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時代的小姐”；她是出走的“娜拉”；她是百靈廟抗敵前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女星……
羽化的蝴蝶──陳波兒的“角色”之變
陳波兒是電通影片公司最早的基本演員之一，也是首部影片《桃李劫》的女主角。
出演《桃李劫》時，陳波兒與電通簽訂的是演出合同，該合同的服務時限為三個月──自民國23年5月16日起至民國23年8月15日止，陳波兒拿到的演出薪金為三百元，其中一百五十元是簽合同時付的，另一百五十元影片完成後付。該合同由陳波兒與馬德建簽署，介紹人為司徒慧敏，證明人為應雲衛。
1936年4月3日，陳波兒與電通簽訂了長期合同，成為電通的基本演員，該合同的服務時限為兩年──自民國24年5月至民國26年5月，薪水是按月支付，第一年為每月一百四十元，第二年為一百六十元。這份合同明確注明：“乙方應絕對遵守甲方通告之時間，無論日夜準時到廠拍戲或排練，不得遲到。如未經請假，屆時不到者，即為無故曠職。”“乙方在合同期內若有其他與甲方業務並不抵觸之職業或業餘的活動，如舞台演劇、唱片收音、無線電播音或其他個人表演等情事，為共同維護甲方所建立之社會信譽計，應於事前征得甲方之同意，否則應受甲方之製止。”該合同由陳波兒與馬德建簽署，證人為關性靈律師。
而這份長期合同的簽署，也意味著陳波兒徹底走上了電影明星的道路。
這條道路，卻是陳波兒一直為之彷徨的所在。
傳記作者王永芳曾為陳波兒找出過許多個第一：比如她是中國人民電影事業的第一位女導演，因為1947年她在東影導演了木偶片《皇帝夢》；她是中國人民電影事業第一位女編劇，因為她在延安時期與伊明合作編寫了電影劇本《邊區勞動英雄》。
這種定位幾乎與對袁牧之的定位如出一轍，袁牧之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央電影局的第一任局長……
這樣的定位方式，無疑可以為傳記作者的寫作製造一個借口，以及一種神聖感和價值感，但同時也無法回避地容易出現“神化”的問題，在強調其曆史地位時，把一些充滿溢美意味的“大詞”放諸於傳主身上，讓傳主的任何行動，都有了因果關聯，也就是說有了走向神聖的必然邏輯，而這些邏輯往往使隱蔽於人生曆程的一些細節被忽視，一些思想的顫抖被省略，變成了一味地向前向前。
迄今為止，有關陳波兒最詳盡的傳略當以王永芳的《明星/戰士/人民藝術家 陳波兒傳略》莫屬，其爬梳史料、連裰經曆的貢獻自然不容抹殺，但這一標題隱藏的邏輯關係也是一目了然。這也使得回到陳波兒人生的褶皺深處顯得尤為必要。
最八卦的傳說
自明星製進入影劇產業或事業以來，最引人入勝的“消費”和“談資”莫過於緋聞。
有關於陳波兒整個影劇人生最大的緋聞，當然是她在40年代與周恩來所傳的緋聞，這條新聞流布甚廣。1958年，別有用心的香港明報有文章說，抗戰期間，周恩來在重慶與陳波兒相互吸引生出戀情，鄧穎超獲悉大怒，並親自興師問罪。這一流言的始作俑者，是40年代到中國采訪的外國記者，他的作品中清晰地談及了陳波兒和周的一些流言，但並無證據。另有說法是陳波兒對周恩來的崇拜是圈中很多人都知道的，但畢竟崇拜和緋聞之間還有一道鴻溝存在的，崇拜歸崇拜，距離還在那兒擺著，緋聞則常常是沒有距離的。
當然，這條八卦新聞裏其實也是隱含著事實的，也就是說，陳波兒在40年代的感情生活是有所動蕩的。
其實這個原因不言自明。自30年代起，陳波兒與丈夫任泊生的關係，就因為兩地分居而淡漠。
陳波兒和電通公司簽訂長期合同的1936年，他的丈夫任泊生就奔赴了延安，1937年曾回到上海，後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武漢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新四軍等處工作。1945年時，還出任中共華中分局聯絡部副部長兼華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在這一階段，任泊生在新四軍的工作經曆較長，1938年10月，他時任新四軍遊擊支隊駐亳縣聯絡站站長，後改任第六支隊政治部聯絡部部長，支隊首長為彭雪楓。任泊生所做的聯絡工作，主要是邀請開明士紳參觀邊區，爭取“紅纓槍會”、“白蓮教會”等幫會組織參加抗日；同時在國民黨控製區發行《拂曉報》，宣傳共產黨政策；利用民眾組織“動委會”，動員民眾支援前線，鼓勵青年學生去根據地學習。
1940年5月28日，彭雪楓曾為任泊生與陳波兒兩地分居的事致信鄧穎超【1】，而其時陳波兒正率領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在重慶舉行報告、座談活動。
這段時間，也正是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的休養期，也是陳波兒與周為時不多的接觸期，從1940年3月26日周恩來由蘇聯回抵重慶，到1940年8月底周恩來安排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返回延安，周與陳的接觸時間並不長，可見所謂緋聞是有很多疑點存在的，但未必妨礙“崇拜”的滋生。
而更早一段時間，陳波兒與周恩來的接觸是1937年9月陳波兒與袁牧之、錢筱璋等一行抵達武漢後的交往。但在1938年11月，陳波兒即步袁牧之後塵抵達了延安，陳、袁前後抵達延安的時間隻有三個月，而這一段時間陳波兒的“緋聞男友”，正是和她共同主演過《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壯士》的袁牧之。
在《明星/戰士/人民藝術家 陳波兒傳略》一書中，王永芳對陳波兒與任泊生之間的感情波折的分析，把更多的責任推給了任泊生，歸咎於任泊生的不夠進步與不作為。
任泊生與陳波兒相識於1927年，任泊生是黃埔六期學員，他與同學梅公毅的一次廣東潮州之行，在庵埠鎮結識了還叫陳舜華的陳波兒。後任泊生和梅公毅入上海勞動大學和法政大學讀書，梅因成為“共產嫌疑分子”被學校開除，任泊生避禍汕頭，與陳舜華發展了戀情。
熱戀後，兩人先後抵達上海，入上海藝術大學文學係讀書，兩人於1929年開始同居，是年陳波兒加入上海藝術劇社，陳任二人就住在藝術劇社竇安路社址。陳波兒於1930年走上了戲劇舞台，參加上海藝術劇社《炭坑夫》、《梁上君子》和《西線無戰事》的演出，並在馮乃超、龔冰蘆合編的一幕五場劇《阿珍》中飾演了角色，此劇由葉沉和許幸之導演，夏衍任舞台監督。1930年4月28日，藝術劇社被查封。藝術大學也難逃厄運。陳波兒轉入中國公學，讀政治經濟係。
任泊生曾是藝術大學共青團組織的小組長和交通員，還是《紅旗報》的攝影記者。藝術大學關閉後，他在家學習日語，陳波兒建議他去日本留學，“任泊生聽了陳波兒的建議後，而有難色，表示不願去留學，主要原因是離不開陳波兒”【2】；後來終於去留學的任又被父親催促回國。1931年4月18日，陳波兒與任泊生在香港舉行了婚禮，任泊生的朋友朱光被邀作伴郎，朱光同時也是任泊生組織關係的聯絡人。朱光動員任泊生去蘇區，任泊生以陳波兒懷孕為由婉拒，此事令陳波兒很惱火，甚至覺得“任泊生說的照顧自己，隻是不願意離開這個溫暖的小家庭。”【3】兒子任克出生後，“任泊生有時做點小生意，有時回潮州波兒的家鄉住一陣子，倒也相安無事。”【4】
而在任泊生與陳波兒這段共同生活中，任曾於1929年6月23日參加藝術大學紀念沙基慘案四周年的遊行而被捕，經潘漢年營救才得以出獄；是年秋天離滬去日本，也是經過組織同意的；在香港期間，也曾企圖與潮州黨組織取得聯係；1936年在獲知朱光在延安後，又跑到延安恢複了組織關係；從其後的經曆看，任泊生1946年後由華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任上轉回上海、昆明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9月又在昆明被捕，經營救出獄；新中國成立後，任泊生曾任廣州民航分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並在香港兩航起義中做了許多工作。這些經曆，都無法看出任泊生的“不夠進步”，如果換一個敘事策略，甚至可以成為一種“足夠進步”的解讀。
有關任泊生與陳波兒的妣離，王永芳延續了這種敘事方式，說是1946年陳波兒從延安到重慶，為籌建延安電影製片廠去購買攝影器材時，在重慶聽說任泊生已經另娶妻子；1946年4月5日，陳波兒和歐陽山尊、李麗蓮回到上海，夏衍、於伶、宋之的等人在紅棉酒家設宴歡迎，陳波兒在席間介紹了解放區的戲劇活動情況。陳回上海後，“一天，任泊生突然找到這裏，要見陳波兒。陳波兒禮貌地接待了他。他竟然提出願意與陳波兒恢複夫妻關係。由於任泊生已再娶，理所當然地遭到陳波兒的嚴詞拒絕。陳波兒認為這要求對自己簡直是極大的侮辱，任泊生隻好怏怏不快地離去。這樣，結束了他們之間的夫妻關係。”【5】
從前後文的鋪墊與關聯上看，傳記作者王永芳顯然是煞費苦心。無獨有偶，《千麵人生──袁牧之傳》的傳記作者郭學勤，在寫陳波兒與袁牧之在哈爾濱結婚前後的這段“故事”說，“袁牧之從書桌的抽屜裏，拿出了一封信，交給陳波兒。這封信是伊明寫給袁牧之的。信的大意是，聽說任泊生已經另娶，對波兒十分同情；他覺得袁牧之和陳波兒是一對共同生活的最佳伴侶，建議袁牧之明確向波兒表示這一點，並讓袁牧之一定要很好地對待波兒，照顧她，關心她，使她今後的生活更加幸福。”【6】
而這伊明，正是與陳波兒合作編寫電影劇本《邊區勞動英雄》【65】（該劇本已經散失）的另一作者。
如同陳波兒與周恩來的緋聞是一種滿懷猜想的八卦一樣，一本正經地虛設邏輯其實也未嚐不是另外一種八卦，盡管這種八卦是以“曆史”為名義，以“讚美”為借口。
在明星與新女性之間
反觀陳波兒的人生曆程，影劇明星不過是她人生當中的一個角色而已。相比而言，新女性的代言角色，陳波兒似乎演得更為“投入”，也更為積極。
陳波兒較早的社會活動履曆，當始於1929年10月，她加入了由共產黨人惲代英、郭沫若、楊賢江、陳望道創立的“中國濟難會”，該會於是年12月，改稱中國革命互濟會。
1930年，經潘漢年介紹，陳波兒又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出席了是年2月13日的成立大會，魯迅、田漢、鬱達夫、鄭伯奇、潘漢年等人出席了大會，在該會的發起人中，計有三名女士，分別是陳波兒、徐華和徐誠梅。
1935年，經電通公司攝影場主任司徒慧敏介紹，陳波兒結識了廖仲凱的夫人何香凝，何香凝是中國婦女慰勞總會上海分會的主席，陳又在何家認識了孫夫人宋慶齡。
是年，在宋慶齡、何香凝的支持下，陳波兒與史良、沈茲九、胡子嬰等成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同時又發起組織了“青年婦女俱樂部”，“青年婦女俱樂部”設在呂班路萬宜坊一座洗衣店的三樓上，陳波兒同時也住在這裏，俱樂部的任務是團結各階層婦女，從事婦女與勞軍活動，蔣光慈的夫人吳似鴻，艾思奇的夫人吳佩蘭、《立報》記者熊若蘭，以及鬱風、藍蘋等人也隨即加入。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名，將上海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7人逮捕，同為“救國會”執行委員的宋慶齡，在當月26日的《大美晚報》上，對“七君子”的被捕發表了一個聲明：“關於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領袖的被捕，我以這個組織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特提出抗議，反對這種違法的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的罪名橫加在他們身上……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被逮捕，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製不了的。讓日本軍閥擔心吧！他們雖然可以在幕後指使逮捕七位領袖，但是全中國的人民是不饒他們的。”當局於6月11日，在蘇州對“七君子”進行了“一審”，6月25日“二審”。為表示抗議，宋慶齡與何香凝等16人，於當天向江蘇高等法院遞交呈文【7】，要求願與“七君子”同罪，自請入獄。這16人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諸青來、彭文應、張定夫、汪馥炎、張宗麟、潘大逵、胡愈之、王統照、張天翼、沈茲九、劉良模、胡子嬰、陳波兒、潘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