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誰，一旦被拖進戰爭的泥潭，就無法自拔，隻能走到底了。戰局的發展，深深地影響著鬆下電器的命運，這是幸之助事先沒有想到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偷襲珍珠港贏得的戰場主動權，隨著美軍加強了海空力量而逐漸喪失。由於海軍艦艇不斷被美軍擊沉，海軍省告急，參謀本部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加強軍艦的製造，以充實海軍力量。
當時的大阪造船廠已開足馬力，尚不敷軍用，於是軍方便把目光投向了鬆下電器。
一向雄踞電器行業魁首的鬆下幸之助，做夢也沒想到軍方會要求他的企業製造兵艦，但他出於狹隘的“愛國”之心，還是答應下來。
於是，在經過一個月的緊張謀劃之後，投資1000萬元，成立了“鬆下造船公司”，井植歲男走馬上任，當上了總經理。
經過半年左右的努力，於1943年12,8 18日，鬆下造船公司生產的第一艘250噸級的軍用拖曳船造成，並舉行了隆重的下水儀式。
從這時開始，鬆下造船公司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能有一艘新的艦船下水，然後把它投入戰場。
由於不會造船的鬆下電器居然能造出船來。所以在一年以後，當軍方計劃製造飛機的時候，又再次想到了幸之助。
幸之助又嚇了一大跳。建造兵艦對他來說已經勉為其難，現在居然還要製造飛機，這簡直讓他無法想象。
他百般推托，軍方不允。
沒辦法，他隻好又投資3000萬元， 於1944年10月成立了“鬆下航空工業公司”，由中尾哲二朗出任總經理。
但是，由於當時美軍已掌握了日本海的製海權和製空權，封鎖了日本的海上貿易通道，這使日本的各種戰略物資極度缺乏，製造飛機的鋁材根本無法搞到。在這種情況下，幸之助做出“用木材代替鋁材”的決斷。雖然許多內行人士部認為這是開玩笑，但軍方還是批準了這一方案。
到了1945年春，“鬆下航空工業公司”生產的第一架戰鬥機誕生了，雖然木質飛機的性能並不是十分穩定，但軍方還是同意接收。
就這樣，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鬆下造船公司”和“鬆下航空工業公司”，一共為日本侵略軍提供了50艘軍艦和3架飛機。這不能不說是鬆下曆史上恥辱的一筆。
1945年，軍需補給日趨匱乏的日軍在中國戰場、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戰場上節節敗退，日本法西斯的失敗已成定局。這一年的8月6日和9日，美軍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進一步加速了戰局的變化。8月15日，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縱觀幸之助的一生，毋庸置疑，他確實是一名出色的企業家，他的經營思想也當之無愧地成為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但無論如何，他在戰爭年代所走過的彎路，是不容一筆抹煞的。
戰後的磨難
日本戰敗的消息，不啻在日本社會上又投下一顆精神原子彈，上至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全都陷入深深的迷茫和憂慮之中，一時無法接受失敗的現實。
一向崇尚“報國”的鬆下幸之助，戰敗所帶來的痛苦恐怕比任何人都深，但他同時也知道，自己身為一家大型企業的主帥，絕不能在此時亂了方寸。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一早，他把公司的主要幹部召集來開會，他在會上說：
“眼淚救不了日本，未來怎樣，誰也說不清。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日本肯定要走上複興再建之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隻有馬上從軍工生產轉變為民用生產。”
幸之助畢竟是有眼光的，軍工生產轉民用生產的舉措，使鬆下電器迅速以一個新的麵貌搶占了不少市場份額。雖然由於造船公司和航空公司的關門，給鬆下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但捷足先登的民用生產，卻很快又打出了一個新的局麵。
可是好景不長，日本作為亞洲的戰爭策源地，把深重的災難帶給亞洲人民，戰後總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作為戰爭幫凶的幸之助，也不可能輕易逃過這一關。
9—10月間，美軍的一個清查小組進駐鬆下電器，對軍需物資進行清查。
不久，美軍在清查的基礎上，對戰爭中參與軍工生產的大、中型企業實行“限製”，鬆下電器榜上有名。
所謂“限製”，主要是凍結資產，舉凡資金的借入、動產和不動產的賣出，以及更新設備等，都須事先獲得批準。被“限製”的企業，無異於被捆住了手腳。
又過了半年，美軍又發出了“驅逐令”，即對參與軍工生產的高級領導人強行解除職務。驅逐分A、B兩級。A級是無條件驅逐，B級是審查後驅逐。鬆下電器屬於A級，幸之助隻好從董事長和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與此同時，幸之助也被美軍劃定為“財閥”，其個人財產被凍結，包括他的那輛汽車，生活費被限製在公務員的水平上，甚至為保姆開薪都要提出報告。幸之助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
最使幸之助感到痛心的是，他一手創辦起來的鬆下電器遭到極大的摧殘，大批員工紛紛離廠，短時間內竟流失了1．15萬人，其中有許多是難得的人才，是幸之助多年來苦心孤詣網羅來的呀!他的內弟井植歲男也就是在這時離他而去的。
對於鬆下電器落到如此地步，幸之助是很不服氣的。因為，鬆下電器與同屬“A級驅逐”的另外幾家大公司相比，無論曆史，還是規模，都大不一樣。況且——幸之助認為——鬆下原本隻是一家生產家用電器的公司，並非傳統的軍工企業，隻是戰時應軍方要求才轉而生產軍需產品，並為此而蒙受損失，因而鬆下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盡管有此強詞奪理，但幸之助還是組織了一個秘書班子，據此寫成了一份給駐日美軍總司令部的申訴材料。
幸之助對他的助手們說：“我們除了申訴，沒有它路可走。假如申訴是死，不申訴也是死，為什麼不申訴到底?”
於是，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時間裏，鬆下電器的“申訴”班子同駐日美軍總司令部交涉達一百多次。
幸之助除了直接領導這曠日持久的申訴之外，他自己的空閑時間還有很多，而他是一個閑不下來的人，必須有事可做，於是他就開始做學問：將自己一生從事經營管理的心得上升為理論來研究。
終於，在1949年，“A級驅逐令”被解除；四個月後，那頂“財閥”帽子也給摘掉了。
就這樣，幸之助總算躲過了作為戰爭幫凶的懲罰，其實，幸之助能夠絕處逢生，其原因並不在於他的一百多次申訴，而是因為美國政府出於全球戰略利益的考慮，最終導致了對日政策上的變化。應該說，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在鏟除戰爭根源和消除法西斯殘餘勢力上確實做了許多努力；但後來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革命的成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美國出於“冷戰”上的考慮，決定把日本建成“不沉的航空母艦”。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幸之助逃過了他個人的一場災難。
戰後的製裁是鬆下電器曆史上最困難的一段歲月。幸之助本人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的精神還是難能可貴的。
工會取代了“步一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盟軍司令部發出了在工商界成立工會的通令，以作為日本戰後民主化進程的主要內容之一。鬆下電器的工人於1946年1月30日正式成立鬆下電器公司工會，已有20多年曆史的“步一會"隨即宣布解散。新工會共有會員1．5萬名，42個支部，理事長是朝日見瑞。
工會成立的那天，幸之助來到了成立大會的會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膽的舉動。當時的日本，許多企業的勞資矛盾達到了白熾化的程度，有哪一個公司的老板膽敢去參加工會的集會?幸之助來了，不但沒有被轟走，而且還給他安排了一個席位，這已經是很高的待遇了。
幸之助對朝日見瑞說：“能不能給我幾分鍾時間表示祝賀?”
這位理事長說：“哎呀，這需要征求工人們意見啊！”
結果是，經過表決，工人們同意幸之助在大會上發言。幸之助登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賀詞。
那天晚上，一位熟人對幸之助說：“鬆下君，你真是了不起。公司成立工會，還沒有見過哪一位董事敢來參加會議。因為這個時候董事長來了，員工們一定會借機大肆發揮，來者肯定要受到無情的攻擊。可是你居然來了，真讓人佩服之至。”
幸之助說：“這沒有什麼可以佩服的。自己公司的員工組織工會，身為董事長的人怎麼能置身事外呢?所以我就來了，並不值得驚異。”
盡管幸之助嘴上是這樣說，心裏卻有幾分感慨。他回想起公司以前的情況，當自己進入車間的時候，班長就會喊“立正”，全體員工哪個敢不起立致敬?如今就連自己要在大會上發言，也得先經過表決同意，時代真是不同了。
工會成立不久，各項業務迅速開展起來。就在這時，盟軍的“驅逐令”發布，幸之助亦在被解職之列。工會得悉此事，以理事長朝日見瑞為首的大部分會員都不願幸之助被解職。他們認為，相對來說，幸之助是一位可以信賴的合作者，他被解職，對工會開展工作不利；另外，幸之助是鬆下電器的支柱，如果失去幸之助，鬆下電器可能陷於癱瘓，員工的生活必將遭受嚴重的影響。
工會發起了保護幸之助職位的運動，大部分會員都在相關的請願書上簽字，部分員工家屬亦簽了字。工會幹部攜此文件，赴東京向政府和盟軍司令部請願。這在勞資矛盾普遍緊張的當時，實屬罕見，不僅一般人感到詫異，就連幸之助自己也感到有些突然。其實這應該說是幸之助多年苦心經營的結果。
幸之助作為一名企業家，一向對處理好勞資關係十分重視，他說過：“勞資雙方就像車子的兩輪一樣，一邊大而另一邊小，車子就無法順利向前行進，所以兩邊的輪子必須同樣大小。當一方較強的時候，最好去幫助較弱的一方，使其得以成長。力量相當的勞資，彼此和諧地相對，可以培養出良好的勞資關係。公司得到發展，從業人員的福利也會獲得改進。”此次幸之助受到製裁，可以說是資方的車輪變弱了。由於他過去注意扶植過工人那方麵的“車輪”，現在工會也在他最困難的時刻回報了他。
後來幸之助被解除製裁，工會的努力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矛盾並不一定要以對抗的形式出現。幸之助對於勞資關係的認識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而他本人也從勞資關係的緩和中獲得了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