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事後回憶說，這是他那麼多年以來，第一次聽到反對和質疑的聲音，他說這很難得，因為一旦當所有人都認為你的想法是正確的，你就很可能會犯錯，至少你沒有辦法更進一步去完善自己的想法了。我們不敢說安德魯先生在哈佛大學折了麵子，但是哈佛的學術氣氛還是讓他刮目相看的，尤其是那些質疑的聲音，完全給各種辯論和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
安德魯先生在談話中強調了人們思維的統一性和慣性，這是人們的一個缺陷，比如我們在生活中接觸到的那些決策方法大都具備一個共性，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我們總是天真地以為多數人認可的東西就一定是正確的，認為沒有人質疑的計劃是非常可行的，可嚴格來說沒有人質疑並不代表就不會出錯。與此相反的是，當事物全部趨於統一的時候，往往會形成巨大的真空地帶和漏洞。
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的思維情感都具有傳染性，這一點在那些電視節目的嘉賓那裏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就像那些可笑的民主決議和大眾表決一樣，當你身邊有人舉起手時，你也會被迫舉起手，接著這個舉手動作會發生傳遞，很快就會有更多人響應這一點。而當多數人都舉手時，你會認為自己舉手是一種正確的表現，因為沒有人會質疑你是否做錯了什麼，你也會樂觀地對待這次的表決。
所以很明顯，當人們在公司中對某項決議進行討論時，一旦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那麼大家就會覺得事情很圓滿，覺得這個計劃非執行不可，到了最後沒有人願意動腦子浪費精力來懷疑什麼，對他們來說，哪怕用屁股也能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當然也有人是天生的質疑者，他們對於生活常常持懷疑態度，不會輕易被迷惑。為了確保決議更加科學、合理、安全，很多人開始在公司內部嚐試建立一種質疑和反問的機製。比如一位叫巴科夫的年輕人就開始了自己的實驗，這位來自哈佛的企業家在公司內部推行了一個新型的討論模式，那就是在每10個人當中，必須要有人對大家的某個決議提出質疑。巴科夫認為：“如果一個團隊中，有10個人都舉雙手讚成某個行動，那麼你就要小心了，因為大家可能陷入了狂熱的狀態。”為了防止出錯，為了防止大家盲目地樂觀，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這10個人中找出提出反對意見的人。
我們要知道巴科夫推行這個方法並不是純粹為了沒事找事、打發時間，而是為了確保討論能夠更加客觀、全麵和理性。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巴科夫的公司中，很少出現決策性的失誤，而且公司的發展運營情況一直非常好。現如今這種方法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歐洲公司接受和應用，效果還很不錯。
事實上，質疑並不困難，也並沒有什麼敵對或者幹擾的意思，而是一種更為負責任的做法。在哈佛大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招生標準，就是所謂的“四個半”，“四”是指學術水平、批判精神、創新能力、解決問題的智慧，另外半個則是指學習的目標和動力。在哈佛人看來批判精神很重要，而批判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質疑精神。據說，哈佛大學在招生麵試的時候，考官們常常會給學生提供錯誤的答案來進行誤導，看看學生是否能夠反應過來，並加以質疑。當然，考官也隨時歡迎學生對一些正確的答案提出質疑。學校認為這麼做很有必要，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起自己的獨立思維方式。
我們需要質疑精神，尤其是那些年輕人，他們對於生活能夠保持更多的好奇心，而且沒有被過多的世俗思維所限製，因此有很大的潛力去挖掘新的內容、新的方法。這些人需要養成質疑能力，需要更多地去批判和質疑生活，質疑前人所創造的生活模式，隻有這樣，他們才能夠超脫束縛，發現生活中的可能性；隻有這樣，這個社會才會不斷進步。
不斷思考才能不斷前進，沒有思考終會被取代
思考是創造未來的前提。
—哈佛法則
哈佛大學的威爾多是空氣動力學方麵的專家，他一直致力於如何讓飛機飛得更快更平穩的研究，他曾經參與過美國戰機F-35的研究製造，曾經參與過對波音客機的改進工作。2003年，他將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公布出來，立即引起了美國國防部和空軍的再次關注，大家都認為威爾多的研究將會成為空氣動力學上又一個突破。
在功成名就之後，威爾多成為了該領域的領頭羊，但是他至今仍然沒有放棄繼續思索，沒有放棄繼續提高飛行速度和穩定性的研究。在他看來，幾乎每一個人的思維實際上都被束縛在現有的認知範圍之內，因此我們所能想到的隻是某種認知範圍內最好的東西，卻沒能超脫出去，其實當你超越現有的範圍去想問題時，就會發現進步的空間還很大。他覺得自己如果不繼續摸索和思考，那麼很快就會被淘汰。
我們大概弄不清楚有多少類似於威爾多這樣孜孜不倦的人，但是毫無疑問，正是這樣喜歡不斷思考的人存在，我們的社會才會處於不斷的進步之中。我們所能夠知道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當印第安人一直沉浸在古老的美洲文化且原地踏步時，世界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英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輕易就征服了這裏，幾乎殺盡了所有的土著人。很顯然，這些歐洲人每天都在思索如何進步、如何變強，如何打造更強的戰鬥力。盡管他們的文明起步相對要晚一些，而且似乎長期落後於亞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但這個世界最終被他們所改變。
對於一個成功人士而言，他最大的障礙往往不是沒有辦法獲得成功，而恰恰是獲得了成功，因為沒有成功之前，他會想辦法去進步，但是一旦獲得了成就，就可能原地踏步。他們當然有權利去享受現有的一切，但事實上這種享受很容易麻痹他們的思維，麻痹一個人的進取心。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我們知道當一個人在某一領域獲得成就時，他的進取心會受到限製，他將沒有辦法再次獲得更高層次的突破。
當年居裏夫人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媒體問她最希望得到什麼東西，她很坦然地說：“自由以及思考的勇氣。”是的，她需要更多的自由來支配自己的生活，同時也需要更多思考的勇氣來繼續自己的研究，很顯然，最後她第二次獲得了諾貝爾獎。無獨有偶，當大家詢問霍金最害怕什麼的時候，這位天才的物理學家很悲觀地說：“害怕有一天大腦不再能夠思考。”
哈佛大學常常會采用一種很另類的教育方式，學校會給學生出一些比較靈活的題目，然後讓學生們想出解決的方法，幾天之後，學校會要求學生想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等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學生們還會被要求，看看能不能想出比前兩次還要好的方法。經過一次次的試驗，學校堅持讓學生們動腦子，直到想不出來辦法為止。
這種先進的教育理念實際上源於古希臘的哲學大師蘇格拉底，他和學生們每天都要經過一條河，由於河水很深，一個人很難渡過去。蘇格拉底於是讓學生們每天都想出一個更好的渡河方法。一開始大家手挽手，接著用拐杖做支撐，之後製造了木筏，後來大家在河岸兩邊拉起了纜繩，最後又想辦法建造了一座橋。很顯然，大家渡河的方法越來越多，而且也越來越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