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瑩：文藝青年的潔癖與掙紮
在現行電影史有關電通影片公司的書寫當中，其主要演職人員，有被定義為“早期進步電影的領導者和實踐者”的，比如袁牧之、司徒慧敏；還有被定義為“影劇事業家”的，比如應雲衛；被定義為“電影理論家”的，比如孫師毅；被定義為“人民藝術家”的，比如陳波兒；被定義為“影評人”的，比如唐納；甚至有被定義為“野心家”的，比如藍蘋；但極少有和影劇的“娛樂”特征發生關聯的人物，最大的“橋段”，莫過於唐納和藍蘋的“生死戀”。
這類書寫策略與被書寫者的身份地位有關，存在著要代為隱諱的因素；同時，也與過度的嚴肅與嚴謹有關。
影劇畢竟是一個與娛樂相關聯的職業，畢竟是一個與明星生活相關聯的職業。
從這個角度來考量，拋開談瑛、陸露明這些陪襯性的“角色”，“電通”的核心演職人員中，有明星的特征，被書寫為“明星”的隻有一個人，她就是王瑩。
在已經出版有關王瑩的著作中，至少有兩部文學傳記的作品是以“明星”姿態敘述王瑩生平的，一部是李潤新著寫的《潔白的明星──王瑩》（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另一部是孫瑞珍和鄒進著寫的《馬來亞情人──王瑩傳》（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3月版）。
“潔白的明星”取自1933年王瑩的“藍衣赴會”事件。是年，明星公司宴請南京要員，“老板請客，明星作陪”據說是公司不成文的規矩，厭惡這一“規矩”的王瑩著一身藍色布旗袍出席舞會，在香鬢如雲、花枝招展、珠光寶氣的舞會上形成巨大反差，1933年8月22日的《時事新報·新上海》，刊出了署名“但丁”的文章《舞罷歸來，王瑩小姐以淚洗麵》：“王瑩小姐，她本是一個大學生，有思想，有頭腦……她入電影界，她是不習慣明星們的浪漫生活，然而，她也為了研究藝術而進跳舞場。當她看到幻影的燈光下那一張張舞女的嬌豔的麵孔，她發抖，她冷噤，叫著‘真難看’，當她在舞著，她迷惑，當她回到家裏，她哭了……‘那種令人墮落的場所，她們為什麼非要去呢？’她哭著，淚珠從眼眶裏滴下來……”
“馬來亞情人”，取自1940年王瑩和金山攜新中國劇團在東南亞巡演，為抗戰募集款項，他們於6月25日至8月上旬，在新加坡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人約黃昏》、《賊》、《塞上風光》、《永定河畔》、《民族魂》等劇，“八·一三”在新山，“九·一八”在麻坡，“雙十”在馬六甲，年底在吉隆坡做了一係列演出，掀起了華僑的愛國熱情，金山被南洋報紙稱許為“中國的美男子”，而王瑩則被稱之為“馬來亞的情人”【19】。
並不多產的“明星”
王瑩一生所拍攝的影片不多，隻有四部──《女性的呐喊》、《鐵板紅淚錄》、《同仇》和《自由神》。其中，《女性的呐喊》（明星，1933）導演和編劇是沈西苓【20】；《鐵板紅淚錄》（明星，1933）的導演是洪深，編劇是陽翰笙【21】；《同仇》（明星，1934）的導演是程步高，編劇是夏衍【22】；《自由神》（電通，1935）的導演是司徒慧敏，編劇是夏衍。
從王瑩接拍的四部影片的編導陣容上可以看出，這四部影片均出自於她師友的手筆，也都是帶有明確的左翼傾向的。沈西苓和夏衍是她在上海藝術劇社的朋友，洪深是她在複旦大學讀書時的老師，程步高是田漢的好友，夏衍和陽翰笙都是中共電影小組的核心人物。
夏衍曾經這樣評價那時的王瑩：“她接連主演了好幾部進步電影和話劇，成了通常所謂的電影明星。這個稱號和所帶來的名聲、地位和物質享受，曾經腐蝕過不少年輕有為的女演員，毀滅她們的高尚理想於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間。但是王瑩是受過嚴酷考驗的革命者，能夠抵擋住物質的誘惑。這在王瑩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王瑩每次和我談話，總是提出革命麵臨的問題，並尋求答案。”【23】
“藍衣赴會”事件也正是發生在《鐵板紅淚錄》公映之後。
王瑩走上左翼的道路並非偶然。並不順暢的人生經曆，使她的成長融合了敏感、自持、叛逆等多種因素。
1913年，王瑩生於安徽蕪湖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原名喻誌華。其父喻友仁曾任南京英商亞細亞洋行稽查，母親王氏曾是教師，8歲時母親病故，父親再婚，她被送回蕪湖，先是進入一所教會中學，寄宿在深山中的一間修道院裏，後考入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11歲時被後母賣給一薛姓富商作童養媳。12歲逃至漢口舅母家，其舅母王世懿是修德女校的創辦者，在舅母家，她改名王克勤，並於14歲時考入長沙湘雅醫院護士學校學習，被編入病護訓練班，學習一些醫藥護理方麵的知識。
是年，北伐軍到長沙，王瑩參加了學校宣傳隊，並在《豪紳家的丫頭》的一劇中飾演了一個被賣到豪紳家後憤而出走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丫頭形象。這一形象與王瑩的人生經曆具有強烈的貼合性，其表演自然真摯在所難免。
在參加演出期間，王瑩喜歡上了北伐軍某軍十五師的秘書魏英，據說此人曾是她在蕪湖時安徽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老師。長沙軍閥何鍵製造了“兵變”後，大量抓捕革命黨，魏英讓王瑩返回漢口，並托王瑩幫他將三個小包（一包是食品，一包是襯衫，一包是布鞋）分別送給他的三個朋友。並交代她：“這三個小包，一個是給湖南大學黃承恩教授的，一個是給明德中學張芝蘭的，一個是福湘女中陳芸生先生的。”
王瑩返回漢口，又在革命組織的幫助下奔赴上海，先是在位於浦東的橫緬小學當老師，後入濟難會工作。在此前後，王瑩聞知了魏英被捕的消息，並從舅母的信中獲知，長沙軍警曾到校抓捕她，已經有很多與革命黨有牽連的人士被抓。王瑩義憤填膺，以王克勤的名字寫下了“致何鍵軍閥的公開信”。
王瑩所在的“濟難會”組織，是1925年9月由張聞天、陳望道、楊賢江、惲代英、郭沫若等人發起的，其主要使命是籌款營救被逮捕關押的政治犯。在上海，濟難會的早期負責人是王弼和阮仲一，此二人也是潘漢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而1926年，創造社出版部被查封，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成紹宗四人被逮捕，也是後來通過上海濟難會化解的危機。由此，上海濟難會與中共的關聯是非常緊密的，而因為潘漢年和創造社的緣故，與陽翰笙、夏衍、田漢等左翼人士的關聯也是非常緊密的。
所以，王瑩後來進入上海藝術大學學習，以及參加藝術劇社都是極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她參加了《少奶奶的扇子》（洪深導演）、《西線無戰事》等劇的演出，在藝術劇社的《炭坑夫》、《梁上君子》、《愛與死的角逐》中扮演了角色。在複旦大學讀書時，也參加了複旦劇社的演出，參演劇目為《約翰·曼利》和《壓迫》。
而其名字在這個過程中由“王克勤”更改為“王瑩”，據說這個名字是謝冰瑩送給她的。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電影的“左”轉，使大批左翼人士得以進入電影界，王瑩也是在這一時代潮流中完成了轉換，變成了電影明星。但顯而易見的是，王瑩的這種轉換，並沒有丟掉左翼的“秉性”。是受眾的廣泛度讓王瑩明星化了，但其內心和行為的明星化，並沒有相應的發生。
與此同時，王瑩在這一階段，加緊了文字的操練，她和艾霞、胡萍等人迅速脫穎而出，在明星群體當中，顯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氣息和風格。
在《鐵板紅淚錄》公映後，北方的《青島時報》，曾經刊發“竹天”的署名文章《女明星王瑩、徐來訪問記》，文中稱：“學生投身影界成績傑出者首推艾霞、胡萍和王瑩，她三個人的成功，尤以王瑩最快”；1933年11月1日的上海《大晚報》，則刊出了署名謝釗的文章《論王瑩型》，文中說“過去的女明星是楊耐梅型，現在的明星是胡蝶型，也許將來會有王瑩型的。”
1934年2月12日，王瑩的好友艾霞服毒自殺。她在臨終前留給在場者的最後一句話是：“人生是苦痛的，現在我很滿足了。”而在艾霞自殺的前晚，她到公司攝影棚裏找正在拍攝《同仇》的王瑩。王瑩正在化妝間卸妝時，艾霞約她找個地方說話。因與別人有約在先，王瑩沒有赴約。神情沮喪的艾霞在化妝室桌旁站了一會兒，便悲傷地走了。
沒想到，這一走竟成永別。
有研究者認為艾霞之死，說法有三：一說為緣於“經濟拮據的窘況”，艾霞父親經商失敗後，一家數口的生活重擔要靠她維持。成為明星後，艾霞對衣著、發型、佩飾等逐漸注意起來，她感到了生存重負的壓力，她又不肯隨意出賣靈肉去迎合達官貴人以求榮華，這樣，追求享受與工資收入一般且要保持獨立人格便成了日益激化的矛盾，從而加重了厭世情緒；二說為緣於“不能自控的任性”與“鬱於孤獨、空虛”；三說緣於“為情所困”，她與一個姓L的有婦之夫（注：導演李萍倩）談戀愛，在艾霞沉醉在婚前的美夢之時，L暗中與另一個女人打得火熱，得知真相的艾霞頓時像掉進無底深淵，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她曾對王瑩說：“我最愛的人，便是最欺騙我的人啊！”【24】
艾霞之死，給王瑩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她寫出了題為《沒有和艾霞說最後一句話》的悼文，文中首次提出了“黑暗的電影圈”的說法，繼而發表了《衝破黑暗的電影圈》和《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
刊發於1934年3月7日《大晚報·火炬》上的《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這樣寫道：我悄然地別離了這熟圈子，挾了一顆奮然而且堅（艱）苦的決心，奔到那遙遠的天涯去投陌生，臨行，我要抖一抖衣襟，抖去了一身無由的愛憎。
衝破黑暗的電影圈
企圖“衝破黑暗的電影圈”的王瑩選擇了東渡日本，1934年2月18日，王瑩在給文友英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最近忙著一些事情，預備本月底，最遲三月半到日本鄉間去讀書，有機會也在那邊的小劇場學習一點舞台技術。打算住一年，我信賴著艱苦的生活，是更可以使人上進的。──我是多麼疲狽（憊）於這黑暗的電影圈嗬！──我要克（刻）苦地去努力開辟一個新的環境……艾霞自殺了，事業和感情的絕望，大概是自殺的主因吧。這個社會是不容留比較好一點的人存在的。有什麼話好說呢！”【25】
在日本，王瑩先入東亞補習學校學習日語，然後入東京大學藝術係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她和秋田雨雀、方土與誌、村山知義、野崎韶夫等日本左翼戲劇人士有了交往。
然而，“黑暗的電影圈”並沒有因為王瑩的遠離而停止披露有關她的消息，在她婉拒了日本P.C.L電影公司一部電影的邀約時，日本的報紙《日日新聞》卻報道了她有可能會答應的消息，並提及某通俗作家代為指導的消息，這在國內形成軒然大波，《晨報·每日電影》刊發文章稱王瑩與漢奸有來往。為此王瑩致信《晨報》，寫了《“驚人消息”的一點答辯的信》；王瑩的文友英子，也在1934年6月29日的《時事新報·新上海》上，刊發了署名為“木屑”的文章，題為“王瑩小姐不替日人演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