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者王永芳還對陳波兒參加“軟性電影”雜誌《現代電影》的助理編輯工作，做了這樣的描摹：“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碰見了中學時的同誌吳貫忠。吳聽說了陳波兒的情況後，答應幫助她聯係工作。過了幾天，吳把她介紹到了《現代電影雜誌》當一名助理編輯。這個雜誌的主辦人是劉呐鷗與黃天始，這二人在當時是十分落後的，他們反對石淩鶴、蔡楚生和唐納等進步影人。而且作風不正，經常打著電影的幌子對女青年進行騷擾。對此，陳波兒十分反感。她隻在這裏工作了三個月，便辭職不幹了。”
其時，陳波兒因她所擔任教職的上海外國語專科學校被封閉而失業，生活困頓，謀個差事是順理成章的欲求。作為同仁刊物，1933年3月創刊1934年6月停刊的《現代電影》出出停停，隻出刊七期，陳波兒在此雜誌隻工作三個月也符合該刊的出刊狀況。而且《現代電影》雖負有“軟性電影論”的惡名，但對中國電影理論的發展與完善也起到過極為重要的作用。就這一點而言，盡管傳記作者王永芳的出發點是在於突出陳波兒的進步性，但刻意求工的方式還是有可以商榷的所在。
陳波兒的第二部影片即是電通公司的《桃李劫》。這部影片的拍攝，是司徒慧敏邀約陳波兒參演的。有報道說：“《桃李劫》的大飯店一場……所用電力，竟有五萬瓦之多，實在非同小可。燈光的高熱，沒有影響演員的表演。為了塑造好角色，陳波兒顯得心事重重，進餐時也若有所思，簡直不能下飯。”
北利在《表演技術隨感》一文中寫道：“陳波兒初上銀幕，在《桃李劫》裏她是最努力的了。在《西線無戰事》裏，她扮演妹妹，在《梁上君子》裏，她扮演律師太太，在《桃李劫》裏，她卻扮演一個從活潑的表妹到婦人的角色。在處女時代，她那羞嗔的態度，結婚後的婦人氣，產後的疲困，卻很畢肖，至於從樓梯上滾下一景，更是富於感情的壓力……”
比及《青春線》，《桃李劫》讓陳波兒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聲譽，這部電影的主題歌《畢業歌》更是傳唱一時。在電通公司編輯發行的《電通》半月畫報上，在全部13期中，陳波兒是第一期和第十一期的封麵人員，其在“電通”當中核心演員的地位毋庸置疑。
在“電通”，陳波兒也遇到一件不開心的事，因為香港全球影片公司與“電通”有技術合作關係，即“電通”為“全球”提供“三友式”錄音機和錄音技術，陳波兒作為特派演員被派到香港主演了《回首當年》一片。該片的導演為關右章，主演為陳波兒、遊觀仁、陸小仙、許曼麗，這部改編自粵劇《鬥氣姑爺》的影片，是部低成本、一兩周就可拍竣的粵語電影，講述了一個丈夫在外尋花問柳，而婦人在家恪守婦道和孝道，丈夫死後還為之守節的故事。
據她的朋友王為一說，陳波兒覺得這部戲思想和情趣都與她相差甚遠，很不想演。但此片是司徒慧敏與全球影片公司導演蘇怡牽的線，而且陳波兒與“電通”有演員合約也推脫不掉。為了入戲拍一場掉淚的戲，陳波兒隻好請王為一到片場給她放悲愴的音樂聽。
陳波兒1934年11月赴港，1935年春節過後返回上海，而這一年的年底，“電通”公司停業了，“電通”剪輯師陳祥興回憶，公司結束前，正在拍攝孫師毅導演的《街頭巷尾》，該片的主演正是陳波兒。【14】
1936年6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陳波兒與明星公司簽定了為期三年的演員合同，薪酬為每月二百元，合同的“見議人”為明星“三巨頭”之一的周劍雲，“證明律師”為鳳昔醉。
陳波兒在“明星”拍攝了《生死同心》，其搭檔依然是袁牧之。在明星公司1936年7卷4期《明星半月刊》上，陳波兒撰寫了《關於趙玉華》一文，文中稱：“很誠意的向觀片的朋友們、我們的導演和劇作者抱歉，因為我在這張片子裏沒有很忠實的演出，原因固然是我們開拍的時間太匆忙，沒有工夫把全劇統一去理解它，以致不能將趙玉華這個意誌模糊的女性，很細膩的從心理上如何受客觀環境所影響而轉變到她參加革命的階段來演出，隻是依靠故事的自然開展而轉移而已。”
陳波兒接著分析該片女主角的缺失：“趙玉華的革命動機完全是為了戀愛”；“戀愛革命已經是十年前的討論的材料，現在提起來是太陳舊了，盡管這現象仍有一部分存在”。
這部影片相比《桃李劫》而言，顯然也沒有給陳波兒以精神上的滿足，盡管在《明星半月刊》7卷3期奧尼撰文讚美道“陳波兒在這裏是個很典型的女性，她曾為失去愛人而傷感，但最後卻獲得了她的新生命，為更有意義的事業去努力，是值得許多沉湎於愛的酒杯裏之女孩兒們自勉的一個人物。”
陳波兒卻說：“在國難十分艱難的今日，《生死同心》所能指示給我們的，當然是太不夠興奮了。”
比及《生死同心》，陳波兒在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參與拍攝的《八百壯士》，更有一點身份的切合性，因為無論此前的上海婦女兒童慰勞團綏遠前線的經曆，還是在上海為八·一三抗戰服務的經曆，都使得陳波兒在這部影片當中扮演女童子軍楊惠敏這個角色，有非常高的接近性。在影片中，童子軍隊長拿來一個紙包說：“這件東西，希望有一個機警的同誌，設法送到四行倉庫去，誰願意自告奮勇？”楊惠敏從隊中走出：“我願意去。”接過紙包，楊來到河邊，找到一隻小船，向四行倉庫前進。槍彈、炸彈向小船襲來，船翻了，楊惠敏泅水前進，終於爬上河岸，守衛四行倉庫的官兵們把楊惠敏迎了進來。楊惠敏說：“我是代表上海三百萬民眾，給你們送一份貴重禮物來的。”謝晉元打開一看，一麵國旗，全體敬禮。士兵們把國旗升到倉庫樓頂，士兵們、謝晉元、楊惠敏等仰視著國旗……
影片在抗戰大後方和港澳、東南亞華僑區域的廣泛發行，對正麵、全麵抗戰的宣傳無疑具有極大的推動意義，而且這部影片無意中促成了陳波兒兩種公眾形象的粘連，使其明星角色和社會角色真正合而為一。身著童子軍裝的陳波兒不必再在意發型、口紅、脂粉與高跟鞋，而這些帶有明星特征的元素，在從前的陳波兒眼中，一直是排拒的。
早在1934年的10月29日，《現代演劇》雜誌記者吳湄曾對陳波兒有一段采訪，被問及喜歡穿什麼衣服和每月的化妝費時，陳波兒說“不管什麼顏色的都愛穿，隻有太花的不要”；“粉不用，一瓶雪花膏已經用了二個冬天”，在這篇訪問中陳波兒還坦陳自己結了婚，年齡已經25歲，每月的生活費不到一百塊，以至於《現代演劇》在次年1月號刊出配發了一個意味深長“編者按”，感歎“波兒還不夠女明星資格”。
著作者與管理者
學者周慧玲曾經以女性主義的角度來“打量”陳波兒，她說《八百壯士》之後的陳波兒，“以自己剛創造出的新演員身份，一邊從事教育民眾抗日活動，一邊豐富自己心中所想的新女性角色。此時陳波兒的名字，逐漸從電影畫報上消失，而改以一篇篇的文字報道作者現身，或成為戰爭報道的對象，在不同的戰區新聞間出沒。”【15】
在周慧玲的論述中，陳波兒是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的，並通過不斷地著文探討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1936年在《婦女生活》2卷2期發表《女性中心的電影與男性中心的社會》，認為電影以女性為中心，是女性之羞而不是女性之榮；因為女明星的中心化是男觀眾統治性類心理的直接表現，而女觀眾對女明星美的承認是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審美標準的應和。
1940年，她又在《婦女生活》8卷1期，發表《三個小腳代表印象記》，在該文一開始她就說動員全中國婦女參與抗戰，不僅是為了“積極地追求我們民族的複興”，也是為了“達到婦女自身的解放”。
周慧玲說，陳波兒所描述的農村婦女參與組織的情形，似乎說明“從家庭走出，參與抗戰”已儼然成為婦女擺脫傳統桎梏的最有效手段，參與國家大事自然成為“新新女性”的指標，更重要的是這群“新新女性”和以往不同，她們既無城鄉差別，沒有年齡差限，也不限於知識階級的區分。
無論周慧玲的論述和評判，是否意味著陳波兒在當時的曆史環境和語境當中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但最低限度可以說明，陳波兒是經由了自醒到號召覺醒這樣一個路徑的，無論其作為明星，還是作為社會工作者，亦或是著作者，她努力向前的姿態是一直不變的。
不難理解，始終與進步同步又經過延安曆練後的陳波兒，在1946年8月抵達興山對袁牧之的重要意義，據說“按波兒的意思辦”是袁牧之在領導崗位上，很經常使用的一句言語。
袁牧之給東北局宣傳部和中央宣傳部撰寫兩份《關於電影事業的報告》也凝聚了陳波兒的心血。
陳波兒在一篇叫作《故事片從無到有的編導工作》的總結文章中，將東影的藝術創作方針做了這樣的歸納：首先是確定了“寫工農兵”和“寫給工農兵看”的方針，在寫工農兵中又把重點放在寫兵上。同時要求影片創作要努力建立新的風格，反對脫離內容的技巧賣弄，提倡從紀錄片的基礎上發展故事片創作。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則采取從小型影片做起，在創作中鍛煉幹部，熟悉製作過程，摸索電影表現技術的方法。【16】
陳波兒對“東影”方略的歸納，也深深影響了袁牧之對新中國電影的定調，他在1951年6月17日寫就的《黨論電影·寫在前麵》就是最為貼切的事例。
不僅如此，把“工資都給老袁買咖啡喝了”的陳波兒，在袁牧之就任中央電影局局長後，對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布局，以及在分別疏通來自延安、國統區、舊上海等多方麵人脈方麵也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1949年9月19日，蔡楚生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陳波兒來訪，旋我又訪之於其住處714號，互談中央電影管理局之藝術委員會事，甚融洽。承其見贈高麗參一小包。”【17】
1951年，顏一煙就創作《一貫道害人》一片表示為難，陳波兒就帶她去參觀“一貫道罪行展覽”，並幫助她去公安部門提審案犯。
而在袁牧之躊躇於將北京作為全國電影的中心、著手興建“電影村”之前，全國各省都有籌建中小電影製片廠之勢，廣東已經率先起步，酌王為一從上海購置了設備，在廣州搭建了攝影棚準備開建“珠影”，為了製止有些省效仿廣東，陳波兒於1951年11月7日趕至廣州責成“停辦”。曾在香港與陳波兒有過交往的王為一邀請陳波兒上樓，陳波兒指著五六級台階搖搖頭說：“我上不去……別看這幾級台階，對我就像爬座高山那麼害怕。”【18】
1943年即已罹患心髒病的陳波兒，病情漸次惡化，北平解放後，她就曾致信給青年時的好友梅公毅說“我將不久於人世了！”。她的秘書齊宇在《回憶波兒同誌》的文章中稱：“每天將近黃昏，當她解決了編劇同誌、導演同誌的一些問題，解決了許多劇本上、製片工作上的問題之後，輪到我上她辦公室去交代工作的時候，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時候她總是無力地躺在那隻長沙發上，我看到她那疲憊不堪的樣子，聽到她因心髒衰弱而粗重的喘息聲時，我總不忍心再去打擾她……”。
1951年11月9日，陳波兒應鍾敬之的邀請從廣州乘坐火車抵達上海，參觀完上影廠晚上在張家花園出席座談會，在講話的過程中心髒病發作，於次日零時三十分病逝於同濟醫院。享年43歲。
在離開廣州前，她還和王為一說：“不能停留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