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讀者更深入地了解美國，本報特請資深記者劉洪開辟“劉洪看美國”專欄，每周一篇。
專欄作者簡介：劉洪，畢業於南京大學國際商務係，現為新華社駐華盛頓分社記者。“9·11”事件後，劉洪是中國第一批進入喀布爾的記者之一，他還曾常駐耶路撒冷，采訪過阿拉法特、沙龍、佩雷斯等風雲人物……
過譽之詞，愧不敢當。身為記者，總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和思考。而之所以選擇美國政界的“中國通”作為題材，是因為我在采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研究者或和中國關係密切者，正成為政壇晉升的寵兒。
其中緣由，不外乎中國太重要了，自然需要更多的“中國通”和中國打交道。但換一個角度看，這何嚐不是中國崛起或中國發展的一個例證？
因為文章撰寫於2007年，“中國背景”的外國高官正處於萌芽狀態。其後出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先後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洪博培、駱家輝，更顯現了這一潮流。
可以預料，在未來若幹年，將有更多的外國高官因“中國背景”受益。當然，正如文章中所說，對中國來說，和這些“中國通”打交道卻是有利有弊。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隨後幾年還會撰寫若幹文章。
這篇文章刊登後引起國內不少好評，多位研究美國問題的中國著名學者後來對我說，他們都讀到了這篇文章。其中不少觀點，他們非常讚同。
水有水的流痕，官有官的軌跡。接觸的美國官員多了，發現會點中文的高官還真不少。開始以為他們是追求時髦，但深入探究，發現這些時髦背後別有玄機：中國現在是美國的熱門課題，“中國背景”已成為不少美國官員晉升的資本。
最突出的是在財經領域。比如新任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Susan C.Schwab），日前在北京的演講中坦陳：自己對中國相當熟悉，20世紀80年代她作為參院工作人員來訪中國；20世紀90年代曾參與摩托羅拉公司在華投資的規劃和談判。此外，在擔任馬裏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期間，她還開設過對華貿易關係的課程。
另一位布什政府的大員、財政部長保爾森（Henry Pauls）與中國更是淵源深厚。他在以前高盛中國網的歡迎詞中就說，自1992年起，作為高盛董事長的他每年都會多次訪問中國。“我本人親眼目睹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這句話顯然不是他的胡吹。
保爾森在中國的人脈，可以說在布什政府中無人能出其右。
此外，在美國也是學而優則仕，越來越多中國問題專家被請上國會或政府講壇，有的隨即作為“稀缺人才”被召進政府。比如，上麵提到的施瓦布，她曾做過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美國目前官階最高的華裔、勞工部長趙小蘭，此前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傑出學者。
當然，也不乏“消極因素”，比如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主席拉瑞·沃茨爾（Larry Wortzel）是一個對華強硬派代表人物，中海油競購尤尼科失利，聯想敗北，背後就有他不少“貢獻”。此人和中國也不乏淵源，他曾擔任駐華使館武官，在北京常駐多年。
作為目前美國官場的一般規律，不能說有“中國背景”就一定能更上層樓，但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心，同等條件下，有中國工作經曆顯然就更容易被提拔。
越來越多“中國通”走上美國政治舞台，對中國來說，究竟是福是禍呢？
首先應該肯定：這是好事。一位美國官員就對筆者說，目前中美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了解，沒有彼此了解，也就談不上互信和深入合作。“中國通”們了解中國，也理解中國人做事的方式，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也相對地更注重策略。
比如，在筆者不久前參加的國會一聽證會上，對於保守派的“中國海外石油投資威脅論”，剛從學者轉型為財政部助理部長助理的弗雷德裏克森女士就解釋說，其實中國目前在海外的石油產量，隻相當於美國石油消耗量的2%，不到世界石油總產量的0.5%，中國海外石油投資對世界能源市場的影響很有限。在這個問題上，國會小題大做了。
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中國通”知己知彼，顯然也會讓中國在談判中麵臨更大的挑戰。保守派的“中國通”指控起中國起來，言辭更尖利，其“中國背景”也會讓他們的“真話”更有蠱惑和煽動性。
研究中國問題成了美國的顯學，與中國沾邊，也就成了美國的“顯人才”。這也並不僅僅表現在政界，商界尤其如此。對負責對華事務的美國高官來說，即使有一天掛冠而去，“中國背景”也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脈和資源。
比如，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離開政壇後印製的名片就是中英文雙語——她作為高級國際事務合夥人供職的威凱平律師事務所，業務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中國企業。剛去職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現在已加盟高盛集團（佐利克後出任世行行長）。高盛需要佐利克這樣的精英推動國際市場，尤其是拓展日益重要的中國市場。
在學術界，情形也差不多。在國會一次中國能源問題聽證會上，我問到堂作證的學者戴維·蓋茨（David Gates），怎麼想到選擇研究中國問題。
他馬上笑了：“現在這個問題多重要！你也知道，中國發展太快了，我們現在都隻談論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