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教授在這裏提到一個“最優分配原理”，那麼什麼是最優分配原理呢？我們不妨從我們身邊的例子說起。
一個人一天當中總要做很多的事情，要上網，要聽音樂，要讀書，要睡覺等，但是每一件事情做的時間長了都會感到厭煩，這時，就會把精力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一個人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感到最大的滿足，就要在不同的活動中進行變化，要去做最為迫切需要的事情，或者說，要去做邊際效用最大的事。但在你做這件事的時候，隨著時間推移，它的邊際效用減少。但它的邊際效用低於其他活動時，就會停止做這件事情，轉而做其他事情，第二件事情持續一段時間後，它的邊際效用又會減少，就會去做第三件事情……如此輪流交替，最終達到邊際效用的平等，見你就不會覺得某一件事情比其他的事情更為迫切。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沒有辦法達到更多滿足，或者說已經實現了自己的邊際效用最大化。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說達到了一個均衡。
總之，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讓自己感到幸福，就要對自己的時間進行分配，要在不同的時間內進行選擇。直到最後，從各種活動中得到滿足感相等，或者說實現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達到一個均衡的程度。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種資源（比如時間），可以投入不同的用途（比如上網、聽音樂、看電影等），在這個選擇過程中，總是選擇邊際收益（效用）最大的用途，然後又因為邊際收益（效用）遞減規律的存在，不斷地把產出較低的用途改為產出最高的用途，最後使得資源投資在各項用途的邊際產出（效用）相等，這就是擇優分配原理。
擇優分配原理的核心觀點最早是在1854年由德國經濟學家赫爾曼·海因裏希·戈森提出來的。19世紀70～80年代，奧地利、英國、法國等國家的經濟學家更加完善和深入地論證了這些觀點。我國經濟學家王國鄉、茅於軾也曾經獨立地推導出擇優分配原理的結論。
擇優分配原辦理在生活中應用得非常廣泛，比如一個參加高考的學生，在複習考試的時候，為了使自己的總分最高，他不會把時間都花在一門功課上，而是應該把時間和精力優先分配給潛力最大的那門功課，直到每一門功課能夠提高的分數大致相等。
在消費的時候，無論我們消費什麼東西，數量越大得到的滿足就會越小，所以自然就會為了得到最大的滿足，就不會把所有的錢都用來買一種東西。最好的辦法就是哪種商品對自己最重要，優先去購買它，等到它的邊際效用逐漸減少，再去購買另一種商品。這樣，在不同的購買過程中，不停地尋找和購買邊際效用最大的商品，直到最後，每一種商品給自己帶來的邊際效用都相等，就可以從購買和消費商品的過程中得到最大的滿足。反之，就不會得到心理上的滿足。
阿黛是辦公室出名的“小迷糊”，什麼事都“過耳不過腦”：每月工資多少？不知道。昨天買的新衣服多少錢？不記得。常見她急急忙忙跑進辦公室大喊：“誰借我20元錢停車費，我今天又忘帶錢包了，車還在門口保安那呢。
”因為糊塗，不知道一個月工薪賺幾錢，又花了幾錢，每月底總是捉襟見肘，是個徹徹底底的糊塗式“月光族”。
而精明的家庭主婦就不會這麼幹，她不會把所有的錢都拿來買米，不買菜和煤。如果花在賣肉的一塊錢得到的效用大於買米的效用，她就會減少米的購買量，增加肉的購買量。因為精明的家庭主婦都曉得這樣的道理，最優的生活安排是使每一元錢所增加的邊際效用相等。否則，如果像阿黛一樣，擺闊氣、講享受，到月底連基本開支都成問題，那就不是明智之舉了。奢侈消費每一元錢購得的效用一定小於月底前用於維持生命必需的開銷。隻有把奢侈消費的錢留到月底來維持必需消費，使每一元錢的效用相等，才符合生活的最優法則。
外國公司為什麼要在中國設廠——最小成本原則
在恒天然和多美滋先後公布了其在拓展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的相關策略後，“野心勃勃”的惠氏也開始動作起來。前天，美國惠氏公司宣布將投資20億元人民幣在蘇州建造一個生產高端嬰幼兒配方奶粉和其它營養品的世界級工廠。惠氏藥品部亞太地區及營養品業務總裁麥立森（MarkM.Larsen）接受記者專訪時稱，中國去年已成為惠氏營養品在全球生意做得最大的市場，“我們認為未來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據悉，蘇州項目建成後將成為惠氏在全球最大的營養品工廠。
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惠氏的負責人表示：事實上原材料漲價和奶源供應的短缺對我們的確造成了較大的壓力，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產奶區的減產和奶製品新興市場消費的增長，這些都使得原材料價格提高。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一直在努力采用各種方式，包括鼓勵和刺激上遊企業為我們提供好的原奶。在能保障質量的基礎上，我們也不會放棄在本土尋找奶源的機會。
事實上，不僅惠氏，阿迪達斯、耐克、微軟、奔馳、本田等等各行各業的各大世界級公司都在中國設有工廠，或者代工廠。為什麼他們如此熱衷於在中國開辦工廠呢？除了覬覦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成本問題。
試問，如果要拆除一棟老建築，應該用什麼方法呢？你可以找200個工人用大錘猛砸，然後自己把碎片抬走；也可以用兩個工人用起重機、挖土機、有伸縮挖掘裝置的鋤耕機和自動裝卸車。如果你負責這項工程，你會選擇哪種方式呢？
如果修建一個公園，是用幾百名工人用鐵鍬和草籽來施工呢，還是用少數的工人用大型推土機和草皮修成呢，如果你負責這項工程，你又會怎麼做呢？
一般情況下,在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過程中，都會選擇最合適的技術。例如，如果企業所處的環境中勞動既充足又便宜,而資金供給不多,所以最優的生產方法就是采用勞動密集型的工藝,比如手工裝配運動鞋這類東西是最有效率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世界名牌服裝都把工廠設在中國或在中國尋找代理工廠的原因。
這一結論稱為最小成本法則：為了能夠用最小的成本生產出一定數量的產出，企業應該購買各種投入，直到花費在每一投入上的每1元的邊際茶娘都相等為止。換句話說，一元錢不輪用於增雇員工，或者用於增加投資，或用於增加資源的使用，應該取得同樣的邊際收益。
對於企業經營來說，最小成本原則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的利益，應該認真研究自己各種要素投入的邊際產出，經常調整自己的要素組合，使之處於最優的狀態。
要降低成本必須先做成本分析，一般企業講求的是單位成本分析。經營者由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著手，將有關各項按月份的消耗量或金額來比較，取其平均數或最低數作為目標來控製，然後觀察其變動，分析變動原因，可以節省的，就予以修改刪減，列表交各單位執行。按照這種單位成本分析，結果並不理想，最終產品也多數超過預計的成本。要有效地降低成本，必須進行單元成本分析，也就是分析到影響成本的根本因素。隻有徹底地將有關問題一一列舉出來檢討改善，才能建立一個確實的標準成本。構成一項產品的單元成本可能有數千種，每一種都有它發生變化的不同因素，經營者要觀察現狀是否合理。單元成本分析的主要意義，就是要在計算成本時，把很多的單元組合成一個真正的成本。在此過程中，找出各種不合理因素，著手改善。單元成本分析範圍很廣，包括生產效率的高低、技術人員的管理、廢料的多少、品質的好壞等。
有些企業不注意這種調整，使得人浮於事，機器閑置，或者產能不足，都會使生產過程中出現浪費。如果運用最小成本原則，就可以使每1元成本不論用於購買設備，或用於人力資源，都會取得同樣的增收效果。
同時，最小成本原則也說明，生產要素的使用數量和價格有關。價格低的可以投入到邊際收益很低的程度，也就是說投入數量應該增大，同時減少那些價格很高的投入量。完成同樣的生產過程由於采用不同的機械設備和工藝流程，可以多用資本少用勞力，也可以多用勞力少用人。舉例來說，發達國家由於人力成本比較高，所以大多采用自動化程度比較高的設備，在我國，由於人力成本比較低，相對就采用人工來代替機器。
利己不損人的最高境界——帕累托最優
無論是在西方或是在東方，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公平美好的社會，在西方有“烏托邦”，在東方則有“大同世界”，甚至連宗教中也有“天國”和“極樂世界”。和大眾的美好願望相比，經濟學家更加務實，更願意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明白社會資源的有限性，把“資源的稀缺性”作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之一，所以他們更加注重資源使用時的公平和效率。在衡量時將“效率”和“公平”結合起來，於是就有了“帕累托最優”這樣一個概念。
那麼什麼是帕累托最優呢？我們不妨來看一個例子：
有兩個人，分一隻橘子，平均分好後，A得到了半個橘子，B也得到了半個橘子。A喜歡吃橘子肉，他得到半個橘子，把肉吃掉以後，便把皮扔掉了，而B喜歡用橘子皮泡茶喝，他得到半個橘子後，把皮用來泡茶，卻把肉扔掉了。如果 在分配之前，倆人協商一下， 讓A得到所有果肉，而B得到所有果皮，那就是帕累托最優。
帕累托最優（Pareto Efficiency），又叫做帕累托效率，是由19世紀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首先發明的。他認為，社會是由眾多人員組成的，社會福利必須考慮每個人的感受。因此最有效率的情況是：社會無法進一步組織生產或消費，在不減少其他人的福利的前提下增進某個人的滿足程度。通俗地講，帕累托最優的實質就是一個人已經處於一個極限的狀態：除非損害他人，否則就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好。
而與帕累托最優相適應的，是“帕累托改進”，實質就是在沒有使任何人處境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的處境變得更好。
還是以分橘子來說明。如果A、B兩個人來分三個橘子，但是每個人最多隻能分到一個，這時候還有一個橘子，還沒有處於“帕累托最優”的狀態，如果這時候又有一個人C來分橘子，剛好把橘子分完，就處於“帕累托最優”狀態，而對於C來說，他能夠得到一個橘子，即“處境得到改善”，這就是“帕累托改進”。如果現在已經是A、B、C三個人來分橘子，這是再有一個人D來分橘子，D可能會因為能夠分到橘子使“自己的處境變好”，但是對於A、B、C來說，就會少分到橘子。原因很簡單，人數越多，分到的橘子越少。這就不是“帕累托改進”了。
“帕累托最優”的特點是自己變好，同時又不使他人變差，也就是利己不損人。正是由於“帕累托改進”沒有損害他人的利益，所以遇到的阻力很小。還以分橘子為例，由於C的加入並不會讓A和B受到損失，所以A、B就不會反對。但是如果不是帕累托改進的話，即使是一部分人變好的同時，肯定會使一部分人變差，阻力就會很大，例如D的加入，會使A、B、C分到的橘子減少，所以這三個人肯定會極力反對。
在經濟學中，“帕累托最優”包含著自由、公平和效率。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的利益，最終將實現社會的充分富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帕累托最優”隻是一種過於理想化的狀態，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難以達到或實現這樣的狀態。“怕托累改進”又存在著比較嚴格的條件，也就是不允許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經濟學家設立了另一個寬鬆的標準：卡爾多—希克斯改進。也就是受益者所得到的利益足以彌補受損者的損失的變革。如果有A和B兩個投資項目，如果按照帕累托標準，我們不知道應該選擇哪一個項目。選擇B項目第一個人同意第二個人不同意；選擇A項目，第二個人同意第一個人不同意。但按照卡爾多-希克斯的標準，哪個項目可以帶來的總價值或者總利潤最大，就投資哪個項目。它是以一種長遠的目光來看待社會的各種變化，要求一項經濟政策能夠從長期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雖然可能在短時期內會使部分人受損，但是如果經曆較長時間，所有人的境況都會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獲得補償。
大學生為什麼不選曆史專業——價格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戰結束了，報考誌願成了莘莘學子最大的事情。許多同學報誌願的時候都會很不情願地把哲學、曆史這類偏冷門的專業放在最後一欄，為的是能“保底”。有的人則是很不情願地被調劑到了這些專業。隻有很少的同學是因為興趣才鄭重地在誌願欄上寫下哲學、曆史學、教育學等基礎性學科專業。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喜歡文史哲的人非常多，你隻要看看中央電視台的王牌節目《百家講壇》的火爆程度，就可以了解文史哲到底有多受歡迎了？但是，為什麼文史哲專業在高考的時候反而成了冷門專業呢？
其實，在歐美國家，學習曆史、哲學等文化類專業的學生一般都是出於對這些學科的熱衷。對更多中國學生來說，大學更是一種未來職業規劃的前奏，對於學術的追求遠遠沒有解決生活的壓力來得實在。因此在許多學生眼中，選擇冷門專業就等於把自己放進了冰櫃，與五光十色的世界無緣了。
其實，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人都知道小轎車比公共汽車快捷舒適，但那是大多數人出行還是要乘坐公共汽車，而不選擇出租車呢？在通信行業，銀的導電性比銅要好，但是卻不用銀做導線，而選擇了銅；飛機的速度比火車要快，卻沒有人用飛機來運煤？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原因——價格。因為出租車、銀、飛機的價格太高，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太不合適。
在經濟活動中，做任何一件事，不論是參加高考，還是生產什麼東西，都要有各種各樣的投入：人工、原料、房租、資金、電力……而產出也是各種各樣的：有房產、衣物、汽車、電腦，甚至還包括未來……。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物理量綱都不同：有千克、平方米、千瓦時、件、個……這樣複雜的東西如何計算投入和產出呢？
市場經濟自有自己的辦法，那就是“價格”。在市場經濟中，價格就是價值，他代表所有商品的相對稀缺性，也是衡量經濟活動是否合理的標準。經濟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通過成本最小的方式，最大的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如果沒有價格，人們的消費和生產就會失去方向，整個社會就會一片混亂。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價格有三種功能：
第一，提供激勵，在經濟社會中，價格降低會使消費者受益，消費者就會增加消費，但是生產者就會減少供給，反之，消費者會受到損失，就會減少消費，但是生產者會受益，增加供給，所以，價格的變化，是改變消費者或者生產者行為最好的辦法。
第二，傳遞信息。經濟社會中的信息可以說是海量的，每一個消費者或者生產者很難了解整個市場的情況，但是價格能將市場信息從消費者傳到生產者。如果價格上揚，說明市場需求旺盛，，生產者就會大量生產，反之，價格降低，就說明需求過剩，生產者就會減少產量。價格的變動，就會把市場的供求信息傳遞給消費者和生產者，讓他們做出正確地決策。價格的種種作用是其他任何方法也無法相比的，。
第三，實現均衡。價格能夠使無數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協調一致，做出相同的選擇，價格上升時，消費者不約而同減少購買，而生產者不約而同增加產量，最終達到一種平衡。使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價格的不斷變化，調節供求平衡，就是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化的過程。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價格的情景吧，一項經濟活動究竟是創造了財富還是消滅了財富，我們沒有辦法搞清楚：生產的汽車太多，再花費人力物力生產就會造成浪費，但是我們怎麼知道汽車已經生產過量了呢？這就需要價格來幫忙了。我們就可以按照市場價格來進行衡量，如果按照市場價格，投入小於產出，就說明可以為社會創造財富，反之呢，就不能夠創造價值了。可以說，究竟是為社會創造價值還是浪費資源，完全取決於投入和產出的相對價格。
可以說，如果沒有價格，社會就會陷入混亂，該淘汰的反而繼續生產，繼續的反而不再生產，造成資源浪費和經濟損失。
所以，在經濟社會中，不論做什麼事情，都必須的有一個正確地價格係統作為衡量的標準，否則，就會造成一片混亂。
一項產品，進入市場的時候，如果價格太高，自身價值不能夠和它的價格相提並論，或者不如其他產品的價格性價比，這種產品在市場上就沒有生命力，不論它的構思巧妙，技術多麼精良，最終也隻能是個失敗的產品。
京滬高速鐵路於2008年4月18日開工，從北京南站出發終止於上海虹橋站，總長度1318公裏，總投資約2209億元。預計2010年底完成鋪軌，2012年之前建成通車。它的建成將使北京和上海之間的往來時間，縮短到5小時以內。全線縱貫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轄市和河北、山東、安徽、江蘇四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建設裏程最長、投資最大、標準最高的高速鐵路！
高速軌道交通建設技術一直以來有兩種技術可供選擇：磁懸浮軌道交通和輪軌式軌道交通。從1998年起兩種技術專家就開始展開激烈的爭論，聲勢不亞於當年的“三峽截流”之爭。
從事了幾十年鐵路技術工作的周翊民先生曾經擔任鐵道部的副總工程師，幾乎參加了所有京滬線“高速輪軌”和“磁懸浮”論證。他認為，京滬線除了使用高速輪軌技術，沒有別的選擇。在他看來，磁懸浮在京滬線不能實施的最大障礙是磁懸浮與現行的鐵路運輸係統無法兼容，不能實現兼容，就很難說經濟效益。如果選擇高速輪軌，原來的中等速度的列車可以進入高速鐵軌運行，高速輪軌列車也可以進入電氣化線路上運行。如果采用磁懸浮，各地區進入京滬線的旅客要換車，磁懸浮快速的特點無法充分體現。鐵道部的表示印證了他的論點，新建成的京滬高速鐵路具有與時速200公裏既有鐵路兼容的優勢，時速不小於200公裏列車可以在京滬高鐵上運行，今後，從上海去往哈爾濱、沈陽、包頭、蘭州、西安、成都、烏魯木齊和從北京去往華東的旅客，均可大大縮短旅行時間。
此外，旅客流量也是問題。據測算，從北京和上海始發站的旅客隻占總運量的1／3，另外2／3的旅客是從東北、華北、中南、西北、浙江、福建等地進入京滬線的，直接從北京直達上海的旅客隻占到總運量的5％。這就遇到一個矛盾，要保持“磁懸浮”高速度，停的站越少越好，最好從北京發車一下子就到上海，可是要考慮到客流量，就必須多停多站，這樣速度就很難上得去，又失去了磁懸浮的優勢。鐵道部昨天透露，采用輪軌技術後的京滬高鐵將設立北京、天津、濟南、徐州、蚌埠、南京、無錫、蘇州和上海等21個客運車站，票價可能隻有目前全價機票價格的55％，即六七百元左右。而如果京滬鐵路采用磁懸浮技術，票價至少在兩千元以上，比飛機票還貴，有多少人願意乘，有多少人坐得起，也是問題。
磁懸浮技術成熟程度也遠不能與輪軌高速係統相比。從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日本的新幹線1964年投入運營以來，現在世界上6個國家的4600公裏的高速鐵路都采用輪軌式，而至今，除龍陽路到浦東機場那條線外，還沒有其他投入商業運營的高速磁懸浮線路。德國政府於1992年決定將柏林─漢堡線作為磁懸浮列車第一條應用線納入交通計劃；該線全長292公裏，原定1998年開工。經過長達7年的爭論和反複，2000年德國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根本原因是工程技術不成熟，投資太大，風險太高。1998年8月，在全程270公裏的悉尼─堪培拉線競標中，德國提出的磁懸浮方案，投標價格比法國的高速輪軌還要低，但澳大利亞出於對風險的考慮，最後還是選擇了高速輪軌技術。
一直參與京滬高鐵項目論證的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副會長王德榮認為，高速鐵路之所以最終勝出，關鍵在於價格和技術轉讓方麵的優勢。磁懸浮技術確實先進，正常運營速度每小時最快能達到500公裏，但造價高，上海連接浦東新區和國際機場的磁懸浮裏程隻有30公裏，造價人民幣100億元；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曾給出數字，京滬高鐵全長1300多公裏，如果采用輪軌技術，總投資約1300億元人民幣；如果采用磁懸浮技術，從北京到上海用不了3個小時，耗資則高達4000億元人民幣。此外，近年來，輪軌高速也在提速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當中國為京滬高鐵項目爭論時，法國為了展示其高速輪軌技術，一度將高速鐵路的時速提到400公裏以上，並運行了數小時。
從技術角度看，王德榮指出，磁懸浮技術的壟斷地位使德國在知識產權的輸出問題上始終不肯讓步，而在輪軌技術領域，由於麵對日本和法國強有力的競爭，德國的技術會作出讓步。多年從事鐵路研究的北京交通大學的紀嘉倫教授指出，在中國的高速鐵路發展上，應當立足於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鐵路技術，要以最大限度提高國產化的比例、避免訂單大量外流，才是決策層長遠的著眼點。
磁懸浮和輪軌之爭，曆經10年，終於塵埃落定。
正是因為輪軌技術在價格上有這這麼多優勢，才最終在最優的競爭中勝出。由此可見，一個產品的優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通過市場上的價格比較出來的。價格合適，才能夠創造應有的價值。
讓我們還會到高考選擇專業的問題上來。對於一項專業來說，同樣麵對經曆三年寒窗苦的高中學子，哪個專業的回報大，就會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否則，就會失去報考者的青睞。那些就業前景比較寬廣的專業，比如國際貿易、計算機、會計等專業能夠在大學畢業後給學生帶來較高的回報，所以報考一直比較火爆，而曆史專業、哲學專業就業的壓力比較大，獲得回報比較小，所以，即使喜歡者眾多，報名者也是寥寥，除非被強製調劑過去。
由此可見，一切經濟活動，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家企業，都有價格在起作用。
櫻桃是檸檬嗎——需求定理
美國西北角的華盛頓州盛產櫻桃，產品銷售全美各州。櫻桃有大有小，大的漂亮可口，價格比較高。因 此，櫻桃可以依大小先揀選，然後按規格分級出售。當然，櫻桃也可以不揀，大小參差地“混合出售”。同時，揀櫻桃要耗用人力物力，而且生手和熟手篩選的功力大不相同。所以，櫻桃商自己會決定要不要費事揀櫻桃。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摸索，產地的櫻桃商人變成兩類：第一類商人完全不揀櫻桃，櫻桃全部“混合出售”；第二類商人一方麵揀櫻桃，一方麵也會任某幾批櫻桃混合不揀。
分好等級的櫻桃固然可以依等級在價格上有高低之分，可是那些“混合”的呢?既然賣櫻桃的人知道這些櫻桃的品質如何，而買櫻桃的商人可能是身在數千裏之外的紐約波士頓，因而買賣之間也有資訊上的不對稱，那麼這些櫻桃會不會因為“混合”不分，所以被一視同仁，而隻有“一種”價格呢?
可是，由第二類商人所賣的“混合”型櫻桃事實上有點不同。既然這些商人可以揀而不揀，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看到這幾批櫻桃成色不佳，不值得揀。 所以，同是“混合”型櫻桃，第二類商人賣的“平均品質”很可能比第一類商人賣的“平均品質”來得差。如果這個推論成立的話，同是“混合出售”的櫻桃，第二類商人賣的價格應該會比第一 類商人賣的價格低。
兩位美國經濟學者針對1983年的1000多次交易資料加以分析，他們發現：同是“混合 出售”的櫻桃，第二類商人的價格“確實”比第一類商人的低。也就是說，在資訊不對等的情形下，隻要根據這些“混合出售”的櫻桃是來自於第一類或第二類商人的這個“訊號”，市場已經發展出一種機能來分辨櫻桃的品質。因此，經過這麼一番探討，兩位學者的結論是“櫻桃不是檸檬”!乍聽之下，這句話似乎有點荒謬，但 是，如果了解背後的曲折，恐怕你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了。
對經濟學者而言，“櫻桃不是檸檬”的結論再一次地證明，市場機能可以經由供需交會時各擅所長、各取所需而區分出高低的威力。對一般消費者而言，這段故事的啟示就是，隻要市場發揮作用，就可以從“價格”上 來粗略地判斷商品品質的好壞。而且，更深一層的意義是，每一個人事實上都可以試著成為一個(小)市場，培養自己的判斷力，然後再斟酌取舍、自求多福。想一想，為什麼你“總是”會去固定的水果攤、雜貨店、醫院、餐館呢?是不是你也找到了一些“訊號”，也發展出一些判斷力了?
供求與價格的博弈——需求和供給原理
某超市十周年店慶，推出促銷活動。原價每桶51.4元的5升裝菜油隻賣39.9元。結果早上4點多，就有大量市民前往排隊等候。上午8：40超市開門營業時，市民們已在店外排成了數十米長龍，甚至部分餐館也派人搶購。雖然超市方麵製定了每人限購兩桶的規定，但仍有人用購物車推著整車桶裝油走出超市，細問才知是“全家出動”。
8點半，購油活動開始後，現場騷動起來，幾百人圍擠著準備搶油。工作人員站在梯子上，開始從貨架往下拋食用油，“他們往下拋油桶的時候都砸到人了，有人呼叫救命，大家都在搶，也沒有人管了。超市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是搬著一桶桶的油往人群裏拋。每桶都是10斤重的油呀。”現場目擊者說。
據介紹，現場的搶購者早已排起長長的隊伍，將超市的東門擠得水泄不通。大家吆喝著互相推搡，現場已經有些混亂了，隨後，當東門一打開，排隊等候多時的市民像潮水一樣湧進大門，“大概有一兩百人一齊擠向入口，造成了相互踩踏，數人慘叫著倒地受傷……那場麵實在太可怕啦！”
這種情景在超市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如果哪種商品開始降價促銷，馬上就會被哄搶一空，相反，那些價格比較高的、質量比較好的商品卻銷售一般。舉個例子來說，大米搞促銷，定價1.80元，不一會兒，就會被圍的水泄不通，有多少大米都會被哄搶一空，而那些定價在十幾元一斤的大米卻鮮有人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