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同樣也遭到英國資本主義的毒手。在19世紀，法國和英國的投資者將大筆資金借給埃及的統治者，先是投資興築蘇伊士運河，後來還有一些比較失敗的計劃。埃及的債務逐漸膨脹，歐洲這些債權人也逐漸插手埃及的國內事務。到了1881年，埃及民族主義者忍無可忍，起身反抗，單方麵宣布廢除一切外債。這讓維多利亞女王很不高興。一年後，她就派出大軍前往尼羅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埃及都還是英國的“保護國”。
為了投資人利益而發動的戰爭絕不隻這兩場而已。事實上，連戰爭本身都可以像鴉片一樣變成商品。1821年，希臘人起身反抗奧斯曼帝國，英國自由和浪漫圈子的人大感同情，甚至像詩人拜倫就親自前往希臘，與這些反叛分子並肩作戰。但就在同時，倫敦金融家看到的是大好商機。他們向反抗軍領袖提議，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債券，為希臘反抗籌資。而如果最後希臘獨立成功，就要連本帶利償還。於是，民間投資者有的為了利潤，有的出於同情，也或者兼而有之，紛紛買入這種債券。至於這種希臘起義債券在倫敦證交所的價格，就隨著希臘當地的戰情起起伏伏。土耳其慢慢地占了上風，眼看反抗軍就要戰敗，而債券持有人就快輸到脫褲了。但就在此時，正因為債券持有人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英國組織起一支國際艦隊，在1827年的納瓦裏諾戰役一舉擊潰奧斯曼帝國的主要艦隊。從此，受到長達幾世紀的征服統治後，希臘終於自由了。隻不過，自由的代價就是一大筆巨額債務，這個新成立的國家根本無力償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希臘經濟都被欠英國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
資本和政治這兩者的緊密相擁，對信貸市場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市場究竟能得到多少信貸，不能隻看經濟因素（例如發現新的油田、發明新的機器），而也得考慮政治事件的影響，例如政權更迭或是采取了更積極的外交政策。諾瓦裏諾戰役之後，英國資本家投資高風險海外交易的意願就更高了。他們親眼證實，如果外國債務人拒絕償還貸款，女王陛下的軍隊就會去為他們討債。
正因如此，今天在判斷某個國家的信用評級時，經濟體係是否健全遠比天然資源的多寡更為重要。信用評級代表的是國家清償債務的可能性。除了純粹的經濟數據外，也會考慮政治、社會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擁有豐富石油蘊藏量的產油國，如果政府專製、司法腐敗，信用評級通常也不高。這麼一來，因為難以取得必要資金開發石油資源，很可能這個國家就隻能這樣坐在金礦上窮困度日。與此相對的是，如果某個國家雖然缺少自然資源，卻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環境，以及公正的司法係統，它就可能得到較高的信用評級。這樣一來，就能以低廉的代價取得相當的資金，撐起良好的教育體係、發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產業。
對自由市場的崇拜
資本和政治的關係如此緊密交結，不論是經濟學家、政治家還是一般民眾都有許多熱烈的爭論。死忠的資本主義者很可能會表示，資本當然會影響政治，但政治絕不應該插手資本的事。他們認為，如果政府幹預市場，市場必然會被政治利益所左右而做出不智的投資決定。舉例來說，政府很可能會向產業界課重稅，再用這筆錢設置大筆的失業救濟金，討好大眾選民。在商人眼中，當然政府最好都別管事，讓錢都留在商人口袋裏。他們宣稱，有了這些錢，他們就會繼續開設新的工廠，讓現在失業的人都能有工作。
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最明智的經濟政策就是讓政治不要幹預經濟，將稅收和政府管製都減到最低，將一切交給市場力量，讓其自由發揮。這樣一來，正因為民間投資人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他們會將資金投向獲利最高的區塊，於是帶來最高的經濟成長。所以，不管對企業家或勞工來說，最好政府就是無為而治。到了今天，資本主義教條最常見也最有影響力的分身就是自由市場主義。如果是對自由市場最死忠的支持者，不僅會認為國家不該出兵影響國際事務，甚至也會批評國內的種種福利政策。他們對政府的建議，會和老莊思想不謀而合：無為而治，什麼都別管。
然而，如果講到最極端的情況，相信自由市場的概念其實就像相信聖誕老人一樣天真。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響的市場。畢竟，經濟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信任”，而信任這種東西總是得麵對種種的坑蒙拐騙。光靠著市場本身，並無法避免詐欺、竊盜和暴力的行為。這些事得由政治係統下手，立法禁止欺詐，並用警察、法庭和監獄來執行法律。如果國王或政府行事不力，無法做到適當的市場規範，就會失去信任、使信用縮水，而經濟也會衰退。不論是1719年的密西西比泡沫，還是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帶來的信用緊縮和經濟衰退，都一再提醒著我們這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