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參加左翼劇運時，王瑩和身在辛酉劇社的袁牧之合作了《狗底跳舞》，結果“他們都反對，而我自己也隻想多學習一點罷”，這個“他們”即是包括劉保羅【34】等“激進”人士；盡管她是“不喜歡袁牧之那一流純上海味的浮華少年的”，“但，我總是想往上爬，總想抓著一點好的光明的東西的”，因此而與劉保羅在“戲劇技巧的主見有點不同”，她甚至與他“便不大來往了。”【35】
1935年，王瑩參演“電通”《自由神》，又招來了“偏右”人士的“火炮”，這些人包括她早前的一些朋友，比如穆時英、葉靈風、姚蘇鳳、江兼霞、劉呐鷗和高明。此六人在1935年8月25日的《晨報·每日電影》上對她大加貶低，穆時英說她“王瑩？嘖！嘖！一個偉大的努力，然而結果是滑稽的失敗……王瑩來嚐試這樣的戲，不能不說是她的大膽，可是在才力和修養上是很有問題的”；在接應劉呐鷗的質詢“王瑩在日本到底學的什麼呢”時，江兼霞調笑她：“無論她學了些什麼，我覺得她在電影上的前途總是絕望的”；王瑩演唱了《自由神》的主題歌，高明則評價說：“我們在王瑩身上找出了曾未得見的拙劣的女高音的歌手。”
盡管這些“偏右”人士的“嘲笑”與當時“軟性”電影的論爭有相當大的關係，但處於其中，王瑩的尷尬是不難想見的。
靳以等人對王瑩的態度同樣也是有起伏的，英子在《我認識的王瑩》一文中，就提到，“靳以開始以為王瑩是個‘社會女人’，不太願意與她交往。”；後來，王瑩和謝和賡去美國，靳以非常憤怒，又說：“王瑩變了，和一個廣西軍閥的什麼親戚跑到美國去了。”【36】
王瑩與臧克家的通信方式更有趣，臧克家寫給王瑩的信都是由英子轉寄的，而臧克家還要求英子，寫信給他時，信中一定不要提王瑩的名字。
由這些事例，可以理解，王瑩在1934年為何會寫下《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這樣的文章，研究者葛飛的判斷是值得重視的：“在某種意義上，‘卸除五色的外衣’意味著擺脫染有各種色彩的‘明星形象’。這既包括他者‘黃色’的欲望注視，恐怕也包括‘紅色’外衣，還有左翼激進派強加的‘白色’外衣。我們稱王瑩有卸除‘紅色外衣’的企圖，並不是說她退出了左翼陣營，而是拒絕他人所定義的‘左翼’……參加左翼電影戲劇運動，使她‘獲得了一些可寶貴的東西’，同時又為曖昧的目光所包圍，為‘左翼’所規訓，巨大的壓力使之無法喘息之感。”【37】
或者也可以說，王瑩在處世方麵是很有些“文藝腔”和“潔癖”的，她厭煩文藝圈裏顯現出的染缸特征，厭倦各種派係和陣營的傾軋與爭鬥，厭棄人事網絡的繁雜與糾葛。在她看來，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保持自身的清白和一塵不染才是最重要，她掙紮於衝破和卸除的過程中，她痛苦於被中傷和被誤解。
她說：“我常常感到絕望和恐懼著自己會變成庸人的危險。你知道我現刻生活著環境的周圍是怎樣的一批人，一些腐化了的都市的渣雜，沒有感情和希望，所有的隻是忌妒與排擠，還有一些無聊的讒言，天天睜開眼便見著這群人，真有說不出的痛苦，而自己也會在極不留心中傾向於這些蠢的事物和言語上去的。一個人是應該怎樣的不放鬆和管理著自己才行啊”。
她說：“我愛鄉村，鄉村的清潔的空氣，明媚的花朵，可以給被都會踐得倦沉了的心靈一些親切的撫慰和溫暖”；她想去黃山，是“需要美好的自然來療治我”；她甚至“很願意做做鄉村的小學教師哩。”
1941年，王瑩作為從南洋巡演歸來的大明星出現在重慶嘉陵江邊時，連來給她開歡迎茶話會的複旦大學學生都深為吃驚，她既沒燙發，也沒穿高跟鞋，穿的是平底布鞋，上身裹著一件素色旗袍。【38】
王瑩的這種文藝腔和潔癖最終也落實到了她個人的情感經曆上，從最初大革命時打綁腿、戴眼鏡的英俊軍官魏英，到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的金山，再到風度蹁蹁、富於家學、性情溫和的機要秘書謝和賡，都能夠看出王瑩與其精神質地一脈相連的擇偶標準。
王瑩在人生的巔峰時刻終結了與金山的情緣，毅然與謝和賡奔赴美國，是其現實感情作用於人生的最完美的體現，從某種程度上說，謝和賡是魏英與金山的結合體，比及因為時代命運而錯失的魏英，謝和賡的英武與神秘共在，他是早期地下黨員，現實中又是國民政府高級將領白崇禧的秘書；比及多情和帶有世俗意味的金山，謝和賡富於深厚的家學淵源，其父謝順慈是廣西名士，是“清末秀才，廣西知名的書法、金石家和收藏家【39】”，曾任廣西省政府谘議，其書法有“廣西二絕”之譽，謝和賡的彬彬有禮和溫情脈脈，都是令王瑩怦然心動的所在。
巔峰與隕落
盡管最終移情謝和賡，但無法否認的是，王瑩的人生巔峰時刻是與金山一起創下的。
這一時刻發生在他們隨救亡演劇二隊從上海“出走”之後，尤其是在救亡演劇二隊改組為“中國救亡劇團”和“新中國劇團”巡演東南亞之時，王瑩獲得民眾和文藝界的一致讚美。
1939年王瑩在新加坡街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後，徐悲鴻繪製了高4尺5寸，寬3尺2寸的油畫巨作，並在新加坡華僑黃曼士家舉行宴會，徐當場題寫了“人人敬慕之女傑王瑩”九個大字，黃曼士當場賦詩“大師繪事驚中外，女傑冬梅藝絕優；馳騁文壇為祖國，令名豈止遍星洲”。
鬱達夫則寫下了《看王女士等的演劇》一文，文中稱“對於後方的小資產階級的那一種不問國事，冷血的思想行動的諷刺，則不是劇術高超的演員，就很難收到效果了。王女士的神技，就在這些地方，有她獨特的色彩，演得恰到好處，一絲一毫，無懈可擊。”
由上海及武漢再到新加坡，“再次”見到王瑩的鬱達夫對她評價甚高，認為她“長成了”，有了“驚人的進步”，“她在這一個大時代裏，已經找出了她自己所應走的路，而且也已經盡了她國民一分子所應盡的責。”【40】
在南洋演出期間，王瑩始終沒有放下與寫作的關聯，這種關聯除了《我們在越南》、《長征雜掇》等十幾萬言的通訊文字，她還寫下了《論中國人的立場》、《出走前的汪精衛現象》等政論文章。
據說，王瑩為副團長的新中國劇團在南洋一年多的時間裏，共演出七百餘場，募集到的捐款折合國幣一千三百多萬元。1940年底，金山在吉隆坡收到新加坡華民政務司的限期傳訊通知，在陳嘉庚等華僑斡旋不果的情況下被驅逐出境，新中國劇團也隨之解散。1941年2月，王瑩追隨先期到達香港的金山抵港，加盟旅港劇人協會，參加了《馬門教授》等戲劇演出。
太平洋戰爭爆發，王瑩隨同金山、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人士離開香港，輾轉抵達陪都重慶。
由於中國救亡劇團在以救亡演劇二隊的名義籌組時就拍演了讚美李宗仁的《台兒莊之戰》，所以“中救”的取道香港的南行之旅一直受到桂係的支持，而在巡演南洋的整個過程中，對謝和賡印象不錯的王瑩與之頻頻有書信往來。重返香港後，王瑩與專程抵港學習英語的謝和賡爆出戀情；到重慶後，金山則因為主演話劇《屈原》再次爆得大名，加上謝和賡本人另有婚姻，有關這段戀情的傳聞更是甚囂塵上。
作為“電通”時代的舊友，孫師毅等人對這段戀情甚為反對，《潔白的明星──王瑩》的傳記作者李潤新，在書中隱諱地批評了孫師毅：“一位電影界的歌詞作者，是王瑩的老友，他對王瑩和謝和賡的關係真有點杞人憂天的樣子，到處用各種辦法破壞他倆的關係，自己挖空心思的反對還不算，還千方百計地動員別人也跟著反對，恨不得來個文藝界的總動員。這位歌詞作者，在文藝界，是個有名的‘交際家’，他的社交能力，使許多人都稱他為‘小策劃家’、‘小外交家’，他腦袋瓜很靈，專門為人出謀劃策，又是個廣播喇叭，什麼事一傳到他耳朵裏，他會把消息一下子傳到整個文藝界。此人個人生活上為許多正派人所鄙，那風流韻事才真貽笑大方哩。”【41】
據說，孫師毅等人的反對，周恩來有不同意見，他讓大家不要幹涉王瑩的私事，並要求王瑩和謝和賡，在謝沒有正式離婚前不要同居。
身陷“緋聞”的王瑩和謝和賡決定避走美國。
雖然此間多有材料說赴美的申報包括了王瑩、金山和謝和賡三人，也暗指獲得了周恩來的允許和“委派”，但結果是金山最終也沒有獲得簽證，王瑩赴美的身份是“國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視察員”，謝和賡的身份是“芝加哥總領事館學習員”，二人於1942年夏抵達美國，謝和賡入費城海佛福德學院學習，王瑩則先後在貝滿女子學院、耶魯大學和鄧肯舞蹈學校學習。
王瑩在美國的學習一度得到過徐悲鴻的幫助，他在1943年3月12日給王瑩的信中說：“在我書中之兩函，已交道藩先生。彼有力量幫得到忙，況且當年你們貢獻國家那麼多，出的力如此其長且久且艱巨，他極明了，此時不能不為你設法。至於你的才能，學習那麼需要的科目，他更不應該坐視的。英國文學、音樂、舞蹈都需要用功研究，其外看看就得，你的成功，將來未可限量。”【42】
其間，王瑩應邀到白宮演出過《放下你的鞭子》，還創建過“中國劇團”，並著寫了自傳體長篇小說《石榴花開的時候》（後易名《寶姑》）。1950年2月，廣西地方法院對謝和賡的離婚作了宣判，王瑩和謝和賡隨即在紐約領取了結婚證書。1952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麥卡錫主義陰雲籠罩下的移民法案【43】，兩年後，謝和賡被捕關進了哀離思島監獄，後被移民局“驅逐出境”回歸祖國。
1956年，王瑩進入北京電影製片廠劇本創作所工作，隨後開始了另一部自傳小說《兩種美國人》的創作；次年，謝和賡被外交部係統打成“右派”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王瑩被迫移居香山。在十年後的文革中，先是謝和賡被抓，緊接著王瑩也被投入秦城監獄，被誣陷為“30年代的黑明星”和“美特嫌疑”，屬於“夏衍專案”組，1970年致全身癱瘓，1974年3月3日在獄中含冤去世，其死亡書上隻有一個監獄在押人員的編號“6742”。
早年將王瑩推入“明星”行列的夏衍於1980年回憶說：1960年文代會期間，周總理在香山邀集電影界舉行宴會，發現王瑩沒有參加，臨時派人接她與會。見她意態消沉，呆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默默地不發一言。【44】
誰也無法猜曉那一刻王瑩的心情，或許她已經茫然於如何衝破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