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澄、續昌等乘坐的“超勇”號兵艦到達煙台時，已經臨近年關了。再往天津去海麵上仍有冰凍，兵艦無法繼續前行。後經過打聽得知，從煙台由陸路赴天津至少也要一個月，而且車馬也不好找，後經請示總理衙門，待明春開凍，再乘船前赴天津。於是吳大澄、續昌他們一行人就都住在煙台的鎮海樓，在煙台度過了一個多月的寂寥生活。直到1885年2月初，他們這才乘輪前往天津。
一行人到了天津，吳大澄在向李鴻章複命時，著實把個袁世凱大大地誇讚了一番，說袁世凱這人簡直就一奇才。甚至對李鴻章說：公一向說張幼樵（佩綸）為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張幼樵，乃袁某也。吳大澄到北京總理衙門複命時，就象現在的一個製造明星的炒作高手一樣，又到處宣揚袁世凱如何膽識過人，如何英勇果敢，如何玉樹臨風，公才可大用也！一下將袁世凱熱炒得朝廷上下沒有不知道袁世凱這個人的。大家都很想早日見到這個人，很想先睹為快地瞧瞧這個玉樹臨風者到底啥模樣。更有甚者，這個吳大澄就象著了魔似的，竟還楞將自己的寶貝女兒許配給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
而袁世凱到了天津後，稍作安頓下，便前去拜望了周馥等幾位北洋幕府中與其叔父關係不錯的人物。隻可惜的是，這次他未能見到張佩倫。就在袁世凱到達天津的前幾天，張佩倫與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因福建水師全軍覆沒一事，被朝廷褫職一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遣戍察哈爾察罕陀羅海張家口等地。
在等待李鴻章召見中，袁世凱接到叔父袁保齡的來信，叔父信中告誡他：
在津千萬勿談及孝亭（作者注：吳兆有字孝亭）一字短處，此事關人福澤度量，非僅防是非也。住津之日，酒食應酬得推則推，戲亦不聽，其它更無論矣。百番謹慎，少帶無謂之人，少作無謂之闊，切囑切囑。
袁世凱看了叔父的來信，“吃吃”笑了起來。在這個壞小子看來，叔父的話不可不聽，但也不能全聽，全聽會憋毀“爺們兒”的。慎言慎行這沒說的，不讓出去聽戲，不讓整兩口小酒，你說這男人一個人窩屈在旅館裏還有什麼意思？那年在天津直隸幕府跟人打工那會兒，同僚就誣陷他常去天津候家後找小姐，其實候家後到底是個啥樣他真不知道。他很想趁著閑聊無事去那體驗一把，記得李爵帥說過的，“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貪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既然李爵帥都這麼說了，袁世凱有此“小事一樁”之荒唐念頭也就不足為過了。其實他那位叔父也許還不知道，甲申政變鑒於他的功勞大大的，閔妃就親自一次性地向他頒發了“一妾二婢”的重獎。袁世凱可能覺得不夠過癮，幹脆又把那二婢也圈進了自家被窩裏。
隻可惜了，袁世凱空有其念，卻未得逞。因為直隸總署來了一位小廝，告訴他李爵帥明日召見。
第二天，李鴻章在直隸總署召見了袁世凱，由於彼此之間曾有過一麵，所以大家就不用多作客氣了，隻管開門見山就行了。
李鴻章首先想聽一下吳大澄口中所喧然的，這位“天下奇才”對目前朝鮮形勢的看法。
袁世凱稍作敏思對答如下六條：一、韓王昏聵糊塗，最易受人煽惑，又複見異思遷。我國家不派明正大員駐彼監督，久必為日俄所愚，叛我獨立。二、朝之臣民多數皆主獨立自主，欲脫我範圍。如若井上馨放言，今駐兵撒朝，獨立派之範圍，必日見膨脹。三、我國家現派駐韓之陳樹棠，其名為辦理商務委員。東西各國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員對於代表國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遠。遇有外交，進退皆難，且久必為各國公使所鄙。雖上國對於屬邦不能同於各國簡派駐使，亦當酌派位分稍尊之員，增其權限。且我國家在朝鮮應辦之事，實不止於商務，今僅定名商務委員，是自縮其權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監國。四、大院君智謀才略，實勝其子數倍，頗為其國人所尊敬，且深明大義。光緒八年不得而虜歸，茲宜曉以大義，赦其回歸，使其譽父子同心協力，於其國計頗有裨益。五、責使國王李熙任資深事大黨人，修明政治，減輕百姓疾苦。六、朝鮮新軍前後兩營已跨，必須再募兵丁訓練，以資保衛。
袁世凱說完，李鴻章滿意地點點頭。其實在袁世凱答過程中，他一直在認真地傾聽。這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爵帥，對於“袁六條”頗為賞識，再加上之前吳大澄的一番熱炒，袁世凱早已騰譽京津。李鴻章認為，吳大澄所言不虛，此子並非浪得虛名，實乃大才堪用。
當李鴻章又向袁世凱詢問他與慶軍將領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時，袁世凱牢記叔父的教導，他不為自己辯解，辯解也是彼勞的。他更不說吳、張一句不是，這關係到一個人的“福澤度量”問題嘛。袁世凱這一出現學現賣，很令李鴻章感懷。
這時，駐日公使徐承祖發來密電，日人政府已經決定派伊藤博文等赴大清交涉清、日衝突問題。其中透露道：“聞要求數端，惟欲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其餘商議細節，務當斟酌機宜，與辯論，隨時請旨遵行。”
對此，李鴻章問其有何看法。
袁世凱什麼也不多說，隻是將歸國前他收集到的有關小鬼子竹添的一大包材料呈遞給李鴻章。李鴻章隻是簡單地翻看了看，便說：唔，這東西很有用，就擱我這兒吧。
李鴻章翻眼看了看袁世凱，滿意地微笑了下。這會兒，他對袁世凱的精明才幹，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度衡。認為袁世凱完全可以於複雜環境中獨擋一麵，而要把列強環伺的朝鮮牢牢控製在大清的手中，李鴻章需要的正是這樣一位得力人才。
於是李鴻章讓袁世凱繼續回到朝鮮任職，至於任以何種職務待稟明總理衙門定奪。哪知李鴻章話還沒說完，袁世凱就撲嗵一下雙膝跪地號啕大哭起來，說母親大人病重，一定要回河南老家看看。袁世凱是個至孝之人這點不假，回家探母也合情合理。但其內心裏卻打著另外一個小九九。剛才一聽說日人那個叫伊藤的老家夥要來和大清談判，心裏就開始發怵了。袁世凱也想借嗣母牛氏夫人重病，回河南老家，一來盡孝悌侍候老人，二來暫在老家鄉下窺避一下風頭。
看到袁世凱淚涕飛濺地哭成那樣，李鴻章也不好再勉強這個至孝的孩子。因為李鴻章本人就是一位至孝之人，於是就批準了袁世凱回家省親的請求。
袁世凱回到項城老家，渾身好一個輕鬆，每天陪伴在嗣母牛太夫人身邊，端茶舉膳幸福並快樂著。
可是李鴻章卻怎麼也快樂不起來，因為伊藤博文來了。
關於伊藤博文這個老鬼子很有必要讓大家了解一下。因為這個人就是當年清日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
伊藤博文於184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熊毛群束菏村。其父林十藏，母名琴。這個林十藏去荻城謀營生時，被下級老武士伊藤武兵衛收為養子，改姓伊藤。當然這個林十藏的兒子也就跟上姓伊藤了。伊藤博文小時候叫伊藤俊輔，17歲入鬆下村熟，大約就是在這段讀書期間，伊藤俊輔改名伊藤博文。博文大約是取《論語？雍正》中的“君子博學於文”的意思吧。看來這日人相信漢文化能給他們好彩頭。“明治維新”取自《詩經》，後來他們搞的還很成功；伊藤博文摘《論語？雍正》中的“君子博學於文”，結果成了一代風雲人物。
1863年5月，25歲的伊藤博文同井上馨等5人，受長州藩派遣，去英國留學，回國後提出西學開國。1866年1月，薩、長兩藩下級武士結成倒幕聯盟，伊藤博文參加倒幕戰鬥。1867年德川幕府慘敗，明治天皇“大政奉還”，次年他跟著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做了兵庫縣知事。
1871年，30歲的伊藤博文以副使身份，隨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的使節團，曆時兩年，訪問歐美10國。
1878年5月，伊藤博文當上了日本內務卿；1885年任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從這一年到1898年這期間曾4次組閣。1894年策劃發動清日甲午戰爭，使日本從此登上了東亞頭號強國的地位。
“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一個日本曆史上的大政治家，卻是一個十足的好色之徒，並因好色而與豐臣秀吉並列青史。
早在明治維新開始後，伊藤博文就經常在東京的新橋狎妓作樂。這個人對於個人的這點小愛好毫不隱諱，他常對身邊的人說：我對你們什麼也不指望，在我終日為國事操勞而頭痛之時，與其晚餐時讓你們給我倒杯酒，服侍我換衣服，大概還不如天真漂亮藝妓的玉手可解我心寬呀。（春畝公追頌《伊博文傳》）不過，伊藤博文所交往的女性大多是藝妓，就連他老婆梅子也是藝妓出身。
1909年10月26日9時，在哈爾濱火車站，這個到處擴張的風流老鬼子，被朝鮮革命同誌安重根公開做掉了。
這樣一位麻煩角色來大清與李鴻章談判，李鴻章自然要多花費些心思了。所謂來者不善，對方明顯是有備而來，可是李鴻章亦非善與之輩。
伊藤博文是1885年4月3日到達天津，他的身份是宮內大臣，和他一起來的還有陸軍中將西鄉從近。大清則以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吳大澄副之。4月5日舉行首輪談判。談判首先進行的是甲申政變中清、日兩國軍以衝突一事，伊藤博文指控清軍入宮突襲日軍，事後還殺了不少日人。李鴻章根據當時清日雙方往來文件，以及袁世凱提供的那包材料，遂一一駁斥。
李鴻章指出：此次政變的起因是“亂黨挾日兵威戕殺六大臣，舉國臣民怨憤，紛紛赴清國駐朝防營求救，是以該營弁不能不進宮保護。日軍先開槍，清軍才還擊，後來發生的搶劫等事與清軍無關。日人提供的證據係一麵之詞，不足信。”
僅此一項，雙方就進行了5天的辯論，由於雙方辯論十分激烈，相互僵持不下，使談判桌上的會談氣氛十分緊張。
當中伊藤博文曾威脅要罷議回國，想給對手使個下馬威，哪料李爵帥根本不吃他這一套，立刻還以對方一個顏色，怒道：朝鮮事大清並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準備打仗耳。你要打，我奉陪。
李鴻章一通棒喝，把個伊藤博文整得滿腦袋的青圪蛋，氣焰銳減，原來日人也是欺軟怕硬的東西。直到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清政府先期派張陰桓、邵友濂赴東京於伊藤博文議和之時，伊藤博文還記憶猶新地向他們私下談起當時李鴻章的傲然之氣，“謂前在天津見李中堂之尊嚴，至今之猶悸。”
談判桌上李爵帥一通發狠，發得毫無顧忌，是這“老鬼”心裏早有譜。
1885年2月，天津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屬英籍天津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幹赴巴黎促進中法議和。4月4日，金登幹和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在巴黎匆促簽訂停戰協定《巴黎議定書》。中法戰爭至此結束。也就是說，當伊藤博文滿懷信心地於4月3日到達天津，欲乘中法戰爭之機狠敲大清一筆竹杠時，不料第二天，中法就已簽約結束戰爭。伊藤博文當時又哪裏知道這些呢。相反，倒被李鴻章一頓喊打，很出了一口惡氣。
從根本來講，伊藤博文犯不著在李鴻章麵前耍這一套，李鴻章比伊藤博文年齡大了差不多二十歲，小鬼兒想算計老鬼，隻能是自取其辱。自先是你伊藤博文主動上門來找大清談判，政變一事是小鬼子竹添違背政府命令擅自派兵入宮，責任在這個小鬼子竹添身上。但政變既已發動，“召榮致辱，皆政府之責”。作為公使駐外代表的是日人，那麼日人政府就必須承擔責任迅速作出善後處理。這點上雙方心裏都明鏡兒似的，動輒以罷議要挾，實屬無禮。罷議又能怎麼著？隻能激怒對方，把對方往死角裏逼急了，李鴻章就要打仗。小鬼不敢接老鬼的招，實在是伊藤博文摸不清李鴻章的底兒。這叫狗咬狼，兩怕。最終兩人還得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伊藤博文的露怯，大長了大清的威風，李鴻章心裏底氣更足。清、日雙方就政變善後一事的談判，進行了月餘。本來嘛，伊藤博文與西鄉兩人的主要使命就是談判雙方從朝鮮撤兵。而懲處武弁與賠償的要求，隻不過是為了緩和本國內激昂的主戰論，而放出的一顆煙幕彈。雙方經過一番馬拉鬆式的談判，最後就撤兵一事達成協議，至於懲處清軍武弁與賠償問題也就不了了之。議處袁世凱的議案則根據李鴻章提出的折中辦法，以李鴻章個人名義“行文戒飭。”李鴻章在給清廷奏折中說：其使臣所要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恤難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層，尚可酌允。因念駐朝慶軍臣部曲，故由臣行文戒飭，以明出自已意，與國無幹。譬如子弟與人爭鬥，其父兄出為調停，固是常情。所謂“行文戒飭”，其實也就是李鴻章為平衡一下伊藤博文的心理，做個樣子罷了。這絲毫不影響袁世凱的大好前程，反之更加受到李鴻章信任和青睞。
對於清日兩國談判中，李鴻章為袁世凱極力推卸開脫，惜才力保，
叔父袁保齡也起了很大作用。袁保齡在寫給侄兒的信中如是說：“伊藤此次極力欲撼汝，尚賴合肥相國持正，頗費唇舌。此節自是可感，我臨行時早料及，也曾與之麵論及此也。”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袁保齡的地位，及其與李鴻章的不一般關係。
1885年4月18日（光緒十一年三月四日），清、日雙方在天津正式簽訂了《天津條約》，又稱《中日天津條約》或《朝鮮撤兵條約》。內容是：一、議定兩國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三、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
依照條約，日人撤出了在朝軍隊，大清的在朝鮮的駐防軍慶軍三營也全部撤到旅順駐紮。
《天津條約》第三條，等於是大清對朝的宗主權分了一半給日人，關鍵時刻大清再次犧牲了朝鮮利益。第一條大清從朝鮮全部撤軍，更使朝鮮王室庇佑於大清的信心大失。而剛剛恢複和建立起的信心的動搖，引發了朝鮮對大清日後越來越大的離心傾向。而日人卻憑著《天津條約》與《漢城條約》重新恢複了甲申政變中失去的在朝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