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詩歌論
精神家園的守望者
——論大解
詩人是什麼樣的人？有人說，詩人是上帝派來的天使，是在思想和靈魂的隧道穿越的人，他是用筆在丈量世界，用文字在傾訴生命，用詩句淨化世人的心靈。有人說，詩人是精神家園的守望者，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柱石，是民族氣節的象征。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詩，便沒有了思想；沒有了詩人，便沒有了精神領袖。我認為把這些認知放在詩人大解身上並不過分。他的一部長達16000多行長詩《悲歌》就是最好的注釋，這是他留給中國詩壇的最好的禮物，也是一部可以得以慰藉的大書。一個詩人寫的詩可能數以萬計，但若幹年以後卻如同過眼煙雲，而大解的《悲歌》卻是可以留存的。
大解具備了一個優秀詩人的卓越才能。一個優秀的詩人必須有著哲學家的睿智，不僅要有感性世界中的豐富經驗，而且要有理性世界的超驗先知；一個優秀的詩人必須有著文學家靈透和聰慧，不僅要書寫出生活的詩意，而且要歸結出曆史的真諦，所以“詩人的哲學思想就是一代人的旗幟，詩人的詩歌就是精神的依托和動力，就是思想號角和標杆”〔1〕。但在當下詩歌俗化、詩人泛化、詩壇庸常化的年代，詩人的標高被大大地降低了，以致縐幾句白話、順口溜就是詩人，甚至可以成為名詩人，所以使得詩人這個稱謂大大地掉價了。不知“誰曾經說過，一個民族沒有詩人是悲哀的民族。民族沒有詩歌，就等於沒有精神的家園。人們的思想在流浪”〔2〕。好在有大解這樣一些純粹的詩人在捍衛著詩人的身份，守衛民族的精神家園。大解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正如著名詩人張學夢在與幾個詩友交談時說過的話：有的人可能頭腦是詩人，但身體是俗人；有的人頭腦和身體的局部是詩人，但身體的其他部位是常人，有的人從頭腦到身體都是詩人，即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樣的詩人在中國實在為數不多。大解即是一個“從頭腦到身體都是詩人”的人，一個純粹的詩人。即“他是為理想而生，為詩意而活的”〔3〕。他的詩以其深刻的思辨力量震撼著詩壇，以其深度的思想質量昭示著真理，以其濃厚的詩學力量打動著讀者。
這正如美學家狄德羅所說的那樣，一個詩人應該具有“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躍，心靈的勤奮”。大解就是具有這樣獨特而又全麵的特質的一個詩人：豐饒的生活積累，豐厚的文化積澱，豐沛的情感體驗，豐富的想象能力，豐盈的理性思考，豐實的人文精神，豐滿的悲憫情懷。在他的身上體現了充盈的情感與深刻的理智的深度交融，人文精神與悲憫情懷的完美契合，曆史經驗與現實思考的密切聯通，生命的直覺與理性的自覺的自然結合。有的評論家曾這樣評論大解：“在河北詩壇，大解被稱為詩人中的詩人，用多年前的一句詩友的話來說：‘大解是把人當成人類來看的詩人，具有大關懷和徹底的人文精神’。在他瘦瘦的身軀裏蘊涵了無數飽滿堅硬的詩歌種子，每一粒都是一首好詩歌。和大解談話，常常能感覺到一種詩意在空中彌漫，並向你的肌膚浸透，直至和你的骨頭連為一體。大解不是一個特別高產的詩人，起碼在我的視野範圍內是這樣，但大解絕對是個高質的詩人，據我讀過的他有限的作品，無一不是上乘之作。他在河北詩壇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大解的世界是整個世界的世界，大解的關懷是對整個人類的關懷。”〔4〕這樣的評價可謂恰如其分。
大解詩人的生命特質來源於他的濃重的生命底色和特殊的生存背景以及他對詩歌的天性的喜愛和持之以恒的追求。大解生活在燕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偏僻而又靜謐，潛伏在山脈的皺褶裏，但風景如畫、純淨優美。這種生存場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年幼的心靈中，成為了他的原初的審美圖式，也形成了他的審美定勢，以致山鄉成為他歌詠一生的審美對象。他從小便顯現出與眾不同的稟賦：聰慧而靈透，率真而質樸，執著而沉穩，善觀而沉思，以致讀詩寫詩成為他的愛好，甚至成為他生命的支撐。他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便與同一個公社的六個青年農民創辦了一個名叫《幼苗》的雜誌，主創人之一是詹福瑞。《幼苗》第一期共印4冊，是刻印版。因為經濟的拮據，隻得每個人出兩角錢作為印刷的費用。後來印數增加到幾十冊。《幼苗》一共出過四期，詹福瑞上大學後停刊。在那個貧困的山區和貧窮的年代，能做到這一點，是多麼的不容易啊！那年他十六歲。在他十七歲那年，父親單位裏有一個叫向彩林的女士，聽說他喜好寫詩，便主動借書給他。這些書中有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亞戲劇集》《海涅詩選》《泰戈爾詩選》等外國名著，這在當時的偏遠山村，能讀到這些書簡直是個奇跡。這些書對他影響很大，甚至影響了他以後的生活軌跡。在清華大學他學的是水利，卻偏好寫詩，以致愛好成為了專業，導致了他從一個水利工程師成為了一個著名詩人。多年來，“清瘦的大解，空靈的歌者，一個人在他虛擬的世界裏，頑強而又寂寞地存在並行走著”，〔5〕在他身後所留下的是堅實的行進足印和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多部的詩作，數百篇的詩稿，作品入選《中國新詩選》《中華詩歌百年精華》《20世紀漢語詩選》《當代名家詩典》《中國當代新詩大觀》《中國詩選》《中國先鋒詩選》等150餘種選本，並多次獲獎。
二
大解是以短詩進入詩壇的。在創作中，他追求一種明淨、透徹的敘述風格。正如著名詩評家陳超所說：“熟悉大解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長的是抒情短章。從1985年自印詩集《感覺詩》開始，直到90年代初期在中國詩壇樹立起鮮明的獨特的遊吟者形象，二十五行左右的精美而輕逸的抒情詩，曾令眾多讀者沉醉、讚歎。”〔6〕大解在本質上應當是一位帶有一些唯美色彩的純情詩人。對美好事物的歌頌與光明意象的創設曾是大解的審美追求。如他創作於90年代初期的《新日》寫得純情而動人、清新而美麗，高歌和盛讚了美與大愛。在年齡和藝術逐漸走向成熟的大解沒有停留在形式上創新和純美形象的塑造上，而是對人類與人性存在內核的求解。大解曾說：“在現實和語言的雙重的虛幻背景下，人的存在變得模糊不清了，真實和虛幻混淆在一起。我的詩歌不是要去澄清它，而是去加深它的濃度，努力去展現物理的和精神世界中的全景。”〔7〕可見他是以自己的詩歌“努力去展現物理的和精神世界中的全景”，這充分體現在耗時四年寫成的長詩《悲歌》中，“如此浩大的詩章，無疑，是漢語寫作中最長的一部敘事長詩，其規模和手法，為漢詩前所未見”〔8〕。它充分展現了詩人對詩歌理念和詩歌語言、對曆史和現實的認識。因此可以說，《悲歌》是以“運用原型意象，創造現代神話，為拯救現代人的靈魂，開啟人類返鄉之路；以個人的精神曆險象征民族共同的悲壯命運；這成就了這部長詩的神聖性和永恒性的價值。而長詩其獨特的大氣升騰的悲劇型的史詩建構和對漢語言詩性的精準把握，也在中國新詩的發展史上，標示出一個新的裏程”〔9〕。對於這部長詩，著名詩人張學夢這樣評價：“這是一部莊嚴的巨著。一部東方史詩。東方的創世記。它的誕生將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事件。在一片曠地上，突兀地隆起一座建築物：巨大，恢弘，陌生，奇異，粗糙，堅硬，裸露著精華與欠缺，閃閃發光。她已經是一個事實，褒貶臧否都將強化它的存在”。“大解寫出了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人們感到驚訝，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這部史詩立得住。其大情懷、澎湃壯闊的激情，和豐饒的思想內涵，都抵達了巔峰狀態。無人可比肩。”〔10〕這足見這部力作的價值。
《悲歌》是一部敘事詩，它以其深邃厚重的曆史內涵，蕩人心魄的情感魅力，充滿哲理的思辨力量，流水般溢動的文采，構成了一幅規模宏大、氣勢宏闊、撼人心魄的樂章。除《序曲》之外，由三個大的樂段組合而成：《人間》《幻象》《塵世》，這種回環形式的三部曲，從今返古，由古至今，不僅整合了中國長達五千年的文明史，還探尋了人類走向未來的途徑，進行了近似終極的追問。
作為一部長篇巨製，《悲歌》沒有拘泥於搜集和整理曆史上的文化碎片，而是把當代生活納入神話的整體結構之中，並力圖通過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曆史建構一種新的詩學結構，突出人在生存史上的主體性，這無疑有著一種很強的創新意義。作品中的主要敘事者是公孫。公孫是一個無意識進入曆史並經曆了創世的人，是一個貫穿曆史和現實的人。作品通過他與少女蕙相愛，被無形的力量強行拆散。然後離家出走，逆黃河而上，穿越高原、草原、沙漠和戈壁，進入河西走廊、翻過雪山，參戰、死亡、再生、還鄉等生死輪回和精神裂變，完成自己的生命曆程和心路旅程，並展開了中華幾千年文化的帶有虛幻色彩的曆史故事。詩中融入了曆史與現實的深刻內涵，人生與神話、生存與理想的多種模式，進而顯現了《悲歌》的博大精深的語義。
在《悲歌》中，作者著重渲染了人類生存中的原始衝突：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死亡之間的衝突。正是這些衝突揭示了公孫自身與外界的衝撞，個人靈與肉的對峙，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人的冶煉和再造，超越了個人恩怨而形成了成熟的人類意識，從而完成了生命的超越，“使關愛演化為博愛，體現出了大悲大善之心”，公孫也完成了他從曆史到現實，從現實到曆史、從此生到永生的生命曆程，“完成了自己的再造，也完成了‘人’指派給他的使命，實現了生命全體的偉大複興”，〔11〕從而成為了“一個行走在大地上的活體雕塑，成為人類健康、文明、進取的象征”。該詩正是通過公孫“一個人的生平而展開了整個東方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並深入到人類的集體幻覺和記憶中，複現出中華民族古老而輝煌的文明”〔12〕。
公孫始終穿插在曆史與現在、過去與未來中，在他的雙向矚望中，曆史與現在、過去和未來遙相呼應，彼此滲透和交叉。他是一個洞徹過去、貫穿曆史、通向未來的智者，是人類生活的啟示者、引領者，“在他麵前，人類無處可躲，不再有隱私”。如他對戰爭的認識：“人類是一個自我複製的群體一再上演著/同一個悲劇並且饒有興趣從來不肯停頓”，“當你把歲月疊起來裝訂成冊/你會看到驚人的相似之處每一頁都是另一頁”，“什麼都沒有變變的隻是時間和麵孔”。這是對人類曆史的精辟歸結。在人類生存的充滿矛盾、抵牾的生存之路上，“公孫找到了一條互為之路”，因為“世界乃是一體，由於我們靈魂的低矮和短見而隻看到事物的單麵”，但“公孫看到了全部”〔13〕。這正如他所說：“從以往的歲月中回到今天”，“我在恢複人類的記憶/讓過去的時光重現於世/也為了與先人團聚/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走向未來/使時間在同一點上（像一滴水）/反映全部的文明。”也正是這樣，《悲歌》通過公孫這個人物的生命曆程寫出了人類的生存史、命運史。也正是通過他使得曆史與現在、過去與未來“形成了一個對立又平衡的結構，相互牽連、映照和補充，並在多層次上展現出立體的多側麵，使扁平的生存史站立起來，變得厚實而靈動”，〔14〕從而顯出意蘊的深邃，內容的厚重。這個“神話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可以生長的寓言結構，更重要的是喚醒人們心靈中的神性，獲得一種上升的信心和力量，抵禦生命中的阻力和下沉的慣性”。〔15〕所以，“《悲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幻象，更不僅僅是公孫個人的心靈史，而是關乎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含量、思想深度和精神指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