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兩度貸款給朝鮮，不僅加固了中朝宗藩關係，提高了大清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而且挫敗了日人利用李仙得、葛累好士之輩，藉以貸款染指朝鮮海關，進爾榨取朝鮮經濟利益的不軌圖謀。同樣由於兩次貸款本息的償還，釜山兩地海關稅從中優先撥付，因此，中國貸款本息的償付，遂躍居仁川日本正金銀行撥付仁川關稅存款優先順序的首位，這也讓日人隱忍含悲，忿恨不已。
另外，又根據第二次貸款合同附加條件，力挺廣東富商“同順泰”號老板譚以時集資華、韓股份，購買多艘小輪，組建朝鮮內河小蒸汽船會社，承擔著朝鮮每年十萬漕米的運載，而且不許朝鮮再與他國定約接運。這也讓日人很受傷，因為日人的兩艘小輪此時也在朝鮮的內河路得正歡呢。
為此日商大肆活動，到處說理，可是日人政府亦無辦法為日商挺下腰杆。袁世凱是何許人也？這是一個日人殺也殺不掉，且又躲之猶恐不及的人物啊。
後見日商實在聒噪煩耳，日人政府還得拿朝鮮政府開刀，又重將一樁舊案提起，這事後來還鬧大了。
所謂舊案，也就是發生在1889年後秋的“防穀令事件”——
這年秋天，日人各地鬧災，穀米欠收，於是大量從朝鮮輸入糧食。日商在其政府支援下，以“高利貸商業資本”向朝鮮購買米穀與大豆。米穀可以蒸著當飯吃，大豆卻被日人日弄成一物兩用，豆漿做成軟不拉及的日式豆腐，豆渣經過發酵弄成大醬。因為日人包括韓國人都愛喝醬湯，看看今天日人逢人老是斷了脊骨頭似的弓著個身子，女人說話是那樣少氣無力，你就明白，他們是喝醬湯喝成那樣的。
日商把大量穀米和大豆源源不斷弄回東瀛小島去了，可朝鮮這邊又不夠吃了。於是乎，時任鹹鏡道監司趙秉式因管轄片區兼收，頒布擬自10月24日起，以一年為限，禁止豆糧出口的“防穀令”。並依據《朝日通商章程》第37款之規定，於實行前一個月，先行通知日人駐朝領事。但由於“關文”在送達途中耽擱了時間，日人駐朝領事接到“關文”時，已是晚半月了。但趙秉式並不理會這些，依舊按原計劃，嚴厲執行“防穀令”。可日人駐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鋤見沒了醬湯喝，說什麼也不幹了，他堅決不承認鹹鏡道天災或欠收之說，要求撤消“防穀令”。朝鮮王室在日人一再催促下，不得已飭令趙秉式即時解禁該令，可趙秉式竟抗命不遵。
所謂“防穀令”是朝鮮政府禁止穀物輸出的政令，此令不僅針對輸出國外而言，即便國內一道一甚府至一縣，亦可禁止穀物輸出，而且無需經過政府核準。也就是說，凡各道、府、縣轄境內遇到災荒欠收時，各級政府皆有權頒布此禁令。
近藤真鋤見趙秉式拒不撤消禁令，就要求朝方懲處趙秉式。近藤真鋤蠻橫無禮的要求，不免有著幹涉朝鮮內政之嫌，別忘了朝鮮除在“上國”那兒不自主，出了宗藩體製這道圈子，朝鮮總還算是個“主權”國家嗎。再者說，此事就《朝日通商章程》而言，“防穀令”於實行前雖有預先一個月前通知日方的義務，但卻無征求外國公使同意的必要。至於自個無醬湯可喝，這事可怪不得那誰誰，何況人都喝成那樣了，幹脆不喝也罷。
事兒一直鬧到這年年底，趙秉式這才勉強宣布解除“防穀令”，可在鹹鏡道的偏遠地區實際並未解禁，這讓日人很不高興。
日人駐元山領事酒水三郎主張派兵艦赴韓示威——這就是日人的豺狗本性，“獵物”稍有不從，便齜牙威脅。甚至日人外務當局亦認為非撤趙氏而不足以達到解禁之實。在近藤真鋤一再催逼下，韓廷終於在1890年4月，改任趙秉式為江南道監司。按說，“防穀令”已經解禁，當事人也調離了崗位，“防穀令事件”至此應該結束。但日人又不幹了，搞大豆買賣的日商認為在“防穀令”施行當中，他們蒙受了損失，要求賠點錢。
近藤真鋤答應了元山日人大豆商的訴請。但不知為什麼，直到1891年3月，日人才派石井菊次郎、鬆井慶四郎 “二狼”前往元山作實際調查，並決定進行賠償交涉，令新任駐朝公使梶山鼎介向朝鮮政府提出賠償要求。
對於日人提出的賠償要求，當時朝鮮廷臣中分成兩派意見：一派讚成賠償，並懲處趙秉式：一派反對賠償，極力袒護趙秉式。並對外督辦閔種默大為抨擊。
對於兩派意見，袁世凱偏向於後者，認為作為外署督辦閔種默未能做到據理拒駁，任意收受日方照會。可國王李熙於派員調查本案真相之後，還是選擇前麵一種意見，準許賠償。
1892年8月4日，朝鮮外署督辦閔種默照複日使梶山，在日方提出索賠14萬元的要求上，隻認賠6萬元。日使梶山覺得尚且說得過去，而日人大豆商則大表弄議，日人外相陸奧宗興亦表示拒不接受。並派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赴韓協助梶山進一步交涉。這真象是一群餓極了的豺狗啊！
然而，此案未了，又添新案。日人大豆商又指責黃海道監司吳俊泳擅自施行“防穀令”，讓日人大豆商再蒙損失，其數目約在4.8萬元以上，並要將此“黃海道案”納入“鹹鏡道賠償案”一並交涉。
甚者，就連日人自由黨與改進黨亦將此案作為攻擊伊藤政府的資料，甚至在眾議院議會上提出質詢。使本來一件很是普通的經濟索賠案件，不僅成為日人內政爭鬥的由頭，並且由此一路上演到重大外交問題。
1892年12月，日人政府突然宣布，免去梶山，改派大石正已繼任駐朝公使。
袁世凱由於隻顧忙碌樸定陽違章案，按連帶修理整治李仙得和葛累好士，以及後來又因牛太夫人逝世回了一趟國。等從國內回到朝鮮後，又忙著給國王、王妃跑路搞貸款。而對於“防穀令事件”及後來賠償糾紛，也沒太往心裏去。可是，如今來了大石正已，情況就不同了。
對於大石正已的到來，袁世凱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先是從日人那裏人還沒出窩，大石正已就叫嚷著，到了朝鮮一定要對那個袁大腦袋實施強硬手段，為了以雪其人訪日期間肆意蹂躪日人“櫻花”之恥，誓於袁大腦袋血拚到底。袁世凱自覺理虧，因為“那事兒”的確幹了，對大石的叫囂，隻當惡狗狂吠。可是，大石這個不要臉的家夥竟還舔不知恥地拋出了個名曰《韓論》的狗屁東西，在裏麵，大石象隻得了狂犬病的瘋狗，逮著誰咬誰，大罵俄國人笨熊無誌，中國人偷安畏事，罵英國人、德國人隻會腰裏別支獵槍跑到公園裏打兔子，罵美國人最無恥又膘且霸，還蠻不講理。這些袁世凱也很無所畏，本來嗎。然而，令袁世凱不可容忍的是，大石在《韓論》裏竟然明著侮辱朝鮮，暗裏劍指大清，說朝鮮人人種劣等，IQ低下，百姓愚昧呆鈍，懶惰成性，當官的貪腐享受，不理政務。此非日人指導扶持，否則這個國家就玩完了。《韓論》裏還狂妄宣稱：將聯合各國駐朝公使，共同扶持朝鮮自主，再也不受清國欺淩，驅逐清國派遣海關官員，支持朝鮮派遣出使歐洲五國。大石完全擺作一付與袁世凱決戰的架式。袁世凱自然不懼，他電告李鴻章：前年韋貝，德尼等謀使韓國自主，迄無寸功。倭強大不如俄國，大石陰險狡猾不及韋貝等人，各國未必聽其聯合，庸人自擾，沒什麼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