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樂府詩集》
漢人稱樂府機關所演奏的詩為詩歌，魏晉六朝時開始稱詩歌為樂府或樂府詩，於是樂府便由機關的名稱變為詩體的名稱。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自漢至唐的樂府詩分為12類：①郊廟歌詞，②燕射歌詞，③鼓吹曲詞，④橫吹曲詞，⑤相和歌詞，⑥清商曲詞，⑦舞曲歌詞，⑧琴曲歌詞，⑨九曲歌詞，近代曲詞，雜歌謠詞，新樂府詞。
漢貴族樂章載在郊廟歌詞一類，全部是文人所作；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詞、鼓吹曲詞和雜曲歌詞3類中，相和歌中尤多。相和歌是南方的民間俗樂，鼓吹曲是北方民族的樂曲，多用於軍樂。雜曲歌詞是一種聲調已經失傳無所歸屬的樂曲歌詞。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為後世保留了大量古代優秀的詩歌作品。同時，他還撰寫題解，對各類樂府詩的曲調、歌辭起源、發展加以考訂，這對樂府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使之成為早期研究樂府詩的重要文獻。
司馬相如與漢賦
在我國文學史上，有一種很特別的體裁，也是漢代最具特色的文體，叫做“賦”。賦是從先秦的楚辭演變而來的，像詩，要押韻；又像散文，寫法講究鋪得很開，不像詩精煉。
談到漢賦，就不能不提到司馬相如，他是以寫賦出名的大作家。司馬相如，原名長卿，西漢時期蜀郡(今四川)成都人。他少年時代就很愛讀書，也練習擊劍。他對趙國的藺相如特別佩服，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相如。
司馬相如年輕時候便在景帝的宮中當了個武騎常侍，但景帝不喜歡文學創作，也沒發現司馬相如這個人才。一次，梁孝王帶著鄒陽、枚乘等人來朝見景帝，枚乘早就以詞賦創作而出了名，司馬相如和他們很合得來，便辭去了景帝宮中的位置，到梁孝王府中去供職，梁孝王收留了司馬相如，讓司馬相如和他的其他文士們在一起，這一段時間裏，司馬相如創作了不少作品，流傳到今天的有一篇代表作叫《子虛賦》。
不久，梁孝王生病去世，依附在梁孝王府中的文士紛紛走散，司馬相如也回到了老家，因家裏很窮，便來到臨邛(地名，在今四川邛來縣)，過著流浪文人的生活。
漢武帝劉徹當皇帝後，非常喜歡辭賦這樣的文學作品。有一天，他讀到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讀了一遍又一遍，喜歡得不得了，還歎氣說：“我怎麼就沒福氣遇到這樣的大臣!”狗監(宮庭裏管獵犬的官)楊得意說：“這個人是我的同鄉，現在還活著，你要見他，一點不難!”武帝一聽，立即傳詔，要司馬相如進京。
司馬相如見到漢武帝後，對漢武帝說：“《子虛賦》隻體現了諸侯王的規格，還不夠皇帝家的氣派，我還能寫更好、氣派更大的!”漢武帝很高興，讓他趕快做，不多久，司馬相如寫了一篇大賦叫《上林賦》，《上林賦》比《子虛賦》果然更有氣派，但兩篇賦的特點、內容大體上差不多，都是寫皇家園林如何大，皇帝出遊如何有聲勢，極其講究文字的工整、節奏的和諧，並且用了許多典故詞語，讀起來很有氣勢，賦的結尾還很巧妙地說：氣派當然要大，但皇帝如果長期陷進遊樂之中，那會對國家不利的。還有一點勸告的意思。
司馬相如的一生，沒有做成藺相如式的人物，但在文學創作方麵卻是聲名遠揚。他糅合各家之長，成為漢賦的第一人。賦在他的手上趨於成熟並形成了固定的格式，以後的文人都把他看做是效法的榜樣。由於幾個皇帝的重視提倡以及司馬相如作品的影響，當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寫賦之風，以至於對後代散體文、駢體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代的大賦在漢武帝時期得到了繁榮，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賦逐漸被改革、簡化了，到東漢時，小賦比較流行起來，小賦創作的代表人物是揚雄，創作小賦的作者非常眾多，小賦也更加受到讀者的喜歡。
司馬相如和卓文君
梁王死後，司馬相如回了老家。他家境清貧，自己又不會做什麼，就投奔一個老朋友臨邛縣(今四川邛崍)縣令。臨邛縣裏富豪很多，他們聽說司馬相如是縣令的朋友，打算設酒宴請他。宴席就擺在了大財主卓王孫家。
文君當壚
那天，當客人們一看到一表人才、風流瀟灑的司馬相如都為之傾倒。縣令提議，司馬相如彈琴一曲，曲畢，在座的人更加欽佩。卓王孫有個女兒叫卓文君，剛剛死了丈夫，住在父親家中。她對音樂極為愛好，在司馬相如彈琴的時候，她隔著簾子看見相如溫文爾雅的樣子，頓生好感。司馬相如也聽說她聰敏美貌，便趁機彈了一曲《鳳求凰》，以傳愛慕之情。文君為之所動，當夜與相如私奔成都。
回家以後，司馬相如還是窮，卓文君父親恨他丟了自己的老臉，不認這個女婿。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想了個辦法，又回到臨邛，在街上租了個小門麵，開了個小酒菜館，卓文君親自賣酒，司馬相如與仆人一起洗盤子刷碗。這就是“文君當壚”的故事。
消息傳到卓王孫的耳中，卓王孫氣得沒辦法，隻得把女兒原來的嫁妝全部給她送去，還撥出一百多個仆人，送去一百多萬錢財。這樣，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又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司馬相如發跡後，漸漸耽於逸樂、日日周旋在脂粉堆裏，直至欲納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忍無可忍，作《白頭吟》以訣別。“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鬥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禦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複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兒何徙徙。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隨詩並附書曰：“春華競芳，五色淩素，琴尚在禦，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勿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據傳，司馬相如閱畢這一詩一書後，憶及當年恩愛，遂絕納妾之念，夫婦和好如初。
司馬遷與《史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不單記載中國本土的事,也兼載國內少數民族和鄰國的民族源流與曆史發展,為史書開辟了“外國誌”的道路,開辟了“學術史”的道路。由此可見史記於史學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司馬遷像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或前135至前87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出生於史學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前期官為太史令，著有《論六家要旨》，有誌於著述漢史，臨終囑咐司馬遷記漢事、修史書。
司馬遷博通典籍、掌握史書，善於詩賦，精於散文。他20歲開始遠行，到處調查訪問，搜集資料，了解風俗，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太史
公書》約於漢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間（公元前104至前91年）撰成。這書後人通稱它為《史記》，共130篇，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分傳記為本紀、世家、列傳，以八書記製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脈絡，為後世各史所沿用，成為二十六正史之傳統體例。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做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直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裏，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隻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以宮刑代替）經過6年的囚禁生活後，武帝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全麵記敘中國上古至漢初3000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麵的曆史發展概貌。《史記》嚴謹求實，被認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亦為後代史籍之楷模。鄭樵所說“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實為至公之論。《史記》成三家之言氣有著獨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這種有悖儒學傳統觀念的強烈批判精神，為後代思想家所鮮有。
《史記》書影
司馬遷42歲那年，開始夜以繼日地著手寫作《史記》，幾年以後，寫出了《史記》的部分手稿。司馬遷把它呈給武帝，武帝先是很高興，但翻了一下，就皺起了眉頭，接著是大發雷霆。因為司馬遷在書稿中毫不避諱地舉出了武帝的錯誤，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將《史記》手稿交給大臣們傳閱，大家都不敢講話。老丞相跪地為司馬遷求情，禦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邊。武帝無奈之下，從輕發落，讓司馬遷修改《史記》。
司馬遷得知讓他修改《史記》，無比痛苦，肝腸寸斷，一怒之下要去辭官，並說：“不求苟活於世，但求無愧我心。”但是，這時他又想起了在父親靈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遺願”，於是，他決定修改手稿，並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將武帝的過錯分散在諸多章節中，這樣就不易被發現了。
不久，漢軍北伐匈奴勝利而歸，武帝吩咐司馬遷將此事記入史書。司馬遷本來隻為衛青立傳，但是他經過調查，發現李廣威武無敵，戰功顯赫，卻含恨而死，決定也為他立傳。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馬遷：“你這樣做，隻怕又會引來禍端。”而司馬遷卻一笑了之。
《史記》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實為中國紀傳文學之鼻祖。其人物描寫極為成功，尤擅長於衝突中展示人物豐富、鮮明的性格，情感充沛。《史記》語言生動，極富感染力，堪稱紀傳文學之典範，對後世散文傳奇、戲劇小說的創作有直接影響。魯迅先生更是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為何貶霍去病？
司馬遷景仰李廣，單獨為李廣立傳，曾為李廣的孫子李陵受到了宮刑。霍去病射殺了李廣的兒子李敢，兩家成為世仇。所以司馬遷對霍去病是頗有微辭的，《史記》上記載當朝名將霍去病自己肉多得吃不掉，常常爛掉，而士兵往往餓得沒有力氣。令世人認識真正的霍去病。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霍去病時，隻是對其死後的葬禮描述得十分詳細，從送葬隊伍的出身來曆到他們的衣著打扮，再到墓的形狀，甚至連諡號的意義都做了解釋，但其顯赫戰功隻是一筆帶過。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製以及法律體製，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製主體。其思想主要集中在韓非子的作品集《韓非子》裏。
韓非像
韓非子（公元約前281至前233年），生活於戰國末期，為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淩，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係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讚賞。
戰國後期，為躲避戰亂，韓非全家遷至今河南省駐馬店市西平縣酒店鎮的韓棠村。身為貴族的韓非子從小立誌要做一番大事業。於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別父母，獨自一人遊曆天下，最終投師於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荀子。荀子在齊國講學時，門徒不可勝數，其中，有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後任秦國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韓非子。韓非子為人正直，天資聰慧又勤學不怠，因而他的老師放言“帝王之術非韓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韓非不能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