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外企老總批評中國為哪般
在中美關係中，波音、沃爾瑪、通用電氣等美國大企業，被認為一直扮演著“親華”的角色。無論在克林頓時期的“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還是在隨後抵製美對華保護主義逆流方麵，這些企業都為促進中美經貿關係作出了貢獻。
所謂“投桃報李”，中國政府也感恩圖報，每年赴美簽訂大額采購合同，很多就是和這些大企業簽訂。從中國快速發展的市場上，這些企業也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但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這些跨國企業對中國變得頗有微詞。
比如，在以往美國國內對人民幣彙率問題進行攻擊時，美國商界，尤其是這些美國大企業都起到了積極的反製和緩衝作用。
但在2010年的新一波攻擊中，這些對政府有影響力的企業，則大多采取了觀望態度。一些專家對我分析說，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麵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不損害這些企業利益，甚至可能還對它們在中國擴張有所裨益；二則是它們認為中國當時對外資政策在收緊，不滿之下希望借此迫使中國政府作出更多讓步。
這顯然是中國外交碰到的新課題。對於它們的不合理要求，中國自然需要斷然拒絕；但它們所持的正當理由，中國顯然也需要有所回應。這才能形成真正的“共贏”。我注意到，在這些大企業密集“抱怨”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這些企業進行了溝通，並對一些頗受爭議的政策進行了微調；溫家寶總理也明確表示，要創造公平環境，讓外企和中國企業享受同樣的公民待遇。
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 Co.）首席執行官（CEO）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在2010年夏天發表了一番對中國頗有微詞的言論。據《金融時報》報道，伊梅爾特在意大利的一次商業晚餐會上說，外資企業在中國麵臨越來越多的敵意。他說：“我真的擔心中國，我不確定最終他們是否想讓我們中任何一家公司贏或取得成功。”
伊梅爾特並且聲稱，中東、非洲、拉美地區以及印尼這些資源富裕的國家，並不想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他的這番言論，《金融時報》在報道時也指出，這是“罕見的對中國的全麵批評”。《華爾街日報》文章則稱，伊梅爾特成為了最近一個批評中國的美國重量級商業領袖。
外企高管對中國批評增加，這是最近一兩年中國政府對外工作麵臨的一項新挑戰。這倒不是說中國不能批評。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無缺的政府和無可挑剔的政策，外界有所褒貶很正常。但讓我頗感興趣的，則是西方一些人對中國批評的角度和背後的隱情。
按照《華爾街日報》的分析，伊梅爾特對中國憤憤不平，是認為“中國正在係統化地攫取他們的技術，然後利用這些技術在中國及海外市場上與他們競爭”。其意思大致如下：中國通過國內龐大的市場換取了外國的技術，最後又通過這些技術開始和外企展開競爭，所以，外企難免就會“火大”。
“以市場換技術”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捷徑，在很多場合下，其實是一個雙贏的結果，外國企業獲得了市場份額和利潤，中國也從中加快了技術的升級換代。以通用電氣為例，在去年全球銷售額大幅下滑的時候，中國市場卻成為利潤增長的源泉，銷售額達到了53億美元，比上年激增14%。
通用電氣還不滿意嗎？難道中國隻能永遠做通用電氣的市場，而不能發展自身？
可能也認為己方的言辭存在偏頗，反而對拓展中國市場不利，在《金融時報》發表伊梅爾特演講內容後，通用電氣趕忙發表聲明說，伊梅爾特的講話被“斷章取義”了，相關的報道並不屬實，而“中國仍是通用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其實，最近一些外國企業高管對中國迭有怨言，大背景是金融危機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經濟轉型，必然帶來整個產業鏈的調整，競爭勢必加劇；而且，中國取消了外企的超國民待遇，而中國企業實力也今非昔比，這自然招致一些很有優越感的外企的不滿。
這些外企也應以平常心看待中國政策的調整和經濟的轉型。產業升級，公平競爭，這是中國發展的大勢所趨，外國企業應該順應曆史潮流；當然，對中國政府來說，在具體行事時，也須遵守國際慣例，為外企、國企以及民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而不是直接幹預市場的運行。
另外，從通用電氣“危機公關”指斥媒體斷章取義，則讓我隱隱看到一些西方人士一貫的“兩麵派”做法。
對中國來說，既不能對外界的過譽之詞興奮得忘乎所以，也不必對外界的刻薄言辭憤怒得失去理性。如同任何一個國家的政策一樣，中國相關的產業政策也肯定會存在一些瑕疵，外界中肯地提出批評和建議，應該是歡迎的。至於“兩麵派”，在認清他們嘴臉的同時，其實也不妨一笑置之，正如中國有句俗話所說：“哪個背後不說人，哪個背後沒人說”；在適度反駁他們上綱上線的同時，對其中的一些批評，更應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美國高官的“中國背景”：2007年9月，我應邀開始在《經濟參考報》開設“劉洪看美國”專欄，《美國高官的“中國背景”》即為第一篇。
《經濟參考報》由新華社主辦，報頭由鄧小平題寫，在經濟界頗具影響力。對於這個專欄，報社非常重視，這其實也是該報曆史上第一次由海外記者撰寫專欄。我熟識的《經濟參考報》的編輯王龍雲，特意為此寫了個編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