印象是：藍蘋參加我們的青年婦女俱樂部，把我當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夥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訴我如何對付特務的跟蹤之類。
這時的藍蘋，已經是第三次來上海了。
藍蘋第一次來上海是在1933年的春夏之交，她的同居男友俞啟威剛剛在青島被捕。
來上海前，藍蘋的名字叫李雲鶴，是國立青島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李雲鶴能到青島大學謀得職位，得益於趙太侔。趙是國立青島大學的籌建人之一，1928年冬，趙被聘為籌委會委員。1929年5月被聘為山東省立一中校長，省立實驗劇院院長。1930年5月10日，青島大學成立，趙太侔先任英文係教授，後任教務長。趙在濟南時，李恰隨母親在濟南幫傭，被人推薦至該劇院，在劇院中習演青衣。
趙受聘國立青島大學後，李遂來投奔。李在青島大學裏屬於半工半讀，一邊做管理員，一邊在中文係旁聽。偶爾出入趙家。
1930年初冬，俞啟威入國立青島大學作旁聽生。他的姐姐俞姍是趙太侔的夫人。俞啟威，生於北京，幼年隨母住在南京，人稱“三少爺”。他的父親是俞大純。祖父為江南名士俞明雲【48】。青年俞啟威相當熱衷於戲劇，並與進步同學成立了海鷗劇社，李雲鶴是劇社成員之一，成員還有杜建地、崔嵬、李岱思、趙星火等十餘人。劇社成立之初趕排了兩出話劇──《月亮上升》和《工廠夜景》（俞啟威、李雲鶴分飾男女主角），1932年5月28日，首演在國立青島大學小禮堂舉行。
海鷗劇社成立後，俞啟威經請示中共國立青島大學黨支部，向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的田洪和趙銘彝彙報了劇社情況，要求作為“左翼劇聯”的青島小組，被總部批準。是年6月30日，當時中共領導的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文藝新聞》用《預報了暴風雨的海鷗》為題，熱情報道、讚揚了這次演出。俞啟威把海鷗劇社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被《文藝新聞》稱讚為“預報暴風雨的海鷗”。
是年秋天，劇社又先後在山大禮堂演出《一致》、《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在青島大舞台演出《亂鍾》、《S〇S》、《命令！退卻第二道防線》等話劇。是年冬天，成員崔嵬接到上海陳鯉庭創作的舞台劇本《放下你的鞭子》，便將其改編為街頭劇《饑餓線上》，在廣場演出。春節期間，俞啟威又同崔嵬、李雲鶴、杜建地、趙星火、梁桂珊和李秀英等人，帶著簡單的服裝道具深入嶗山農村，用當地方言為漁民演出【49】。直至33年的夏天，俞啟威被捕。
李雲鶴與俞啟威的戀愛與同居正在這個過程當中。時間上，有人說是1932年的春夏之交，但無確切考證。確切的是，1933年2月，李經時任中共青島市委宣傳委員的俞啟威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年5月，李雲鶴第一次避走上海。避走上海的李雲鶴當然得到了在南國社和左翼劇聯有雙重身份的田漢與田洪、田源兄弟的幫助。她到上海大夏大學做旁聽生，並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活動。緊接著，李雲鶴在上海首先加入的是陶行知先生的晨更工學團，並化名李鶴。這是一個為大眾普及教育、促進文化生活的組織。日常工作是為兒童少年辦幼稚園，為工人辦讀書班和時事討論會，同時排演一些小型的文藝節目。李的工作是教小學生，還教人唱歌。
1933年9月，在紀念“九·一八”兩周年時，參加演出話劇《嬰兒殺戮》。由陳企霞、王東放介紹，在左聯中的“教聯”參加共青團，成為教聯正式盟員。10月，參加左翼劇聯的業餘話劇團體，演出《鎖著的箱子》。經在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的同學魏鶴齡介紹，認識了趙丹、顧而已、鄭君裏等影劇界人士。
是年冬天，俞啟威經保釋後來上海與李重聚。1934年元旦，參加拓聲劇社，演出話劇《天外》。年初，李又與俞啟威參加了紀念“一·二八”事變兩周年的遊行示威，為躲避當局搜捕，二人離滬去了北平。
因為在北平衣食沒有著落，同年夏天，李又回到了上海，重新尋求陶行知及其學生的幫助。不久，晨更工學團因涉嫌共產黨的活動被當局查封。陶行知又將她介紹到了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的女工學校任教。1934年9月，與共青團交通員阿樂在兆豐公園接頭後，在曹家渡被捕入獄。一個月後，李由基督教女青年會保釋出獄離滬。【50】
多數資料的回憶都認為，藍蘋是李雲鶴1935年3月第三次進入上海時起的藝名。原因是她喜歡穿藍色的衣服，又從北平來。為此起名為藍平。到了與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平為蘋。藍蘋從此成了她的藝名。【51】
攀上“風頭”
這一次回到上海，李雲鶴並不知道她的被捕當時在劇聯和教聯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使她在左翼人士中的威信提高了。她參加了1935年6月成立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電通”。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籌拍第一個劇目，就是易卜生的名作《娜拉》。《娜拉》1910年代末就曾被譯為中文【52】，名為《傀儡家庭》或《玩偶之家》。排練開始時，導演先講解了劇情和人物關係，然後演員們拿起劇本，開始排練。導演團的成員有章泯、萬籟天、鄭君裏、陳鯉庭、史東山、應雲衛、張庚。演員有扮演海爾茂的趙丹，扮演娜拉的藍蘋，扮演柯洛克斯泰的金山，扮演南陔的魏鶴齡……
趙丹後來有回憶說：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以提高表演水平為努力目標。《娜拉》和《大雷雨》都各排了兩個月左右。演出態度是嚴肅的。【53】
1935年6月27日，《娜拉》在金城大戲院【54】上演。大戲院門口兩邊的海報欄，寫上了藍蘋的名字，這是藍蘋首次亮相，並且獲得成功。《時事新報》特開辟《新上海娜拉特輯》。巨幅廣告上寫著：“亮晃晃的演員！白熱化的演技！大規模的演出！”以及“直追閨怨名劇！堪稱獨創風格！”；《晨報》上有評論說：“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演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發現第二個有那麼流利（流利並不一定指說的快）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
也有人認為，藍蘋演娜拉時，是新演員挑大梁，確有一定難度。她在前半部戲中演一個賢妻良母時，稍欠自然，略有做作之感。但演到後來，娜拉看透了海爾茂的虛偽，從精神上覺醒了，其剛揚激昂的情節發展，恰好與她本人的個性相吻合，所以演來順手流暢，有聲有色，入情入理，不斷贏得觀眾熱烈的掌聲，這是很自然的。所以，當時也有人批評她的表演有“自然主義”傾向。【55】
在公演《娜拉》前，藍蘋已經成為了電通的演員，但還是臨時性質的，正式簽合同是在《娜拉》之後，其時，合同中規定的月薪為六十元，比陳波兒的月薪要少九十元。1935年8月28日至9月1日的上海《民報·影鐔》曾刊出過一篇《藍蘋訪問記》，文中說藍蘋這六十元還要每月寄四十元回家。《藍蘋訪問記》對藍蘋有一段在“電通”公司裏樣態的白描：她，穿著一件白色的條子紡綢旗袍，腳上也隻穿一雙白帆布鞋，連短統反口的襪子都沒有穿而裸著，她的臉上既沒擦一點粉，又沒施胭脂，當然口紅更是談不到了。還有她的頭發也不象“娜拉”那樣鬈燙著，卻隻在前額上留幾根短發，其餘都是朝後梳著，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樣的嬌豔與討厭，而是好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和質樸。
與《娜拉》中的主角相比，藍蘋在“電通”飾演的都是些微末的小角色。藍蘋出演的電影有兩部，一部是《自由神》，她在影片中飾演女主角王瑩的女友“餘月英”，在演員表上排名第六，而在影片中也隻有“行軍”和“中彈身亡”等幾個鏡頭的戲。對於自己的觸電“處女作”，藍蘋顯然不夠滿意，當時她在接受《民報》采訪時說：“我拍《自由神》的戲，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當初我以為是像舞台戲一樣按順序係統地拍下去，不想無頭無尾地東拍幾個鏡頭，西拍幾個鏡頭，所以我相信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塗。”【56】
第二部則是《都市風光》。藍蘋在影片中飾演顧夢鶴的一個沒有姓名的“女客”，有中近景的鏡頭，也有麵部的特寫，但顯然也屬於極無分量的角色。在這部影片中，藍蘋在演員表上的排名仍然是第六。
雖然在電通參與拍攝的兩部影片戲份不大，但藍蘋並非一無所獲。收獲之一是她成了《電通》半月畫報第4期的封麵人物，收獲之二即是她與唐納在拍《都市風光》期間宣布同居。而且，藍蘋在《電通》半月畫報第6期封底上的出現很是神奇，作為《自由神》第六角色，她卻作為“要角”與施超、周伯勳並列。而唐納，則成了藍蘋在上海的一段愛與痛，他們之間的愛恨糾葛，也使藍蘋成了上海灘的知名人物。
阿蘋和阿唐
有關藍蘋與唐納的關係，慣常的說法多是在表達一重意思，就是藍蘋借唐納“上位”，原因是唐納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影評人，而且在電影當中也有露麵。
但從唐納寫給藍蘋的遺書中看，藍蘋確是有讓唐納著迷的所在。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男革命者遠遠多於女革命者的年代，一個女子懂得藝術，又充滿了進步的思想，在行為上又常常一反傳統女性的常態，必定是可以成為“罕物”的，也必定是“可愛”且值得愛的。
唐納當時的好友趙丹，事後在回憶中說：藍蘋生性浪漫，個性倔強並工於心計。她說話很粗野，動輒“娘的”之類脫口而出……進了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之後，她便迷信了年輕而有點才氣的唐納。【57】
而正是唐納與藍蘋這段感情，曾經先後產生過兩次迥然不同的媒體效應。
前次是被媒體稱之為“最有意思最有趣味、最令人羨慕、最羅曼蒂克的”杭州錢塘江畔、六合塔下的集體婚禮。《電聲》畫報在第5卷18期5月特大號（1936年5月8日）曾刊登了報道，題目叫“有情人了卻心頭願”。文中稱：……他們一群是4月25日晨啟程赴杭的。除三對新人（趙丹葉露茜、唐納藍蘋、顧而已杜小鵑）之外，與之同行的尚有介紹人鄭君裏、李清，證婚人沈老先生鈞儒。明星公司攝影師馬永華，也冒了春朝的露水趕到梵皇渡車站，為這三對即將成婚的夫妻攝影……26日是結婚典禮舉行之日，從早晨起一切都顯得非常緊張。那天藍蘋似乎起來得遲了，但後來她的心情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她說：“別說我起來得遲，晚上曾下了一陣大雨，你們幾個知道？”備有結婚證者隻有趙丹一對，8時半到預定地點──六合塔去了。臨時鄭君裏和李清為新娘們采了月季花和楊柳來打了三個花環，套在三個新娘的頭上，他們不作任何儀式，很簡單，就這樣算數。態度很真切，也很自然。在六合塔下照相、野餐、結束婚禮。沈鈞儒先生詩興大發，當場揮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報道之後，還有一段《附記》：“他們在杭州結婚，一星期後返滬。5月5日在八仙橋青年會招待親友。隻備茶點，不設酒席，電影業到者不少。”
這篇報道難以掩飾的興奮，無疑是在說明，這樣的婚禮和婚姻，無論形式還是方式，在當時都是極具新鮮感和影響力的。但正是這場儀式，和由此引起的媒體過分的關注，後來也成為了藍蘋唐納分手的羈絆。藍蘋在公開信中表達過自己的忿恨：講到所謂的“新聞政策”，我絕對不會像阮玲玉一樣，為著“人言可畏”而自殺，或是退縮，我一動都不動的在等著，在等著他們用鬥大的鉛字來罵我！唐納之一再的找麻煩，以及他的朋友們之要對我施以“不利的打擊”，不外是我們那次儀式在作怪。
而也正是在這場儀式中，有個饒有意味的細節埋下了這場婚姻的伏筆，這個伏筆在《電聲》的報道裏是這樣說的：下午遊湖，在白雲廟月下老人殿問卜終身大事時。藍蘋得第39簽：（簽幹）“惟舊昏媾其能得以相似乎。”趙丹有關此事的解讀是：我們還開玩笑似的在靈隱寺裏求了簽，沒想到真不幸被言中。我和葉露茜得的是“中下”簽，確是半路鴛鴦；唐納和藍蘋得的是“下下”簽，是一對露水夫妻，結婚沒多久，便鬧離婚了……【58】
1937年，藍蘋就和唐納分手事發公開信作解釋，她並沒有把這封信投給“炒作”集體婚禮的《電聲》，而是給了《大公報》，標題為《一封公開信》，但《電聲》隨即在第六期作了全文的轉載。文章的標題是：《我的自白》，副標題為：唐納藍蘋婚變，藍蘋自述離合經過；與唐納早無關係，結婚時並無婚書，他對我不忠實，我也已有新愛人。
藍蘋表達的核心意思已經很清楚：她與唐納已經分居了，他們結婚時並沒有正式的婚書，因為唐納婚後不檢點，所以失望後的她也就有了自己的新愛人。
除此之外，信中還透露出，藍蘋對腳踩兩隻船、動不動就自殺的唐納深感厭倦和憤怒，並表示不會屈服於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壓力而自尋短見，“幸而她還堅強”，她需要保重自己，要把任何時間都放在她的事業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