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的意義和價值是一次探索性行動”，它“構造了一種史詩性建築。”《悲歌》的結構是由神話和現實兩部分構成。魔幻現實主義的幻象渲染、浪漫主義的想象誇張、現實主義的摹寫傳真緊密地融合為一體。詩人通過對時空的穿插、曆史與現實的對接，實現了遠古與今天、現實與未來、幻想與真實、顯性與隱性的融通。“詩人似乎認為：現實攜帶著過去，傳統是無法割裂的，過去流動在現實的血脈之中。《悲歌》所建構的民族史詩，似乎就建築在這種主觀的文化信心之上。”〔17〕在結構形式上，《悲歌》運用了多線結構，它以公孫的生命曆程為主線，貫穿了全詩，統攝了文本。除此，還有兩條輔助細線穿過了《悲歌》。一個是大解的當下生活經曆，另一個是公孫的戀人——蕙。蕙美麗、聰慧、善良，作為愛情之神，她生死雖帶有神秘的色彩，但卻緊連著公孫的命運。也許正是因為她的緣故，才使得公孫由對蕙的關愛而演變為對人類的博愛，使之充滿了對人類的人文精神和悲憫情懷。大解作為公孫之外的一條附線，並與他的幻象世界相對，僅存於當下的現實之中。但兩者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一個身在異鄉，而心卻回到了故土，即使故土已不存在；一個是身在故鄉，而心卻在他鄉，並從未有過漂泊感；一個生活在書中，作為主人公而經曆語言中的現實，一個身在物質現實中，卻創造著超越物理規律的非現實的語言世界。兩者間的命運無法交換，但在回歸故土這一點上卻造成了強烈的反差，並在文本結構上達成了互補”，〔18〕“也就是說，在公孫經曆不到的地方，大解直接出場，填補了空白，使詩變得豐富、飽滿”，“形成了互為和互動的關係”。〔19〕他們三人在結構之內，互為關聯，時隱時現，最終出現在雕山工程這個萬眾歸一的大結局裏，因而使得全詩起伏跌宕，渾然一體。在表現方法上，《悲歌》的寫實與浪漫，敘事與抒情，幻象與理性、曆史複現與現實展現、個人經曆與民族興衰、現存世界與終極關懷都做到了契合無間的運用，清新流暢的語言魅力，豐沛充實的情感張力，豐富充盈的想象力，機巧奇妙的修辭才智亦都得到了精彩完美的表現和發揮。除此，《悲歌》通篇還彌漫著濃鬱的思辨色彩，充滿了哲學的豐富意味。它“在諸多章節裏直接對一係列重大哲學命題進行了近似終極的審視，對諸多文化要素進行了直接的哲理闡釋。詩人的提問與回答，詩人對哲學命題的勇敢的觸及與探索，反映了詩人心靈的富饒與視野的開闊。那些浸透著東方哲學意味的智性的詩句，沉甸甸，絢麗斑斕，飽滿而凝重”〔20〕。《悲歌》中的詩句也是極漂亮和精彩的，充滿了神奇和靈動、鮮活和多彩、清新和亮麗。如：“鄉村的春天忙碌而平常/梨花開過了杏花也開過了/桃花和地丁花都開過了/大地翻起了條條泥浪/清風帶著泥土的氣息吹拂著木格的窗欞/我久不回家對這淳樸的一切/有些陌生了甚至已接近淡忘”。這些精美的詩句像多彩的寶石一樣鑲嵌在《悲歌》的長篇巨製中，閃爍著燦爛的光芒。因此這部長詩也就實現了作者預定的目標。他說：“我認為一部立得住的長詩或史詩，至少應該有幾個要素：一是它的結構是否結實，經得住擠壓；二是它是否具有民族文化的支撐力，即在本土上確立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三是個人化的創造性言說方式；四是語言和材料的組織能力。”〔21〕《悲歌》無疑是一部立得住存得住的史詩，是一個包含無限深度和廣度的神話寓言，對於它所呈現的多種和多重意義，我們所解讀的可能與此詩不盡一致，這也正是此詩疆域的寬泛性。如同詩人所說：“《悲歌》所言說的，與它所呈現的，不一定對應，它所提供的寓言本身，隻是一個生發的載體，具有無限的生長性，每一種誤讀都是對它的完善和重新創作。”〔22〕也許它的更深廣的意義可能不在當下，而在未來。
三
大解本身就是一個文學的富礦，在他豐富的礦產中，不僅有詩，而且有小說、散文等，但都寫得精致、精湛、精悍、精美，多向度地展示著他所經曆的生活和才學、傳達著他對社會人生的認知和理解，給人以多種多樣的審美感受，如他的中篇小說《長歌》，散文《傾聽天籟》《接近流水》《秋雨中》《海邊的槐花》等，尤其是《長歌》給人留下了一種別樣的生命感受。
《長歌》（原載《人民文學》2008年第12期）是近似一部寓言體的小說，有很強的寓托意味。它圍繞著一個僅有五十七戶人家的河灣村為故事背景來敘寫幾個極具傳奇意味的人物來展開的。作為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河灣村的人，世代在這個封閉遲滯的三麵靠河的小山村生息繁衍，生老病死，世代輪回，循環往複，這種生存方式顯得極為簡單重複，但他們的生存狀態卻顯得神秘神奇，似乎“那山川土地之中蘊藏著無窮的秘密”。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河灣村的生存秘史，或曰成長史，因為它充滿了原始的意味，籠罩著巫術的色彩，一切都顯得是那麼荒誕和怪異。這個“潛伏在平原或山脈的皺褶裏”的小山村一直生活在原始、落後，乃至愚昧的情境中，遠離現代文明的侵擾，鮮有外在信息的侵入，甚至沒有曆史行進的痕跡，但卻拉近了人與萬物的距離，消解了人與鬼神的界限，好像都生存在同一個世界中，正像文中所說的那樣：“它的地下住著做夢的逝者，地上住著勞作的人們，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住著神。”人鬼共居，萬物有靈，人性、神性交融，互有往來、互為溝通。如人物有著泥土、桑樹、蠶等植物或者昆蟲的屬性，甚至每一棵草木或每一粒沙石，都有著神性和人性，甚至成為每一個人的替代；人與天地萬物和諧自然地共生共存在一起，如趙老大與水神結拜為兄弟，張劉氏認桑樹為自己的女兒，女人生出小魚，大丫進入迷魂陣，李巧迷在神符裏，張文耳朵成了預測天氣的工具，王老頭經常夢遊卻從不迷路，七隻兔子是七仙女的化身，河灣村鬧饑荒的時候，水神和他的媳婦給村民送來了魚，胖和尚走過的彎曲的小路變直了，而且道路兩旁長出了許多花朵……這一切都是那麼奇哉怪哉，荒誕不經。在這樣神奇的世界裏，連死亡也變得頗有詩意和浪漫色彩了。二丫沉浸在愛情的幸福中含笑而去，傳說前生是蠶的張劉氏將自己織進了繭子，救過人架過橋的船夫趙老大在星光之夜升入天極，並群星簇擁，身體發出了光明，所有的人甚至水神和他的媳婦都來給他送行……就是自然萬物的死亡也同樣安詳靜謐，沒有恐懼和痛苦。這種死亡狀態是對死亡的超脫和超越，頗有些佛家涅槃的神聖和莊嚴，以致在這裏生和死隻是一個自然的輪回，一個必然的更替，如同白晝與黑夜，四季的變化那樣順暢自然，富有詩意。這樣有誰還會畏懼死亡呢？在這樣平靜的歲月中，唯一的動蕩就是外來大兵的入侵，破壞了村子的和諧。除此還有李巧與張文不般配的婚姻所導致的婆媳之間的較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生服從了命運。在這裏，一切都順其自然、聽憑天命，達到了和諧美好。這種靜謐悠閑、野趣橫生之美頗有些沈從文《邊城》的味道，顯現了濃厚的中國古老鄉村的語境氛圍，可見河灣村的生存發展可成為中國農村幾千年來遲滯發展的一個縮影，古老鄉村文化的一個符號。令我們駐足回視，流連忘返。
《長歌》不僅具有魔幻色彩，又可還原為經驗現實；雖然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很強的象征意味，但也有著典型的指向意義。如懷疑可能是泥人的會染布的張福滿，由蠶轉世會吐絲的張劉氏，愛夢遊的王老頭，能在河水裏呆上一整天而不露出腦袋的趙老大等人都是通靈神異的。其實說起來也簡單。這是作者在解讀人生的意義，或者是說破解人生的奧秘。那些在土裏流汗、土裏埋葬的農民不就是一個泥人嗎？那些勤勞耕織的女人們不就是一個會吐絲作繭的蠶嗎？終日裏在河裏擺渡的趙老大不就是一條在河裏自由往來的魚嗎？人作為動物的一種，有著動物的習性和高於動物的靈性，兼有動物性和人性兩種性能，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解析趙老大等人的特異現象，就再自然不過也再普通不過了，這也充分體現了世間萬物的融通和互通的道理。
《長歌》不僅客觀地敘述了河灣村的生存狀態，也表現了作者的審美向度。生活在河灣村的人們沒有哀怨和憤懣，沒有對抗和對立，即使有也是哀而不怨，感而不傷，謙讓忍讓。如張武和趙水都喜歡二丫，最後抓鬮使張武得到了二丫，但趙水雖痛苦卻不怨恨。李巧受騙嫁給了張文，雖哀傷但終能與婆婆和丈夫和解，這充分表現出了一種中國傳統文明的基因和“和為貴”的儒學理念。這使我們也能從中讀懂了一些社會的真諦：所謂的和諧社會，重要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萬物的和美，應是和美而不是喧囂，和氣而不是對立，和平而不是戰爭。如果人類是處於敵視、對抗甚至是戰爭的狀態，即使科技再進步，技術再先進，物質再豐裕，也是人類文明的倒退，精神家園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