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袁世凱第二次到朝鮮，在以往的眾多著述裏大都有著一個千篇一律的說法，既“護送大院君李昰應回國，籍以箝製閔妃親俄投俄。”至於清政府與李鴻章為何要選在這個時候，為何要選派袁世凱護送大院君回國？又為何要以此箝製閔妃親俄投俄（要知道，李氏對朝策略一直實行的是“以夷製夷”，甚至還鼓勵朝鮮效仿此法）？這在眾多著述裏並沒有對此有一個完整清晰的交待。即使有，卻也多是如蜻蜓點水，略而概之，語焉不詳。這也正是在上一章節中之所以用了一定篇幅述說第一次“朝俄密約”與“巨文島事件”的原因所在。
因為，正是有了第一次，“朝俄密約”與“巨文島事件”的發生，從而引發了清、英、俄三國在朝鮮半島的一場冷戰！更加之甲申兵亂之後，日人在朝鮮問題上采取了“退嬰”政策”，這才導致了東亞國際關係的迅速轉變。在這樣一個列強紛爭，雲波詭譎的國際關係大動蕩局勢下，清政府與李鴻章這才決定釋放大院君李昰應回國，繼續對朝鮮實行“積極政策”，即一麵與事大派和大院君李昰應結托鞏固清國在朝勢力，一麵讓大院君李昰應憑借“上國”之威“以父臨子”，箝製閔妃引俄拒清。
若問這世上誰是最可憐的人兒，其當仁不讓者怕是就數大院老頭了。當初嫌大院老頭有礙手腳時，沒容商量就把人捉回大清，往保定清河道舊署衙那麼一丟，從此幾乎與世隔絕，鮮有問津，好象大院老頭突然一下子於人世上蒸發了似的。眼下朝鮮半島要有大事發生了，正愁無處施計之際彼老李忽又想起了此老李，乖乖裏格隆，這不還窩住個“奇貨”的嗎！
事實上在此之前，鑒於朝鮮在東北亞地域所處特殊地理位置，其對於大清安全利益上的重要性，是當時清政府朝野內外之共識，正如李鴻章所涵概那樣“即附我東三省之背，使大清岌岌不能自安。是朝鮮與我大清實有唇齒相依之勢，不能無休戚相關之情”。“查朝鮮三麵環海，其形勢實當東北洋之衝，而為盛京、吉林、直隸、山東數省之屏蔽。……倘為俄人占據，與吉林、黑龍江俄境勢若連雞，形如附背，則我東三省及京畿重地，皆岌岌不能自安，關係甚重。日本近與開埠，陽為各國先容，而陽嗾朝鮮堅拒。其意甚叵測。
如今發生了第一次“朝俄密約”與“巨文島事件”，清政府將如何處置朝鮮，朝廷內外頗有岐見：一是有人主張在朝鮮設立“監國”，全麵掌控朝鮮內政外交。代表人物如張佩綸、張謇、袁世凱等；二是另有人主張收朝鮮為行省，改道為郡，全麵吞並。代表人物如駐俄公使劉瑞芳、李鴻章幕僚姚錫光等；三是更有人主張宣布朝鮮中立或由清、日共同保護，代表人物如兵部右侍郎，駐英俄大臣曾紀澤，駐日公使黎庶昌等。前兩種意見很是引起了朝鮮和西方各國的擔憂，他們怎麼也想不到一個本就似有非有，令人深感撲朔迷離的“朝俄密約”和一個小小“巨文島事件”會讓大清反應如此之大。尤其俄國，看到清政府和英國在維護大清與朝鮮宗藩關係上的默契和堅決，很是吃驚，不得不將對朝鮮的野心暫且收斂。至於後一種意見則是清政府與李鴻章堅決反對的，何況以上三種意見均為清廷朝中一些臣工的個人意見，而非主流觀點。事關重大，李鴻章為此大傷腦筋。不過，經過綜合來自多方麵意見和觀點，李鴻章還是決定釋放大院君李昰應回國。對於李鴻章這個最終決定，其中日人外務卿井上馨與袁保齡對其影響甚巨。因為就在清政府與日人剛剛簽罷“天津條約”，便在國際社會上出現這麼一個傳言，說俄國人將援引清日“天津條約”出兵朝鮮，而且英國人又派軍艦占據巨文島以防俄國人南下。這很讓日人擔心，一旦俄國欲突破“對馬”占據朝鮮濟州島或其它沿岸島嶼與英國人相抗，則勢必構成對日人國防上的威脅。事實上還在清日天津談判期間，清日兩國間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消息，即朝鮮已派遣官密使赴海參威乞求俄國保護，並且這樣跡象越來越加明顯，這就更加引起了日人的格外不安！雖然日人在簽訂天津條約後，在對朝鮮政策上由積極攻勢轉變為退壘守讓，與大清取得妥協，默認清政府對朝鮮的宗主權，但這些隻不過是日人在無奈情況下所采取的退嬰政策。又由於甲申政變，日人在朝鮮已是聲名狼藉，不但多年來在朝鮮所扶植的親日勢力被袁世凱幾乎拔了個羽淨毛光，而且大清在朝鮮的勢力更加鞏固，一時半會地還真不好挽回這種頹勢。當然也就更無力於插手幹預英俄在朝鮮半島的矛盾衝突，於是日人便有意與大清合作，聯手製俄南下。
1885年4月，日人駐朝公使近藤真鋤獲得確切情報，朝鮮與俄國的陰謀勾結越來越加頻繁，日人外務卿井上馨深感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擔憂朝俄一旦結托，俄國人會因巨文島事件為借口插手朝鮮事務，若然英俄兩國繼阿富汗之後再度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則勢力造成東亞局勢惡化，“日本近海將成為爭奪之焦點，東亞和平殆不可保”。井上馨判斷，目前的朝鮮緊張局勢是一些國家欲意瓜分朝鮮政策的開始，而日人又不能對其采用強硬對策，因為日本從農業封建社會才走上資本主義不久，經濟力量甚為薄弱，國庫不豐，軍備的擴允尚未完成，還不敢對外冒然發動戰爭。惟一的辦法就向大清俯下身子，共同禦俄。當日人下定與大清合作，共同抵製俄國對朝鮮的可能幹涉後，1885年6月5日約會大清駐日公使徐承祖，把這一準確情報提供給了徐承祖。1885年7月2日，井上馨又特別訓令日人駐清國公使榎本武揚向李鴻章當麵呈遞他剛剛擬好的《朝鮮外務八條》，並向李鴻章口頭轉述井上馨建議，希望大清能夠釋放大院君李昰應回國。同時為了向大清示好，當衝繩縣令西村舍三報請內務卿山縣有明在釣魚島，久場島和久米赤島上樹立標樁。山縣有明和井上馨商議，井上馨在答複中指出，這些島嶼接近清國，就是清國所稱的釣魚台，黃尾嶼和赤尾嶼，建議暫緩樹立標樁。李鴻章對於井上馨的《朝鮮外務八條》及釋放大院君的建議極表讚同，《朝鮮外務八條》就采納了其中兩條；如第五條“應擇美國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鮮政府委用，以代穆麟德”和第六條“清國駐紮漢城之坐探國政大員，急宜遴派才幹較長於現在駐紮之員。”可對於日人的示好，老李卻毫不領情。
但是最終促使李鴻章釋放大院君李昰應回國的是袁保齡。在甲申兵亂之前，袁保齡就曾建議李鴻章“以父臨子”，釋放大院君李昰應回國，李鴻章卻態度左右搖擺，難下定奪。甲申政變之後，袁保齡更是多次向李鴻章推舉自己“以父臨子”的主張，且闡明觀點地認為，大院君李昰應屬老牌事大派人物，一直積極忠於大清上國，此人在朝鮮民眾中有很高威望，“以父臨子”，下點功夫，定能把李熙、閔妃那兩個總想朝著“引俄拒清”這條邪道上跑的衝動青年給拽回來。對於袁保齡“以父臨子”，放由大院君李昰應回去收拾人心的主張，李鴻章還是滿讚同的，於是他便將此上報清廷。
清廷很快頒下諭旨：所有赦回李昰應一切事宜，著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共同商定。雖然由於朝俄勾結愈演愈烈，清廷對朝鮮局勢惡化亦深感憂慮，諭旨李鴻章會同總理衙門共同商定，然總理衙門對於“釋李”一事似乎並不熱衷，但也沒有表示反對意見，隻是讓李鴻章審慎從事，酌情處理。
盡管“釋李”一旦事得到清廷和總理衙門旨準，究竟以怎樣方式“釋李”才為妥帖，李鴻章對此是頗費周折，顯得十分慎重。因為此舉事關整個朝鮮局勢，半點含混不得。從當初“捉李”到如今“釋李”，要想使之成為一個首尾完美佳作，李鴻章必須做足如下三大功課：
首先需要派人約談大院老頭，摸底其私下心理活動，當然這並不是說怕老頭一聽放人，耍老小孩脾氣，使清廷捉人容易放人難。其實大院老頭自被捉來大清圈禁保定舊清河道署那天起，就時刻想著歸國那天。特別是當1884年，因中法戰爭失利，清廷罷免了“鬼子六”奕訢總理衙門領軍機大臣，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當政的呼聲很高，政治嗅覺一向敏感的大院老頭認為自己歸國有望了。在他看來以醇親王與自己有著相同的身份——都是王者之爹，定會感觸和同情自己，傾聽自己。於是大院老頭幾乎傾盡雲峴宮所有，大行賄賂，積極開展自我解放大運動。豈料其結果是人算不如開算，枉是大院老頭花盡了銀子，最後卻全打了水漂兒。原因是在清廷這場人事變更中，是禮親王世鐸取代了“鬼子六”，醇親王謹遵懿旨混了個“幫辦”，氣得大院老頭直想結根繩子吊死自己算啦。
不過大院老頭也不用氣，事兒雖然沒辦成，但醇親王畢竟還是幫了他的，為此還差點把醇親王奕譞嚇了個半死。
有一天朝鮮國王李熙有谘文到京，醇親王看又是乞請釋放大院君回國的事，正好借著這個機會，就麵奏慈禧太後，請求恩準，成全李氏父子之情義。豈料慈禧太後聞奏，突然麵色一沉，說不能放，我就是要通過囚禁李昰應，讓那些把自己兒子過繼給別人後的父母們，有所警惕不敢妄為胡來。醇親王聽了這話，頓時嚇得臉色大變渾身顫抖，雙膝一軟，便跪在地上不敢起來。他心裏明白，慈禧太後這是借李昰應在敲打自己，怕自己效仿李昰應，把持朝政，以謀大位。慈禧太後見醇親王竟嚇成那個樣子，知道自己的預期效果起作用了，就又不失時地立馬安慰起醇親王來了，說你醇親王可別多心，我知道你是個忠臣，我這話也不是對你說的。說罷命內侍扶醇親王下去。醇親王回到王府，像害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好幾天沒能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