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隻有一項發展真正有重大意義。現在我們終於意識到，快樂的關鍵就在於生化係統，因此我們就不用再浪費時間處理政治和社會改革、叛亂和意識形態，而是開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讓我們快樂的方法：操縱人類的生化機製。如果我們投入幾十億美元來了解我們的腦部化學，並推出適當的療法，我們就能在無須發動任何革命的情況下，讓人過得遠比以前的人快樂。舉例來說，百憂解（Prozac）之所以讓人不再沮喪，靠的就不是對任何體製的改革，而隻是提高血清素的濃度。
講到這套生物學理論，最能抓到精髓的就是著名的新世紀（New Age）口號：“快樂來自內心。”金錢、社會地位、整形手術、豪宅、握有大權的職位，這些都不會給你帶來快樂。想要有長期的快樂，隻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產素。{112}
1932年，正值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赫胥黎出版了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書中將“快樂”當成最重要的價值，而且政治的基礎不是警方、不是選舉，而是精神病的藥物。每天，所有人都要服用蘇麻（soma，一種合成藥物），這能讓他們感到快樂，而且不影響生產力和工作。書中的政府是世界一體、統治全球，而且所有人不論生活環境如何，都對這感到無比滿足。也因此，政府完全不用擔心會爆發戰爭、革命、罷工或示威遊行等威脅。這下，赫胥黎想象中的未來可能還比奧韋爾的《1984》更為棘手。赫胥黎的世界似乎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都非常可怕，但又很難解釋原因。所有人永遠都是快樂的，這到底能有什麼問題？
生命的意義
赫胥黎筆下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背後有一項基本生物學假設：“快樂等於快感”。在他看來，快樂就是身體感覺到快感。因為我們的生化機製限製了這些快感的程度和時間，唯一能夠讓人長時間、高強度感受到快樂的方法，就是操縱這個生化機製。
然而，這種對於快樂的定義還是受到一些學者質疑。在一項著名的研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請受試者描述自己一般上班日的全天行程，再分段一一評估他們究竟有多喜歡或討厭這些時刻。他發現，大多數人對生活的看法其實會有所矛盾。讓我們以養小孩為例。卡尼曼發現，如果真要計算哪些時刻令人開心，哪些時候叫人無聊，就單純的數字來說，養小孩可說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很多時候，養小孩就是要換尿布、洗碗、處理他們的哭鬧和脾氣，這些都算是沒人想做的苦差事。然而，大多數家長都說孩子是他們快樂的主要來源。難道這些人都是腦子有問題嗎？
當然，這是一種可能。但還有另一種可能：調查結果讓我們知道，快樂不隻是“愉快的時刻多於痛苦的時刻”這麼簡單。相反，快樂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體；生命整體有意義、有價值，就能得到快樂。快樂還有重要的認知和道德成分。價值觀不同，想法也就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有人覺得養小孩就像是個悲慘的奴隸，得侍候一個獨裁的小霸王，但也有人覺得自己真是滿懷著愛，正在培育一個新的生命。{113}正如尼采所言，隻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幾乎什麼都能夠忍受。生活有意義，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飴；生活無意義，就算在順境中也度日如年。
不管任何文化、任何時代的人，身體感受快感和痛苦的機製都一樣，然而他們對生活經驗所賦予的意義卻可能大不相同。如果真是如此，快樂的曆史很可能遠比生物學家想象的要來得動蕩不安。這個結論並不一定是站在現代這邊。如果我們將生活切成以一分鍾為單位來評估當時是否幸福快樂，中世紀的人肯定看來相當悲慘。然而，如果他們相信死後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很有可能就會認為生活真是充滿了價值和意義；相對而言，現代世俗子民如果不信這一套，就覺得人到最後就隻有死亡，遲早會被遺忘，沒了任何意義。如果用主觀幸福感問卷問道“你對生活整體是否滿意”，中世紀的人很可能得分會相當高。
所以，我們的中世紀祖先會感到快樂，就隻是因為他們有著對來世的集體錯覺，因而感覺生命充滿意義嗎？沒錯！隻要沒人去戳破他們的幻想，又為什麼要不開心呢？從我們所知的純粹科學角度來看，人類的生命本來就完全沒有意義。人類隻是在沒有特定目標的演化過程中，盲目產生的結果。人類的行動沒有什麼神聖的整體計劃，而且如果整個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個宇宙很可能還是一樣這麼繼續運行下去。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排除掉人類主觀的因素。但這也就是說，我們對生活所賦予的任何意義，其實都隻是錯覺。不管是中世紀那種超脫凡世的生活意義，或是現代人文主義、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上都完全相同，沒有高下之別。像是可能有科學家覺得自己增加了人類的知識，所以他的生命有意義；有士兵覺得他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義。不論是創業者想要開新公司，或是中世紀的人想要讀經、參與聖戰、興建新廟，他們從中感受到的意義，都隻是錯覺與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