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利奇博士後來也對我坦言，他也隻看到了《中國日報》的相關報道，但該報道顯然又是取自我刊發的新華社英文稿。他評價說，稿件報道得不錯，但讓他感到詫異和遺憾的，似乎隻有新華社發了稿，世界其他大媒體竟“集體忽略”了這條新聞。
在當前中美經濟關係複雜且不利於中方的情況下，獲得這樣一條獨家新聞並向世界刊發，這是一個新聞人的自豪；但美國和世界其他主流媒體的“集體失語”，也讓我反思。
這當中存在多種可能性。
第一，其他一些媒體記者確實漏掉了這條新聞。由於關注點不同或其他事情幹擾，一些財經記者可能忽略了這一事件。因為就在當天，我還參加了美國一些主張與中國友好的議員提交多個加強美中關係議案的記者會，一些到場采訪的財經媒體記者，並未隨後出現在增長俱樂部的新聞發布現場。
新聞是一個易碎品，今天的新聞隻能是明天的曆史。這些記者隨後可能也發現了這條新聞，但由於其已失去時效性，因此隻能放棄。但這也存在一個問題，為什麼不隨後跟進作補充或深入報道呢？
第二，存在一些內部利益之爭。拉特利奇博士對我說，在1930年的簽名事件中，經濟學家曾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這次他們在《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廣告，因此，《紐約時報》可能會感到不滿，拒絕加以報道。另外，也可能因為這條新聞新華社已先予以報道，美國媒體決定不再跟進。
從這種“新聞競爭規避”角度解釋，有一定道理，但我竊以為，美國主流新聞界還不至於為這點門戶之見而放棄新聞原則。畢竟這是1000多個經濟學家的聯合簽名，其中有4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這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是一條小新聞。更何況，聯名信關注的是現在最熱的美中貿易問題，相關的文章在美國各大媒體鋪天蓋地，記者不可能放棄這樣的新聞。
第三，最可能的，就是故意沉默。因為就我所知，個別美國同行其實也知曉這個新聞事件，但最終卻未付諸報道。是這條新聞缺乏新聞點嗎？顯然不是。是這條新聞不適合報道嗎？可能確實有這一點，因為這一新聞事件顯然是為中國辯護。拉特利奇博士就說，在當前批評中國成為時尚的時候，這樣的聲音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對於這樣的聲音，美國主流媒體也似乎在有意回避。盡管在美國媒體上，仍可以同時看到批評中國和為中國辯護的聲音，但這種平衡有時是很微妙的。通常批評中國的報道濃墨重彩，為中國辯護的新聞則輕描淡寫，或者前者往往占據重要版麵，後者則刊登於不起眼的角落。
這種沉默，可能是一線記者的沉默，也可能是後方主編的沉默，或許這是彼此間業已形成的一種默契。但這種奇怪的“集體失語”，凸顯了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作為報道對象的微妙定位，這既是目前對華批評報道甚囂塵上的一個縮影，也可能預示著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中德國”概念背後的玄機：西方對中國的攻擊，有時是當頭棒喝的直接攻擊；有時，則走迂回路線，甚至拉上陪綁者。一個新的不幸的陪綁者，就是德國。
盡管德國是西方國家中的一員，但對於德國的製造業競爭力強和貿易順差，美英等國家一直是頗有抱怨的。新崛起的中國，則顯然有類似於德國的方麵，於是將兩個國家捆綁起來批評，似乎也順理成章。“中德國”的概念由此粉墨登場。
德國很委屈，哪有盟國這樣批評盟國的？但對中國來說，我倒覺得，這未必就是一件壞事，畢竟將一個主要資本主義大國跟中國捆綁在一起，至少中國在捍衛自己的利益時，更容易得到多一點的外界的理解，甚至可能的幫助。
於是，我們看到，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格局正在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大轉變態勢。新興經濟體整體崛起自然是大趨勢，中國和德國的接近，則又是格局微妙的一種表現。這更應了國際政治中的那句老話：“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隻是永遠的利益。”
隨著國際格局的劇烈變動，各種概念滿天飛：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G2）”的概念，哈佛大學曆史學家弗格森創造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新詞，印度政治家拉梅什則提出了“中印度（Chindia）”的說法。當然，更早一點的，還有高盛經濟學家奧尼爾提出的“金磚四國（BRIC）”。
大帽子林林總總、也頗多爭議，但其中最沒有爭議的一點，那就是其中都包含有中國。如果說上述幾個概念都肯定了中國崛起，也肯定了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力，對中國是以“捧”為主；那麼新近出現的“中德國”（Chermany）概念，可就不那麼好了，和“罵”中國頗有關係了。
中國和德國，相隔萬裏，國情不同，發展階段各異，怎麼就連成一體了？
在創造了“中德國”一詞的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兼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眼中，中德兩國雖然有很多差異，但也有很多相似點：第一，兩國都是製造業出口大國；第二，兩國儲蓄率都偏高；第三，兩國都擁有巨大順差。
一言以蔽之，中德都是出口大國和順差國，“中德國”概念不過就是順差國的代名詞。在美國等國就人民幣彙率問題對中國施壓的同時，德國也因出口強勁在歐盟內部遭遇指責。仔細看對中德施壓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逆差國。
鑒於此，德國《商報》曾刊文感慨地說，在經濟和政治層麵，“中德國”經常遭受貿易夥伴的批評，它們被批評擴大內需不夠，沒有促進所在經濟區複蘇——中國對應的是美國，德國對應的自然是歐洲。因此，“這兩個國家受到不同方式的規勸，它們應該增加出口成本——對中國而言，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德國來說，應該提高國內工人的工資。”
出口多了受指責，看來倒也不是中國的專利，前有日本之鑒，今有德國為伴。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在一篇文章中調侃說：“討厭鬼！你努力工作，你儲蓄，你製造商品賣出去賺錢。大家都很高興，然後，你的顧客——愚蠢的揮霍者破產了。你知道嗎？每個人都在指責你。”
很不幸，中國和德國現在就成了“討厭鬼”，按照沃爾夫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中國需要為美國赤字負責，德國則需要為希臘等國的危機承擔責任。而且，在當前順差國和逆差國的“戰鬥”中，順差國最不可能獲勝。因為，“歐元區分崩離析對德國製造業非常不利，美國訴諸保護主義對中國也十分不利。”
中德似乎成了當前世界新危機的罪魁禍首。於是也難怪有美國議員公開宣稱，中國對貨幣市場的操縱，是中國經濟每年10%的高速增長以及美國接近10%的失業率的“根源”。換言之，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主要應歸咎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