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裏，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曆史潮流，標誌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孟母三遷與斷機教子
孟子小時候，父親早早地死去了，母親守節沒有改嫁。孟子的母親是一位知書達禮、聰明賢淑的女人，她非常重視對孟子的教育。
孟母斷機處
孟子小時候家離墓地很近，就常常玩辦理喪事的遊戲，他母親說：“這不是我可以用來安頓兒子的地方。”於是搬遷到集市旁邊，孟子又做學商人賣東西的遊戲。他母親說：“這也不是我可以用來安頓兒子的地方。”又搬家到學堂旁邊。於是，孟子就又做些拱讓食物的禮儀的遊戲，他母親說：“這裏可以用來安頓我的兒子。”他們就在那裏住了下來。等孟子長大成人後，學成六藝，獲得大儒的名望。這都是孟母逐步教化的結果，家庭教育對子女成長起重要作用。孟母三遷的故事又叫“孟母擇鄰”、“慈母擇鄰”。
孟子小的時候，有一次放學回家，孟母正在織布，見他回來，便問道：“學習怎麼樣了？”孟子漫不經心地回答說：“跟過去一樣。”孟母見他無所謂的樣子，十分惱火，就用剪刀把織好的布剪斷。
孟子見狀害怕極了，就問他母親：“為什麼要發這樣大的火？”孟母說：“你荒廢學業，如同我剪斷這布一樣。有德行的人學習是為了樹立名聲，問才能增長知識。所以平時能平安無事，做起事來就可以避開禍害。如果現在荒廢了學業，就不免於做下賤的勞役，而且難於避免禍患。”
孟子聽後嚇了一跳，自此，從早到晚勤學不止，把子思當做老師，終於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這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斷機教子”的故事。
屈原與楚辭
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屈原像
屈原（公元約前339至前278年），戰國末期楚國人，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詩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丹陽（今湖北秭歸）人。屈原的作品甚豐，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被楚王放逐。他憂愁幽思，看到楚國的政治現實，發憤以抒情，創作了一首政治抒情詩——《離騷》。《離騷》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詩人的個性光輝。因詩中涉及詩人自己的身世，所以有些人把他看做是詩人的自傳。
屈原被放逐後，愛國之心始終不改，光明純潔的人格絲毫未變。公元前278年，秦國又一次攻打楚國，占領郢都，楚襄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屈原知道這個消息後，覺得重返郢都的希望徹底破滅，於是作詩篇《懷沙》，再次抒發心中的苦悶，然後投汨羅江而死。
《離騷》是一篇具有深刻現實性的浪漫主義作品。他發展了我國古代人民口頭創作——神話的浪漫主義，成為我國文學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他的浪漫主義，最重要的特色還不是在於對種種自然的摯愛，最重要的是在詩人的筆鋒之下，大量的神話傳說、曆史人物、日月風雲、山川流沙等構成一幅異常雄偉壯麗的完整圖麵，並借助神話傳說和宇宙現象，來抒發他的悲憤。他在現實中失望了，就幻想到神界去漫遊。作品裏麵錯綜複雜地寫出詩人滿腔悲憤之情，同時，又寫得反複曲折，有抑揚頓挫之妙。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誌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與日月爭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
端午節
農曆五月初五，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端午節，它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節日之一。端午也稱端五、端陽。此外、端午節還有許多別稱，如：午日節、重五節、五月節、浴蘭節、女兒節、天中節、地臘、詩人節、龍日等。每逢端午節，民間都要賽龍舟、吃粽子。據說是為了救起自沉汨羅江的屈原；往河裏丟粽子是為了保存屈原的遺體不讓河裏的魚吞食。
漢樂府民歌
漢樂府民歌，在我國詩歌史上，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出現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楚辭（詩）向漢賦（非詩）演變發展過程中，漢樂府填補了這一時期詩壇的一段空白。漢樂府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真實地反映了漢代廣闊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樂府”本是古代音樂機構的名稱。據考，最早在秦代就已有樂府的設置。樂府興起則是在西漢武帝時代，樂府官署大規模收集民間歌辭，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漢樂府掌管的詩歌一部分是供執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廟歌辭，其性質與《詩經》中“頌”相同；另一部分則是采集民間流傳的無主名的俗樂，世稱之為樂府民歌。
樂府詩集
漢樂府是繼《詩經》之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彙集，不同於《詩經》的浪漫主義手法，它開詩歌現實主義新風。漢樂府民歌中女性題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語言構造貼近生活的作品，由雜言漸趨向五言，采用敘事寫法，刻畫人物細致入微，創造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較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內涵著重描繪典型細節，開拓敘事詩發展成熟的新階段，是中國詩史五言詩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樂府民歌出於社會下層群眾之口，“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表達了人民自己的心聲，道出了人民自己的愛和憎。這些作品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和衝突。盡管它在配樂的時候不免經過文人或樂工的改動，但仍閃爍著思想和藝術的光輝。它是我們學習樂府詩的主要對象。樂府民歌題材範圍很廣泛：有暴露戰爭罪惡的，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有描寫家庭男女問題悲劇的；也有孤兒的啼泣、病婦的哀吟的。這一切都有其活躍的生命，有廣大人民呼喊的聲音，它使我們可以比較真切地看到漢代的社會麵貌和實質。
據《漢書·藝文誌》記載，西漢時樂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138篇，但流傳至今的隻有30餘篇，加上東漢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現存漢樂府有100多篇，散見於《漢書》、《後漢書》、《文選》和南朝時徐陵編的《玉台新詠》等書，而以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所收最為完備。
漢樂府以民歌居多，民歌也正是其中精華。人們提到漢樂府，就一般意義而言，往往是指漢樂府中的民歌。這些民歌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如《東門行》、《孤兒行》、《婦病行》、《戰城南》、《十五從軍征》、《飲馬長城窟行》、《上山采蘼蕪》等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有所思》、《上邪》等篇，則是感情真摯的情歌；《陌上桑》讚美了一名勞動婦女對權貴人物的蔑視和反抗，體現了人民的願望；以批判封建禮教、歌頌高尚情操為主題的《孔雀東南飛》，又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長篇敘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居有較高的地位。漢代文人所寫的樂府詩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等，但這些詩歌也是在民歌的影響下創作的。
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對後世的許多詩人起過示範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雜言為主的形式也推動了詩體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