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師毅的神秘究竟來自哪裏？他的神秘在他複雜的經曆當中？
孫師毅1904年生於南昌，其父名孫際華，是一個靠賣畫為生的畫師。其母患有精神疾病，但常常在屋內誦讀古詩。孫師毅在祖母的嗬護下長大，後入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化學科學習，學的是工科，16歲的他在南昌發起組織了“覺社”，其成員包括趙醒儂、方誌敏、劉和珍等，後來孫因援助方誌敏、反對校長趙寶鴻而遭搜捕；隨後，孫師毅避走北平，入北京彙文大學學習英語。1924年，因祖母病逝返回南昌，後轉入上海政治大學學習政治學，在讀書同時，他還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在此期間，他開始醉心於唯物史觀研究，並在校刊《政治家》上寫文章批駁校長張嘉森（張君勱）的唯心史觀，同時在校外的報刊上發表介紹左翼思想譯著，緣此而被迫停職離校。
孫師毅與上海電影界的聯係也在這個階段開始，他兼職幫助神州公司編輯《神州特鐫》，還在影片《道義之交》飾演過小角色，同時開始大量撰寫有關電影的文章。脫離“政大”後，他入國光影片公司任編劇，後轉至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在“長城”，他編寫策劃了《哪吒》、《人工的黑夜》、《一腳踢進去》等劇本。
1926年底，在《銀星》連續發表電影文章的孫師毅，進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任叢書編輯和《汎報》的主編。
創刊於1927年元旦的《汎報》，當時被規劃為一本“無所不談的周刊”，逢周六出版，宗旨是“自由思想、大膽說話”，因為開本為小32開，白報紙印刷，所以定價隻有大洋五分。
孫師毅在創刊號寫有“這一頁聲明作廢”可視為發刊詞：“樂天者隻會翻白眼；憂世者隻會長歎息；文人、藝術家，又隻懂得微笑……所以我們趁著這個當兒，要借這一刊物供我們──以及我們的同感者作一個自由說話的地方。”
但這一年，孫師毅父親在南昌病逝，往返於南昌之間的他，也使得《汎報》編了沒幾期就沒有了下文。
孫師毅在“良友”主編“中國現代史叢書”的情況大約也是如此，因此也給同事馬國亮留下了“博學多聞、堪稱才子。雖然計劃得很好，卻缺乏鍥而不舍的精神，不能有始有終”的印象。“他約請了當時各方麵的專家編寫，全書共計八大冊。計有孫師毅寫的《政治史》；施複亮的《經濟史》；張心澄的《交通史》；李達的《實業史》；孫紹堯的《法製史》；鄭振鐸的《文學史》；周予同的《教育史》；《藝術史》則由梁得所、李樸園、劉既漂、李樹化、甘乃光和孫師毅合寫。從上述名單看來，都堪稱一時俊彥。結果沒有全部完成，隻出版了《經濟史》、《教育史》和《交通史》三種。”【8】
孫師毅在“良友”的另一個同事趙家璧說，這套叢書的原初立意是要解決“中國往何處去”的重大問題，預約廣告登載在1931年的《良友》9月號的封底上，每冊四元，全套預計二十二元四角，預告年底全部出齊。事實上，孫師毅大部文稿未落實，鄭振鐸負責的《文學史》根本就沒有動手，叢書就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落空。1932年，三種書目出版後，孫師毅離開了“良友”。
在“良友”期間，孫師毅和田漢等人過從甚密，1928年初南國藝術學院成立後，孫師毅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介紹文章──《介紹南國藝術學院小劇場》【9】，他甚至參與戲劇演出並登堂授課，並兼任過教務長。
在《良友》畫報上，還刊有孫師毅和江煒定婚的照片，江煒與孫師毅的結識大約是他在北平彙文大學讀書期間，江煒在北平某高校就讀，英文極佳。但這段婚姻維持了不久，於1928年初即宣告結束，孫師毅隨後與演員藍蘭結婚，並於10月回到南昌探親。
告別“良友”，孫師毅到中外出版公司擔任總編輯，他與明耀五、包可華編選的《國際每日文選》於1933年8月1日創刊，這是一種“每日提供世界新聞雜誌間各種論文之漢譯”的刊物。但這本小刊物因為譯刊巴比塞反戰代表團一係列文件，受到當局警告，在遷址後準備複刊時，被英工部局搜查，遂告停刊。
據唐瑜說，他和孫師毅的友誼始結於這段時間，初見孫師毅那天，唐瑜和潘漢年在一起，孫師毅在和潘打招呼時瞟了唐一眼，“那是一雙很嫵媚的眼，卻帶著一絲凶光”。結識後，唐瑜被孫師毅請到了一品香旅館的大煙榻上。唐瑜跟著孫不停地抄寫，填寫表格。唐瑜說“孫師毅大概是在這時期（1930年左右）和周恩來同誌有所來往。”
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繼而叛變；四個月後，接替李擔任中央局書記的盛忠亮也被捕，同樣叛變。1935年春節後不久，一場針對中共的全麵搜捕展開，據夏衍回憶：“這次大逮捕中，破壞了上海中央局機關，被捕的有中央局代書記黃文傑、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負責‘劇聯’工作的主委成員田漢、‘社聯’黨團書記杜國庠、‘社聯’黨團成員許滌新、中央秘書處負責人張唯一等共三十餘人，中央發行科、印刷廠也被查封。”【10】
通過中央特科知道周揚未被捕的夏衍，立即托人通知周趕快隱蔽，並告知聯絡人可以找“電通”的孫師毅或“良友”圖書公司的鄭伯奇，而夏本人則躲進徐家彙的一間肥皂廠，他與外界的聯絡方式，則是與孫師毅通電話。
而導演程步高則在後來撰寫的《影壇憶舊》中描述了田漢被捕後孫師毅的機智與鎮靜。
程步高說當日早晨孫師毅有事去找田漢，進門剛欲登樓，看見有一“包打聽”式的大漢在田漢房中，此人問孫找何人，孫師毅迅速杜造了朋友的姓名，“包打聽”認為是找錯了人，吆喝二聲“快去快去”。孫才得以逃脫，後孫跑至程步高在靜安寺跑馬廳附近的一處租屋，另租一房住下，深居不出。果然包打聽在他家附近也侍候了幾天幾夜，最終無功而返。【11】
1935年的春天，作為“電通”編導的孫師毅承擔起了《電通》半月畫報的編輯工作，化名“SWAN”，主持了1至5期的編輯工作，在第2期《風雲兒女》專號上，以“毅”的署名作序詩一首：“大地正咆哮、風雲卷怒潮。長城新月美，故國朔風號！兒女情何寄？山河氣不消！奪回生命線，誓逐敵人逃！”
在第5期的編後記──《餘力》中，“SWAN”說：自第六期起，著者因為已臨到了攝影場的工作，將隔一段較長時間才能為讀者執筆。
而到攝影場所作的工作，即是籌拍《街頭巷尾》。1935年底，“電通”被迫停業後，孫師毅於1936年夏轉至無錫，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兼電影廣播教育專修科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後，南京軍委會第二部以公函向學院借調他參加“國家總動員計劃”中的文化動員部門並為之提供意見，至10月2日，他與第二部副部長盧作孚同車回抵無錫。隨著日軍對上海周邊地區的迅速占領，孫師毅不得不在學校遷移的進程中，移居漢口。
反觀孫師毅在上海的行跡，似乎與出版和電影都有關聯，但也隱含著從事地下工作的信息。
從外圍到中心
陳墨整理的《孫師毅生平大事年表》中，曾征引了保存在中國電影資料館中的孫師毅“幹部履曆表”裏的內容，有關1930年至1935年這一時間段中的情況，孫師毅自己做了這樣的描述：在國際黨的領導下，以上海為工作基地，亦常旅行做業務出勤，搜集整理國民黨的有關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情報，並進行核實和分析。當時工作領導人有：劉進中（曾在中央調查部工作）；肖項平（曾在中華書局工作）。
劉進中曾歸中央特科李克農、鄒大鵬領導，當時與孫師毅係“連襟”關係；肖項平（曾用名俞鳴九）當時與蘇聯情報係統關聯極深，曾任“聯共情報組”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