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華為遭遇美國“潛規則”(1 / 3)

第四章 華為遭遇美國“潛規則”

截至2011年春,中國外彙儲備已達3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儲備,購買一些美國國債,自然沒任何問題,美國人舉雙手歡迎。大款又送錢來了,幹嗎不要?但如果中國想購買美國公司或資產,許多美國人的態度可就要有所變化了。

比如,最近幾年,中國華為公司在美國的一係列並購活動,哪怕是隻有幾百萬美元的小生意,總會渲染成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風波。在美國政客、輿論的壓力下,這些並購大多铩羽而歸。

這是華為的錯嗎?未必都是。主因,可能就在於美國人對中國的不良心態。按照華為北美地區發言人比爾·普拉默(Bill Plummer)所抱怨的,華為之所以在美國市場連連敗北,原因是美國人總是“戴著棱鏡”看待華為。

換言之,中國竟然成了華為進軍美國的“原罪”。

但這種明目張膽的保護主義的做法,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似乎已成了常態。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起或多起的對華貿易製裁活動,華為公司不過是在美國遭受挫折的眾多中國公司之一而已。難怪《華爾街日報》要斥責奧巴馬是“一位保護主義總統”。

在多次中美對話和談判中,美國高層也總是會強調,歡迎中國投資,會給予中國投資公正的待遇,但華為的悲情遭遇,則成為美國人“口惠而實不至”的最佳證明!

在美國投資的中國大企業中,華為的遭遇可能是最悲情的一個。區區200萬美元收購美國三葉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資產的交易,2011年初在美國一些政客的操縱下,最後隻能無奈放棄。強勢的華為在美國屢遭拒絕,顯然是被“潛規則”了。

美國的投資潛規則的核心詞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國家安全”。隻要是來自中國的投資,美國政客都會拿著放大鏡甚者哈哈鏡觀察,隻要有一點不入眼的細節,就不惜極力渲染。而他們渲染的一個由頭,就是“國家安全”——在國家安全這麵大旗下,美國政府一貫標榜的自由貿易等諸多原則,統統讓路。

這其實不是華為第一次在美國被“潛規則”了。2008年,華為聯合貝恩資本收購3Com公司,也遭到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棒打,原因也是威脅美國“國家安全”;2010年,華為競標美國斯普林特公司移動電訊設備合同,也因美國議員提出的“國家安全”原因而受阻。而此前的2005年,中海油並購美國尤尼科公司也因美國政客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指控無果而終。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它的國家安全真就這麼脆弱?其實,在這一係列受阻的並購案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美國人嚴謹的調查能力,而更多的是想象能力。在當年的3Com收購問題上,我看到當時的《華盛頓時報》就發揮“索引”功夫指出,華為老總任正非曾是軍人,以此暗示華為就是中國軍方的代表,最後佐證出的一個論點就是:將3Com出售給中國華為,將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在這次3Leaf並購案上,美國政客老調重彈,聲稱這筆區區200萬美元的交易同樣因為華為的身份而會損害美國的安全。盡管華為再三表示,中國政府和軍方都不是華為的股東,老總任正非手裏的股權也不到公司的2%,而且,華為歡迎美國政府對所謂的威脅國家安全進行深入調查。但在美國政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撥弄下,華為背負著“中國的原罪”,自然不可能獲得通融。其中,拒絕華為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標榜的公正性就很讓人懷疑。CFIUS由美國財政部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勞工部長、貿易代表等多名內閣官員,具體審查外來投資是否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就曾對我坦言,作為該機構的前成員,她認為CFIUS受政治影響太大,這也是“在美國做生意比較醜陋的一麵”。

遭遇了一係列的潛規則後,美國媒體就總結,一些外來投資不得不“聰明”起來,在美國投資開始遵守四條不成文的規則:第一,不並購整個公司,隻購買小額股份;第二,事先會表明,不尋求控製權,不改變董事會結構;第三,事先與美方相關機構或一些關鍵人物進行私下接觸;第四,避免觸及石油等敏感領域,這些領域即使是小股份,仍可能引發軒然大波。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200萬美元在華為看來隻是非常小的投資,但至少在一個方麵,華為顯然“越界”了。那就是華為事先未將美國“有關機構”和“有關人物”打點好,由此,政客翻臉,合同撕毀,一地雞毛。盡管美國政府口口聲聲確保外來投資在美國享受公正、平等和非歧視性的待遇,但中國企業家還是要明白,這是美國人的表麵文章,在對中國投資笑臉相迎的同時,他們背後還藏著有美國特色的“潛規則”。

麵對“獨秀論”捧殺中國要有“主心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按照許多人的說法,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所謂的“中國獨秀論”由此粉墨登場。既然說中國獨秀,下麵自然就要求中國作出“特殊的貢獻”,更直接的表達,就是中國多掏一些腰包。

“獨秀論”背後有政治文章,這種輿論傾向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按照新華社的安排,我撰寫了相關的評論文章。在我看來,中國未受金融危機嚴重衝擊雖然是事實,但過分強調“獨秀”,卻有“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隱憂。

因此,在文章中,我指出,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較中國也是不遑多讓。某些西方政客和輿論隻拿中國“說事”,誇大中國的經濟表現,要求中國承擔超出其能力的義務,其結果,不過是“挑撥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關係,將矛盾引向中國”。

這篇時評,得到了國內各大報紙的刊用,隻是標題有所變化。我原來取的題目是“警惕一些人用‘獨秀論’捧殺中國”,《新華每日電訊》在刊登時將其改成了:“麵對‘獨秀論’捧殺,中國要有‘主心骨’”。其他一些國內媒體在刊載時,則更簡潔地標為:“中國還是一個資本窮國”。