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盡管在戰略上可以蔑視敵人，可在戰術上，袁世凱決定要認真地好好教訓一下大石，並將其從朝鮮這塊地盤上拚兌滾蛋。
袁世凱派人找來閔泳駿、鄭秉夏和閔泳達等人，將早已譯為朝文的《韓論》遞給他們看，三人擠著腦袋認真閱讀後一個個不禁怒火中生，破口大罵大石正已狂妄囂張、可惡至極，表示立刻回去稟告國王。而袁世凱要的就是這個，果然國王李熙和閔妃聽了彙報，齊罵大石是無恥之徒，陰險小人。一時間大石便成了朝鮮宮廷上下的眾矢之敵。“防穀令事件”及賠償交涉，大石雖然多次與朝鮮談判，但均因此時的大石正已深為朝鮮君臣所狠，朝鮮官員直是與其周旋，就是拖著不辦，使得大石多次碰壁，難有結果。
1893年2月，日人又單方麵將“防穀令事件”與“鹹鏡賠償案”的賠償欲由原來的10.8萬元，一下子提高到17萬餘元。大石正已就像個無賴之徒，整天跑到朝鮮外署大吵大鬧，強逼著朝鮮賠錢。當時的情況朝鮮的確窮得快要揭不開鍋了，連耗子都準備簽證兒出國逃難了。而日人正值經濟日日升騰之勢，根本就不差錢，提出這樣的要求，實在欺人太甚。
這天，被逼急了的朝鮮外署督辦趙秉稷和鄭秉夏兩人一起前來拜見袁世凱，聽了兩人所述，袁世凱不以為然地說：不用怕，這事交由我來處理。二人聽了，心情這才鬆馳了下來，連連道謝。
袁世凱在趙秉稷和鄭秉夏二人走後，便立即將公署所掌握的“兩案”材料，作一詳細梳理檢索，對比研究，得出的結果是：他媽的，這算個什麼逑蛋嘛。於是，袁世凱又鼓搗起文墨，代朝鮮外署撰擬了一份照會文稿，有理有據地回駁了日人的無理要求，照會文稿大意這麼幾條：一、“防穀令”係依照韓日條約規定辦理，日使本無幹涉之權，近藤既與閔種默議妥解決方案，事後不宜再提無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項直接損失，計算錯誤，三萬八千餘元之數誤為四萬八千餘元，第二項所列利息二萬餘核算不實，要求過高。三、第三項所謂日商損失超多部分與第四項“延滯利息”，韓方均無賠償之責。四、綜合各項統計資料加以核算，朝鮮政府應付賠償額為四萬七千五百餘元而已。
照會文稿寫就，袁世凱交待朝鮮外署督辦趙秉稷將文稿謄譯好後遞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後，氣得直蹦高，罵罵咧咧，這一定是袁大腦袋搗了鬼，並輕蔑地向著趙秉稷說，我不會和一個受袁大腦袋操縱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們議政府談判。由於朝鮮王廷上下，早已對大石的傲慢無禮充滿著厭惡，大石的提議遭遇了朝鮮官員的拒絕。甚至就連除美國之外的各國駐朝領、使，雖但不願幫忙從中調解，反而對這個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時的大石終於按奈不住，開始暴露了自己的本來麵目，遂於1893年4月2日，建議日人政府對朝鮮采取武力威脅，出兵占領仁川、釜山海關。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於日人政府出於多種原因考量，而認為出兵時機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並於4月12日向大石發出訓令：
此時不擬再言及他事，惟於袁氏交好。當實行此一手段時，務使袁氏協讚我案，樂意勸說朝廷，以結束本案為上策。縱使朝鮮政府不聽袁氏勸告，無異使袁居中調停之勞歸諸泡影，則袁對朝鮮政府之感情必趨惡劣，朝鮮政府無異開罪於中、日兩國。將來在本案處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與中國之糾紛。
關於“防穀令事件”和“鹹鏡賠償案”，事實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內閣總理時，就試圖借用清政府對朝鮮王室的特殊影響力，盡早解決這一外交懸案，因為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經多次在眾議院議會席上，受到日人自由黨和改進黨的攻擊質詢。可是事情卻因伊藤的猶豫未決一直拖至今天，而今，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1893年4月12日，受伊藤博文指示日人外務卿陸奧宗光通過駐天津副領事荒川已次，致函李鴻章之子李經方（作者注：李經方曾於1890年1月至1892年10月間擔任大清駐日公使），請求小李從中幫忙。李經方提出了讓大石與袁世凱協力合作的建議。陸奧宗光遂於當天致函李經方轉請袁世凱調停，並在同一天向大石正已寄出了前麵那道訓令。
在大石等候訓示期間，賠償談判一度中斷。為了打開談判僵局，朝鮮方麵願意根據“閔梶協定”，即以6萬餘元之賠償，結束此案。這比袁世凱代擬照會中所列四萬七千餘元，還高出一萬二千餘元。對於朝鮮方麵這種主動打開僵局的做法和誠意，袁世凱亦表示讚同。可是大石卻非常頑固，堅決不與朝鮮外署對話，要求一定要與朝鮮議政府徑直交涉，大石的要求自然遭到朝方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