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張愛玲常常給人一種非常關注錢，非常勢利的感覺，好像她筆下的人物從來都很自私。比如在她《傳奇》與《流言》的再版自序裏麵，有這麼一段話：“以前我一直這樣想著：等我的書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個報攤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歡的藍綠的封麵給報攤子上開一扇夜藍的小窗戶，人們可以在視窗看月亮，看熱鬧。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幹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嗬，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兩篇文章，也是發了瘋似地高興著，自己讀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見到。就現在已經沒那麼容易興奮了。所以更加時要催：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話，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沒注意到，為什麼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遲了就不痛快呢？事實上這段話後麵還有一段話，那才是真正的重點：“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這句話跟前麵那種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比。她給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學者李歐梵教授提出來的“蒼涼”感。
這種蒼涼感是怎麼來的？要知道，張愛玲活在亂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說《小團圓》裏麵的女主角九莉一樣，念書的時候，遇到日本侵華，生命中最重要的黃金階段都是跟戰爭在一塊的。在這樣的亂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謂文明，是會衰退的；所謂世界，是會崩壞的；戰爭，是在我們身邊的。她表達的其實是一種及時行樂的態度。及時行樂的背後是很荒涼的，因為她並不是很多人以為的那樣自私，她對世事的認知非常清楚。在亂世的狀態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憐的。她把筆下那些亂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塊，給他們一個蒼蒼茫茫的背景，然後看這些人在亂世中躑躅，看他們怎麼樣去浮沉。當你有這樣一個曆史感的時候，整個時間的感覺就變了，你會發現，張愛玲所謂的小資情調背後是一種非常荒涼，甚至虛無的現代時間觀念。
張愛玲的研究近年成為顯學，這本書到底是不是她的自傳又引發了爭議。我國文學界對任何一種文學的研究都會很快發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紅學，基本上已經不是在研究文學，不是在談《紅樓夢》的藝術成就，而是在談曹雪芹這個人了。同樣，最近研究張學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這本書是正合適的。大家都覺得書裏的人物跟張愛玲過往現實生活中出現過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親、她的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蘭成，甚至還有導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進去。於是大家很自然地把這本書當成自傳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