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晨報·每日電影》指為漢奸的可能是杜衡或穆時英，在收到國內報紙的消息後，王瑩在1934年4月1日於東京發給英子的信中說：“這個社會的一切都是殺人的，為了自己的職業關係，使杜衡他們受累，真是不安的事。杜衡是非常好的人，我很喜歡他。穆時英是一個天才，但，很快地被這個社會把他壓遍（扁）了。和他，也隻是認識吧（罷）了。而那些張著血口的人卻造出了那麼多可恨的謠言，有什麼可說的呢！”【26】信中的杜衡曾自稱是居於自由文藝和“左翼”文藝間的“第三種人”，1933年他在《現代》雜誌上曾發表文章引發論戰，其代表文章有《“第三種人”的出路》等；穆時英其時與劉呐鷗“沾邊”，是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持軟性電影論者，是左翼電影人士征討的對象，其真正的附逆時間是1939年，他由港回滬主辦汪精衛偽政權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後和劉呐鷗的命運一樣，均被特工人員暗殺。
在日本，王瑩也並沒有待足一年，1934年9月，導演史東山到東京，邀約她回國拍攝《老人》。是年冬，在假期中的王瑩百無聊賴，決定回國一趟。在離開東京前給英子的最後一封信中，王瑩還說，她和周克還討論了此片的拍攝時間問題，並說她對這角色一點自信也沒有。【27】
王瑩所說的《老人》後來易名為《人之初》，而信中提及的“周克”，是該片的攝影師。但王瑩最終沒有參演這部電影，片中的主要女角色由袁美雲和胡萍飾演。1935年1月18日《中華日報·銀座》曾刊有阿全的署名文章，題目為《龍鍾老婦“阿要難看”王瑩拒演〈人之初〉》，意指王瑩因為害怕扮相太醜而拒演此劇。
導演史東山在1935年一卷四期的《電影新聞》上則刊發了一篇文章《〈人之初〉之今昔──委曲的聲明》，這部被兩地審查，一剪再剪的電影，“劇力”和“重心”都受到了損失，“我知道是不能逃避諸友的責備的”，史東山非常尷尬地說，他甚至在試映時都沒站到影院門口，而是閉門昏睡【28】。
王瑩則進入“電通”公司，參加更為“激進”的《自由神》一片的演出。由於《自由神》中女主角“陳行素”有護理受傷革命軍士的情節，王瑩演得十分投入，演到“丈夫”林雲彬（施超飾）在廣州起義犧牲時，王瑩情不能禁。1935年7月16日出版的《電通》半月畫報第5期裏說：在《自由神》現場，拍施超死的戲時大家都很傷心，王瑩的哭相猶如“一佛涅磐，二佛出世”，施超從床上複活起來說：“哭得連我也忍不住了，怪傷心的！假使我真的死了，可不知道怎麼樣。”
在電影的拍攝期間，因為第三國際中國情報總支部的“華爾敦案”突發（又稱“怪西人”事件），當局開始搜捕左翼人士，偵察隊到電影場抓走了王瑩。為了逃避審訊，王瑩絕食了三天三夜，又通過隨傳隨到的“三家鋪保”被保釋了出來。隨即，“《自由神》裏無自由”的報道，開始見諸於報端，王瑩的名聲再次被“放大”。有觀眾寫信給王瑩，稱讚她為“時代的小姐”，這封《給王瑩小姐》的信這樣寫道：“電通在人的意識是很充實的很時代的，在裏麵生活著的你，心情當然是非常活躍的。你有著對人生特殊的見解，你的經驗很豐富，你的寫作能力很好，我祝福你，時代的小姐。”【29】
是年，頻頻出入於各種文藝沙龍活動的趙默（金山）加入了“電通”公司，準備參加《街頭巷尾》一片的拍攝。正是在這一階段，王瑩和金山墜入愛河，他們在法租界裏租房同居。
“被捕”與“同居”等係列事件，讓王瑩再次陷入了“黑暗的電影圈”的“是非”旋渦，1935年10月2日，她在一篇《南歸》的文章裏以一封致“靜姐”的信的形式寫道：“你要我學習沉默和忍耐，我當勉勵地聽從和好好地教育我自己，回到了上海，仿佛回到了一個大地獄，一切突如其起的刑罰都推到了自己身上，自己連影子也不知道的訪問記突然有了幾篇之多，因了這一切杜撰的記載，又遭受了許多故意根據杜撰而來的攻擊和謾罵，雖然是撲空的，但，這一切是多麼的不合理和不易處嗬。”【30】
令王瑩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賽金花》一劇的拍演更是將她推向了風口浪尖，而這一部戲也加劇了“電通”內部演員陣營以及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分裂。
有關《賽金花》一劇的爭演風波是《潔白的明星──王瑩》和《馬來亞情人──王瑩傳》兩部文學傳記都比較回避的內容，其原因大約是作者想刻意“保護”王瑩的光潔形象，豈不知這給曆史的解讀留下了“盲點”。
此劇爭演的主角，正是王瑩與藍蘋。
藍蘋與王瑩的“較勁”應該從《自由神》時就可以窺見一斑，在該片中，藍蘋飾演的是“陳行素”的女友“餘月英”，在影片中隻有“行軍”和“中彈身亡”等幾個鏡頭的戲，但令人嗟哦的是，在《電通》半月畫報第6期，藍蘋與施超和顧夢鶴作為“自由神中之要角”出現在了封底。而在畫報的第5期，還顯著刊出了王瑩和藍蘋漫畫像，稱“自由神裏她們是效命疆場的兩女兵，這並不是眼睛吃的冰淇淋，一個是娜拉演出有聲名，一個是東島歸來第一聲”。
雖然王瑩和藍蘋還在此片的過程中拍攝了一張“姐妹相依”的照片，但發生在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一場競爭還是無可避免的發生了。一方是王瑩和金山，另一方是藍蘋和趙丹，在藍蘋的背後還有同樣身在“電通”的影評人唐納，這自然使身為編劇的夏衍非常為難，他隻好采取了“和稀泥”的折衷辦法。他在《懶尋舊夢錄》裏回憶說：“雙方各有人支持，也各有人反對。業餘劇人協會為此也開過一次會，也還是沒有結果。人事上的矛盾尖銳起來，於伶、章泯兩位來征求我的意見……雙方的演員都是我的熟人……出於無奈，我出了一個糊稀泥的主意，認為可以分為A、B兩組，趙丹和藍蘋，金山和王瑩，讓他們在舞台上各顯神通。這個設想章泯同意了，而於伶麵有難色。因為他知道藍蘋不論做戲還是做人，都有一絲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擔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鬧的。”【31】
有關這個事件，後來發生的多種文本解讀都容易采信夏衍後邊補充解釋的那句話，仔細看一下行文應該明白，在夏衍心目中，藍蘋確實是不甘為B角的，他的安排正是趙丹和藍蘋是A角，金山和王瑩是B角。因此作為A組導演的章泯是“同意”的，B組的導演於伶當然是“麵有難色”的。
與王瑩的兩部文學傳記對此事回避異曲同工的是，有關金山的文學傳記──《話劇皇帝·金山傳》（洗濟華 趙雲聲 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11月版），則對此事做了改寫，說的是夏衍不假思索地讓金山和王瑩演A角，趙丹和藍蘋演B角，而且還說於伶、章泯都說“不妥”，也有了後來藍蘋聽到安排後“摔門而走”的情節。
這個事件的直接後果是，被分為B角的金山和王瑩另起爐灶，退出了業餘劇人協會，新組了“四十年代劇社”，1936年10月18日，在上海《大公報》刊出消息，宣布劇社成立同時即將開排《賽金花》。夏衍在《懶尋舊夢錄》裏非常“巧妙”地寫的是“金山、王瑩、藍蘭、顧夢鶴”等另組“四十年代劇社”，“業餘劇人協會”把《賽金花》的首演權讓給了“四十年代”。
其實，金山起意另組“四十年代劇社”的緣由完全可以理解，對業餘劇人協會而言，金山是真正的“財爺”，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是他的“老頭子”，他的三哥趙班斧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秘書，據當時《電聲》雜誌的披露，業餘劇人協會《娜拉》和《欽差大臣》的虧空都是金山墊賠的【32】。作為以資財和融通手段支持劇社發展的“重要”人物，麵臨“女友”忿忿、角色被爭搶的現實，另起爐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由此，《賽金花》在四十年代劇社開排後，組成了強大的導演陣容，除於伶外，洪深、孫師毅、應雲衛、司徒慧敏、史東山等也被拉入了導演團，劇場選址在柳中浩、柳中亮兄弟開辦的金城大戲院，連續上演了22場，場場反響熱烈。
是次“另組”，王瑩和金山自然與唐納和藍蘋積下恩怨，唐納利用他在影評界的人事網絡“封殺”《賽金花》，這也就有了王瑩在1936年10月3日給英子信裏所說的：“另有一些人為了私見在各種阻止我們打擊我們。甚至有封鎖我們新聞的企圖。”英子後來寫信給《時事新報》的副刊編劇朱曼華，請朱在該報刊發了有關《賽金花》的報道。
“另組”事件同樣也讓在其間“奔走”、“調停”的老導演歐陽予倩下不來台，《中國影壇》後來有文章披露說：王瑩本人的性情極好勝，在“電通”時代如此，在話劇圈中亦是如此。記得她當年與金山組織“四十年代”劇團，曾與劇壇老前輩歐陽予倩辦的“業餘劇人”劇團，爭排《賽金花》一劇，歐陽予倩往來奔走疏通兩個團體合並演出，可是王瑩不肯放棄擔任賽金花主角地位，幾乎與歐陽予倩鬧得下不了台。【33】
1937年2月，金山和王瑩又帶著《賽金花》巡演到南京，同樣引發轟動，但該劇的影射意義同時也惹怒了國民黨政府宣傳部的張道藩；在南京時，為彌合與趙丹的關係，金山主動致信趙丹言及南京戲劇市場的情況，建議趙丹和業餘劇人協會帶《大雷雨》、《欲魔》和《醉生夢死》到南京演出。
1937年夏，“七·七事變”發生，王瑩和金山參加了8月7日在蓬萊大戲院舉行的《保衛盧溝橋》演出，在“八·一三”上海戰火點燃後，參加“上海話劇救亡協會”組織的“戰時移動演劇隊”轉赴內地，王瑩和金山參加的隊伍為第二隊，後稱救亡演劇二隊，隊長為洪深，副隊長為金山，加上王瑩，計有14名成員。
友情與愛情
“盤點”王瑩在30年代的人事網絡，其實是有矛盾所在的。
她是在左翼的路線和“推動”下成為“明星”的，但因為對於文字的嗜好，又使她與文學圈有非常過分的粘連。
從她給文友英子的40封信中辨識，她的交往對象更傾向於被定格為“新感覺派”和“新月派”的“中性偏右”的文人，比如穆時英、施蟄存，比如被列為“第三種人”的杜衡，比如臧克家，稍稍偏“左”的也是像靳以、張天翼這樣的人物。
這樣的交往圈子，勢必影響了王瑩自身對文學價值和戲劇價值的評判，也容易造成她個人定義為有“潔癖”和在“夾縫”中生存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